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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朱启钤先生算得上中国现代市政建设的创始人之一，在旧制度下，他做过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监督，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等官职，辛亥后任到内务部总长，之后一度兼代国务总理。作为一位重视实践工作的官员，他设计过贯通全国的修路计划。主持了京城绿化，改建正阳门，把东西长安街打通，完成京城东西南北两条中轴线的基础建设，并修建环城铁路。 卸任后，他出资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建筑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日后，营造学社的学人们，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现代测绘调查和研究，为《中国建筑史》的写作，提供了现实基础。 朱先生尤其关注匠学和经学的关系，他提出的“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浚发智巧”，如今仍为待解之题。
北京的屋顶，1940年左右 北京，新华门，以及中轴线 长安街是一条宽阔大道，横贯北京城区的东西，是京城的一条东西方向中轴线。 新华门，就坐落在这条中轴线的西长安街西段。新华门的门楼，一共有3道。门前，一对巨型石狮分列两边。 新华门的前身，是宝月楼，清时乾隆帝为宠爱的回族贵妃香妃而建，为了让这思念故土的女子能登楼远望，看那看不见的家乡。 1913年，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临时国会决定，把中南海作为他的大总统府。按照中国传统，总统府的府邸正门，是要开在南面的。于是，中南海南墙内，仅几米处的宝月楼就被定为大门，命名为“新华门”。 但宝月楼并不临街，距城墙还有一段距离，让宝月楼成为新华门的改建工程，落在了42岁的内务总理朱启钤身上。 朱启钤，出身贵州的一个幼孤，自小家贫，在做清官员的姨夫资助下，励志读书。做过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监督，担任过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等官职。辛亥后，由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任到内务部总长，之后一度兼代国务总理。 朱启钤亲自参与设计，调遣工匠先将宝月楼前的一段皇城拆除，然后新砌两堵八字墙，将皇城和宝月楼连接起来。楼的北面，临湖修建一座大影壁，从门外望去，看不到门内是一片碧波汪洋的湖泊。此地，由宝月楼从此变身为了新华门。 然后，朱启钤提出改造京城道路，得到批准。 朱启钤是一位重视实践工作的官员，还在交通总长的职位时，就计划修筑四条贯通全国的主干线，包括宁湘线；同成线，自大同到成都；浦信线，自浦口至信阳；陇海线，自东海至兰州。这个庞大的修路计划，仅陇海线东段正式开工。其它的，日后都没有被实施。 成为内务总长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绿化京城，在街道两旁种槐树，疏浚护城河，两岸栽杨柳，修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为北京的第一个公园。 前门地区，明清时就是繁华之地，人口高度稠密。晚清，又是京奉铁路和京汉铁路的交会处，旅店客栈云集，商民支棚架屋，道路益发狭窄。出于军事目的设计的城墙、护城河、石桥和城门洞形成瓶颈，严重拥堵交通。
青岛街头，1940 清末新政，引入了西方的交警制度，稍有缓解，并没彻底解决问题。1915年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全城居民代表大会，外城的人仅通过城楼就花去一个多小时。 朱启钤先改建正阳门，然后把东西长安街打通，继而开放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又修建环城的铁路。虽比不上修路计划的庞大，但事关政府商业生活，磕磕碰碰琐琐碎碎的，都是精细活。 京城日后的东西南北两条中轴线，在他主持下有了雏形。为表支持，袁世凯特制银镐一把，上面刻着“内务部朱总长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 朱启钤去世后，他的儿子朱海北，把这把银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说起来，朱启钤先生真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市政建设的创始人之一。  广告 联系人：罗南映 电话：13275958636 1930年，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的林徽因结核病复发，回到了北京香山养病，很快，梁思成也将要回到北京。他们留学归来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仅三年就要停办了。这三年，他们培养出了刘致平、刘鸿典、张锦，这些学生后来都会成为卓有成就的一代建筑师。 这个时期，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研究，进入了成果丰富和集中的阶段。无论在建筑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还是在人类学和文化学方面，这些欧洲东方学家和探险家在中国的考察，对中国的邻居日本学界产生了刺激。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界，始终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他们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执牛耳者。 1901年，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对北京紫禁城进行了拍摄和测绘，这是紫禁城经历的第一次现代技术观察。 伊东忠太的研究带有探寻日本古建筑源头的目的，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留下《支那建筑》图集和《支那建筑史》，虽不是完整通史，已有史料价值。 他的学弟关野贞，也在1906年开始了中国古建考察。前后十次，发现了鲜为人知的太原天龙山石窟。对辽金建筑进行专门研究。去到了梁思成、刘敦桢都未能考察的义县奉国寺。绘制的《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也许是最早的昭陵图。
