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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艺术 君烨 篆书 篆体，又称为“篆书”，是小篆、大篆的合称 篆书，汉字的一种字体，篆者，竹之彖也；彖者，豕之汇也；豕者，象之形也。篆书，即象形性较强的书体；即隶书之前的字体。篆书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 小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公元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此语的最早出处是东周春秋时期的《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创制了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后人称之为“小篆或秦篆”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各地的文化交流也方便多了。小篆的制定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的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的过程，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陶文 而我们知道，从文字的发明到逐步成熟，是要经过长时间演化和完善的，因此可以断定的是，早在甲骨文之前，肯定还有更为简单，且并不完善的文字或符号，而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至少还有以下几种: NO.1  大汶口陶文。在山东诸城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的陶片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刻符，距今已经4500多年，这个符号很像是组合型的文字，分别由日上、云中、山为底组成。同时，这片遗址目前仍不时出土带有刻符的陶片，但由于出土数量太少，目前还无法识别其内容。 NO.2  高邮陶文。这是在江苏省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要早一千多年，且被认为很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这些符号被刻在陶盆内壁上，笔画纤细，技法娴熟 从形体上推定，高邮龙虬庄陶文为早于甲骨文的一个文字体系；从其文字组合来看，比较成熟，似成词语，并已脱离了早期发现的如仰韶、良渚等遗存的单个字节，更接近成熟的甲骨文，因而这些文字符号被有关古文字专家称为“对探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十分重要”。 NO.3  半坡陶符1952年，在陕西西安的半坡村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30个文字符号，由于这些文字符号刻划在陶钵口沿上，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能辨识出来，有的学者认为是汉字的起源，还有的学者认为不是汉字。根据考古及结绳记事的结论和推论，经过分析、整理和辨识，发现这些文字符号大部分是象形文字，可以分成两套，并且都是表示1—9数字的，其中有一套数字就是利用与河图、洛书中“五”象形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半坡陶符不仅是确切的数字，而且还可以作为表达其它确切含义的数码；由于这些数码使用频率很高，它们必然有确切的读音；有了这些数码，人类就自然而然地由数码结绳记事阶段过渡到数码符号记事阶段了。 大篆 1、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距今已经3600多年。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主要指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国及东亚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的一种载体。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因此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2、金文指的是铸造在殷商与周朝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又叫作“钟鼎文”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石鼓文 3、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小篆 历代名作欣赏 1、《泰山刻石》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刻辞” ）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 ）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传为李斯撰文并书丹，又称“李斯碑”等，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刻石原立于山东泰安市泰山山顶，残石现存山东泰安市泰山岱庙东御座院内。  书法上，其用笔都是逆锋起笔回锋收笔，行笔不紧不慢、不偏不倚，粗细始终如一，圆转中裹挟的沉着与遒劲；结体上出现上紧下松的态势，点画间相对均衡，有的甚至均衡到近乎一种原始的“拙”的程度，几乎绝对对称，秩序井然，相拱相揖。 《泰山刻石》转折处极为流利飘逸，无生硬之笔。藏头护尾，笔笔精细，一丝不苟，如锥画沙，委婉含蓄中自有骨力丰沛之气。横势稳健，纵势豪逸，简练明快，宏伟壮观。虽法度严谨，但不失威严雄奇之神采，山岳庙堂之气象。以强劲平稳之骨力，时出飞动流走之生机。 2、《峄山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东巡登峄山（山东峄县），丞相李斯等颂秦德而刊刻《峄山刻石》（前半部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为威服海内而效法秦始皇巡视郡县，东巡碣石、会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峄山刻石》等刻石上补刻诏书并著随从大臣的姓名（后半部分）。  笔法上，《峄山刻石》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起笔藏锋，行笔正锋，收笔回锋，法度十分严谨。这种对中锋圆笔的绝对强调，表现了秦人对殷周古文书法的审美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其次，行笔迟涩，线条具有浑劲圆凝的强烈质感。这种具有强烈质感的线条也是中锋圆笔的结果，对这种线条，前人有“书如铁石”“千钧强弩”的称誉。 结体上，《峄山刻石》具有明显的中正、匀称、严整有序、封闭内向而趋于静态的审美特征。其中正的特点表现为字的中轴线左右两侧体量的对称和平衡上，笔画的分布是围绕着中轴线展开的。其匀称表现为笔画（实）间空白（虚）处的均匀及虚实的对比与和谐。笔画排列有条不紊，绝无张扬轻滑和失控处，使结字给人以严整有序而内向之感。以上这些特点综合起来即可表现为结体的静态美。 章法上，《峄山刻石》通篇的分行布白是严谨有序而又不失灵动的，纵成行横成列，上下左右通达，但行间空白和列间空白都不是严格整齐的，而是有参差出入的，再加上单字笔画多不同所造成疏密不一的随机分布等因素，使得其章法特点更加耐人寻味 3、《琅琊刻石》分为两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郡县，南登琅琊，于琅琊台上刊刻《琅琊刻石》歌颂秦之功德。（前半部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为威服海内而效法秦始皇巡视郡县，东巡碣石、会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琅琊刻石》上加刻诏书（后半部分）。残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书法上，《琅琊刻石》的线条圆润劲挺，在技法上与后世篆刻中的“冲刀法”更为接近。笔画线条上，总体粗细均匀，给人以圆浑厚重之感。 结体上，同一个字结体相同，均高长紧密端正，可谓法度谨严、雍容典雅、古厚圆浑，给人以古意盎然之感。 4、《会稽刻石》是刊刻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的一方摩崖石刻，传为李斯所书，原石已佚，现有清代刘征复刻碑（钱泳本）存于大禹陵碑廊。 《会稽刻石》先叙述秦国兼并六国战争的正义性，后着重宣扬法治，歌颂秦始皇兼听万事，运理群物，整治不良杜会风气，使天下人皆遵轨度，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功绩。书法上，其书体近似《峄山刻石》，用笔均匀细瘦，圆转匀适，一丝不苟，法度谨严。虽精妙绝伦，而较《峄山刻石》则韵味稍逊，略显刻板。  5、《三坟记》是为李曜卿兄弟三人建的，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唐大历二年(767年 )刻。碑文两面，共23行，行20字。原石久佚，宋代有重刻本，现存陕西省西安碑林。 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修长，线条遒劲平整，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婉曲翩然。 《三坟记》为李阳冰代表作，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成就最高的，谓之“铁线描。” 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 篆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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