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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藏泛指私人收藏的古代艺术品，馆藏是各类博物馆藏品。民藏与馆藏有许多相似藏品，或有认为馆藏是真的，民藏是假的，如把真赝与谁收藏、或与收藏单位名望相联系，并作为认知依据是十分荒唐的。 ※※※※※※※※※※※※※※ 宫素然（生卒不详），南宋女道士、女画家，贵州镇远人，主要社会活动在北宋末、南宋初时期。宫素然身世众说纷纭，有说祖籍是河北定州，有说是贵州镇远，还有说是河北正定。有些史料称宫素然是金代女画家，金代（1115—1234年）与南宋（1127—1279年）是并存两国，说她是金代画家相符其生卒时代，但要从社会活动方面考察主要是在南宋，称南宋女画家更为合适。 史料典籍对宫素然没有多少记载，查阅宫素然资料几乎都是说她创作了传世名画《明妃出塞图》，该画于清朝咸同年间（1850—1875年）流入日本，现由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 《明妃出塞图》为何有名？该画描绘了西汉时期，大汉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和亲的故事，宫女王昭君（生卒约公元前54—公元前19年）远嫁匈奴部落，前往匈奴的和亲队伍一行，在途中策马扛旗，屈身裹衣，迎风扬沙，举步难移，画面虽没有大漠荒凉的背景，但通过动作表情、衣物配饰等，深刻表现了出塞的艰辛形象，人物刻画生动，画艺技巧纯熟，线条委婉流畅，细节描写真实，被后世称为宋（金）代第一女画家。 从历史与专业角度看，《明妃出塞图》不算是一流作品，画技比晋代顾恺之、唐代吴道子、宋代李公麟等白描大师尚有差距。《明妃出塞图》被热捧，除了是女画家稀少，作品罕见原因外，主要因作品题材是社会关注的历史故事，看懂《明妃出塞图》，必须知道王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 古代中国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侵扰，匈奴人以打猎游牧为生，擅长骑马射箭，作战机动性强，南下犯边烧杀掳掠，戍边官兵很难对付，秦始皇故以举国之力修筑万里长城，就是为防范匈奴南下。然而，万里长城未能根除匈奴侵扰，犯边事件继续发生，秦汉两朝一方面以军事手段重拳打击，另一方面以和亲即建立联姻关系换得友好共处。和亲始于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公元前195年在位），汉朝建国初期实力不足，通过和亲欲求国内安定。和亲并不能平息事端，汉朝与匈奴战争不久再起，战事反复拉锯，到了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在位）时期，发起最大规模的讨伐匈奴战争，由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霍去病等众将，率数十万大军北上西进，反击匈奴，打了十五年大获全胜，匈奴后撤数百公里，大大扩充了大汉疆土。 历史上对和亲有不同看法，有认为把国家安危托付于弱女子肩上是一种屈辱，助长了匈奴侵略野心。但对于当朝皇帝来说，为国家安全利益而牺牲皇室宗亲一个女人，换得一段时期和平，避免数万兵士在战场拼杀牺牲，是以最小代价换取了生命财富的最大利益。历史上和亲结局，有达到了和平共处目的，也有和亲失败，战乱依然不止。总体来说，和亲是可能避免战争发生，具有社会文明进步意义的国家外交与治边的一种策略手段。 “明妃出塞”是汉元帝刘奭（公元前49—公元前33年在位）时期发生的，王昭君与貂蝉、西施、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王昭君不仅貌美，而且聪明伶俐，棋琴书画才艺皆具，14岁时以民女身份选秀入宫，入宫女子都由画师画像，提供皇帝察看，候选宠幸。传说王昭君没有钱贿赂画师，画师故意把王昭君画得丑些，致使王昭君得到皇帝召见的机会渺茫。几年以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单于”即匈奴首领）到长安朝觐汉元帝并求亲，汉元帝为国家安稳着想，应允和亲但又不愿意将亲生女儿嫁过去，于是看画像选了王昭君，说她是自己的女儿，呼韩邪单于在皇宫见到王昭君貌美如花，大喜过望，即向汉元帝承诺永保边塞和平。这时汉元帝才发现王昭君容貌闭月羞花，倾国倾城，顿生悔意但来不及换人，事后追查画像是谁画的，一怒之下杀了画师。 王昭君后世约三百年，因西晋开国皇帝名叫司马昭（211—265年），为避讳“昭”字，史书把王昭君改名为王明君，“明妃”称谓由此而来。 王昭君嫁到匈奴以后，称为宁胡阏氏，为呼韩邪单于共同生活三年，生下一个儿子。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王昭君曾给朝廷写信要回汉朝，当朝的汉成帝(公元前33—公元前7年在位)让她“从胡俗”，又嫁呼韩邪单于的长子复株累单于，两人一起生活十一年，生下两个女儿。在复株累单于去世后两年，王昭君病逝，自远嫁匈奴之后，此生没有再回大汉中原。 从历史角度看问题，“昭君出塞”圆满完成“胡汉和亲”使命,此间有50多年北国边疆出现了“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对大汉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统一等做出了奉献。 此后“昭君出塞”与“胡汉和亲”，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以文学、诗词、戏曲、书画等载体,创造了许多“昭君出塞”与“胡汉和亲”的故事,历代都有研究王昭君的文人雅士，创作多种该主题文化产品。当代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设立有“昭君博物院”,以大量文物史料与应用现代展示技术,系统介绍与还原王昭君时代的历史背景(图1—3)。
有种不确切的说法，汉元帝怒杀画师之后一千多年，只有文学、诗词、戏曲写过王昭君，无人敢画王昭君或惧引祸上身，直到宋代才有女画家宫素然画王昭君，并以女人视角解读历史上的王昭君形象。 《明妃出塞图》是一幅画，也是一首诗，是一段为国家牺牲个人青春年华，缔结秦晋之好的凄惨故事。历史轮回到宫素然创作这幅画的时代，与王昭君所处背景颇有相似，此时北宋政权崩溃，时局动荡，战乱频发，南宋政权面临金朝大军侵扰，百姓流离失所，南宋皇帝只得割地赔款求和。宫素然忧国忧民，借古喻今，与王昭君惺惺相惜，凭借一支画笔表达对王昭君舍身为国的崇敬心意。 宫素然创作流失日本的《明妃出塞图》为纸本白描画卷，规格为长179.2cm，高30.2cm，画卷由四组人物组成（图4）。
第一组为两人骑马执旗引路（图4右上），第二组是两名马夫为王昭君坐骑挽缰牵马，随行有女眷抱琴（图4左上），第三组是伴行的汉朝官员与接引的匈奴官员（图4右下），第四组为胡服装扮的尾随人员（图4左下）。画卷左上角标记有“镇阳宫素然画”字样（图4下左上端）。 以上对《明妃出塞图》历史背景及画卷概貌简介至此，民间收藏也有一件《明妃出塞图》画卷，笔者在以下展示，为便于区别描述，把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明妃出塞图》简称为馆藏本，对民间收藏《明妃出塞图》简称为民藏本。 民藏本为长卷纸本，画卷规格要比馆藏本大出一倍多，长约620cm(含题跋)，高65cm，画面构图与馆藏本基本相同（图5—6）。