逛街，1920 在关野贞的视野中，中国古建筑是和日本对比的资料。关野贞和另一位考察过中国的日本建筑史家常盘大定，编撰了《支那文化史迹》，书中刊登了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远景和内部的数张照片，但他们没有辨认出大殿是唐代木构之物。 于是，最终得出了“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结论。日本学界甚至断言，要看唐制木构建筑，必须到日本的奈良。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战事已起， 1923年才创建的东北大学成为中国的第一所流亡大学。 这时，中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董事周诒春亲赴沈阳，邀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 因为尿毒症，袁世凯在1916年不治而亡，朱启钤也当作帝制“祸首”之一，遭到通缉。两年后获得赦免。 在前一年的1917年，爆发了“护法战争”，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部队，和皖系军事团体首领段祺瑞的部队在湖南战场展开厮杀，各自因内部矛盾重重，仗打得时战时停。 在段祺瑞的干预下，徐世昌在1918年9月当选新一届大总统，直系军事团体首领冯国璋的势力被排挤出中央政府。直系和皖系间的矛盾也更加剧。 南北内战的紧张局势，已然形成。 此时，在遥远的混乱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西班牙流感正在肆虐，并向全世界范围蔓延，那年夏天的时候，登陆中国到了上海。 10月，情势稍有松动，南北双方出现了议和动议。朱启钤因德高望重，且是前朝旧人，被推举为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去往南京出席议和会议，以解决内战问题。 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朱启钤偶然发现了一本宋代《营造法式》的丁氏钞本，虽看不懂古代工匠的术语，却知道是珍品。
公共空间，1935 回到北京后，朱启钤请版本目录学家陶湘等人，用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四库全书》本汇校，在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即后来所说的“陶本”。 朱启钤、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几个不同时空中的人，因为《营造法式》这本书，被奇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很快，他们会产生现实中的交集。 断断续续一年多的议和会议没有任何结果，以双方代表辞职结束。议和破裂，南北又呈僵局。很快，直系和皖系，广东和广西，这些军事团体间的局部内战，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持续着。 之后七年，朱启钤联合了前同事兼朋友、前交通总长叶恭绰，藏书家瞿兑之，工程管理专家孟锡钰，在天津成立营造学会。 1928年，营造学会在中央公园举办中国古代建筑展览会，展示学会几年来收藏的古代建筑图书、图纸和模型等，引起社会关注。尤其是中基会。 东四八条胡同，是一条建于元代的传统四合院区，在北京东城区的东部，朱启钤的家在111号，一个八进的四合院。 一度，章士钊先生和家人借住过。如今，朱家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 1930年，中基会决定出资赞助，于是朱启钤私人资助的营造学会，在111号朱家院内，正式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从此，中国营造学社成为了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民间机构。 梁思成和刘敦桢先后加入学社，分别担任法式部主任、文献部主任，成为学社古建筑研究的领导者。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陆续加入进来，组成了一个学术团队。 从1932年开始，中国营造学社的学人们，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现代测绘调查研究。这些曾是书斋中的读书人，利用简陋的交通工具，去往研究了河北蓟县独乐寺、宝坻县广济寺、正定隆兴寺、山西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现存最古、最高的应县木塔、带小券的赵县隋代赵州桥。 去往太原、文水、汾阳、介休、赵城，调查浙江杭州灵隐寺双石塔、宣平元代延福寺、苏州多处宋元建筑、洛阳龙门石窟。 去往山东11个县，调查包括历城神通寺四门塔、泰安岱庙、西安唐代砖石塔。 1937年6月，他们在山西五台山的五台豆村找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证实了梁思成认为国内肯定还有唐代建筑的想法。他们又在榆次发现了唐宋间木构建筑过渡形式的永寿寺雨花宫。 1939年，天津水灾，学社存于英资麦加利银行库中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遭到严重损毁，在朱启钤的指导下，这批原始资料得以抢救性留存。朱启钤选出一批最重要的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刘二人各一套。 抗战期间，梁思成在四川李庄撰写《中国建筑史》，手边依赖的就有这套重要资料。 朱启钤在1930年发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开宗明义说：“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非依科学之眼光，作为系统之研究。” 营造学社对古代建筑的研究，以结构技术为先，盖因“先秦西汉传记所载建筑，率重其名称方位、布署规制，鲜涉殿堂之结构。” 对中国营造学之系统研究，须“一洗道器之分涂、重士轻工之固习”，“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 似乎在暗合这位亦师亦友的朱先生， 1943年，梁思成写《中国建筑史》，就在绪论中说，“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 朱启钤和梁思成，两位建筑史学的先驱，都不谋而合地在反思和阐述这样的一个重要问题：技术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关系。 据考古资料，一万年前，中国所在地区产生了种植农业，农业关乎生存。所以，和农业相关的所有知识和思想，有加以记录的必要。
上海，1937 出现文字之前，用物件记事，用色彩记色，用两手记数。所以，平面比例、开间之数、色彩的原始记事方式，不会因为文字的诞生被遗弃。和文字相比，这是更加稳定的记录体系，由匠人代代传习。 方圆平直规矩之法，是匠人必习的法则，依此行事，只会使工作越做越好。其重要性，引《韩非子》：“韩子曰，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班尔不能成方圆。” 推求方圆平直，农时由此确定，农业生产据此维系，是古人的生存方法。这样的生产实践，是后来的匠学和经学共同的知识基础，共同的思想基础。 随着社会分工变得复杂，原本混为一气的知识和思想，分崩离析为百家，战国时庄子感伤：“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然而，庄子没有预料到，他身后不过百年，因秦的统一，百家也被废了。 工匠之学，变成为经学中的一部，十三经《周礼》中有《考工记》，朱启钤先生也分析认为“窃我国营造之学，肇源远在三代。” 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地经学为贵，匠学在经学中也失去了位置，成为卑贱的民间技艺。有现代学者由此推导出这是中国科学不昌的原因之一。 新一轮思想对知识的轻视，加上网络碎片化对知识的割裂，这种不平衡形成的全球性的负面结果，又正在教育和现代社会中慢慢出现。 完成《中国建筑史》后，梁思成自己并不满意，准备对他和朱先生的反思加以探索，可惜复杂惨烈的境遇很快袭来，他再也没能完成。 朱先生的如何“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浚发智巧”，如今，仍为待解之题。E （参考资料，刘敦桢编《中国建筑史》） 审 | 周春伦 排 | 彭运康 图 | 凯瑟尔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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