把馆藏本（图4）与民藏本（图5—6）进行对比，画面虽是相似，但有一些差异分述如下： 1、规格不等。画幅差别很大，上图6右下红框是馆藏本局部相同图，表示两件尺幅的等比例相比。民藏本因为尺幅大，画中人物马匹造型，描绘的更为清晰流畅，精细传神。 2、构图略同。四组画面的构图布局虽是略同，也有几处不同，区别是馆藏本画了14位人物，民藏本画了12位人物，第一、第二组图各少画1人（图7—8），组图的人物服装、马匹配饰、图案色调等多处不同不再细述。总体比较馆藏本或因图像清晰度差，画面模糊，层次不清。民藏本主体人物形象突出，线条简洁，笔法洗练，形态生动，层次分明。
3、书画合璧。馆藏本为单一画卷，民藏本是书画合璧，书画合璧是古人常用的作品表现形式，一般书画题字不叫书画合璧，题字是画卷创作完成以后，在空白或边角处随意添写文字。书画合璧是在作品构图布局时，把画卷分为上下或左右两半部分，一半绘画，一半写字，或是书画间隔方式插写文字等。简言之书画合璧是创作构图预留书法位置，书法是作品整体的构成部分（参见图5—6）。 民藏本在首尾端，题写有两列八字，两组画之间题写有四列十六字，书画合璧的布局规整，用心设置，字画相衬，自然成趣（图10）。
书法是由南宋著名书画家李迪（生卒年不详）挥笔，题字内容选自南朝周兴嗣作《千字文》，以下作简单释意： “雁门紫塞，赤城昆池”。释文：北疆雁门名关，万里长城要塞，天台赤城奇山，南国昆明滇池。 “布射僚丸，嵇琴阮啸，恬笔伦纸，钧巧任钓”。释文：吕布擅箭，宜僚弄丸，嵇康善琴，阮籍口啸，蒙恬制笔，蔡伦造纸，马钧创制水车，任公子善钓鱼。 “释纷利俗，并皆佳妙，毛施淑姿，工颦妍笑”。释文：发明巧技，排解纠纷，便利群众，精妙高明。毛嫱、西施美女皱眉头模样都是妩媚动人。 “年矢每催，曦晖朗曜，璇玑悬斡，晦魄环照”。释文：青春易逝，岁月催老，只有太阳光辉永远普照，天上北斗四季变换，满天月光洒满世间。 “指薪修祜，永绥吉劭”。释文：行善修德就像柴禾燃尽，火种续传，精神长存，保佑子孙吉祥安康。 把上述题字的文意联系起来，赞颂王昭君为大汉江山，出塞和亲，与那些创造发明、能工巧匠一样，造福社会百姓，行为壮举美丽动人，功德善义如太阳的光芒，普照的月亮，长存永在，惠及子孙。 4、画卷题跋。馆藏本因缺失资料，题跋不详，据说馆藏本曾在上海展出过，卷面有明清文人题诗，题诗人名气不大，出处无考。民藏本题跋完整，题首是南宋官吏、书画家岳珂（1183—1243年）题写隶书体“明妃出塞图”五个大字（图11上）。尾跋题字有六人，均为元代官吏、诗人、书画名家（图11下）。如书法家杨维桢、龚璛，画家李衎，词曲诗人班惟志、黄石翁等。不同的是题字时序一般是从右至左，排在右位年份靠前，在此排序却是从左至右，有三人的落款从右至左排列是，元代“至正”（1341—1368年）、“至顺”（1330—1333年）、“延佑”（1314—1320年）年号（图11标注红字），年份时序颠倒过来了。
5、传世印迹。馆藏本左上角有一枚“招抚使印”，“招抚使”为宋代官职，除了此印，没有其它元、明、清朝的官印，另有数枚清代梁清标、陆学源、完颜景贤等鉴藏私印。民藏本有三十多枚钤印（图12），皇家收藏官印有宋高宗的“真閤、绍兴、内府书印”，宋理宗的“缉熙殿宝”，金章宗的“明昌御览”，元鲁国“皇姊图书”，明恭亲王的“晋府书画之印”，清康熙的“宣文之宝、体元主人”，清雍正的“雍正御览之宝”；清乾隆的“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古稀天子、寿、道宁斋”等，以及清内府“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寳笈、宝笈三编”等鉴藏印。
历朝官吏、书画名家鉴藏印有，南宋贾似道“秋壑图书、悦生”印，李迪、岳珂私印；元代李衎、杨维桢私印；明代项子京“李项氏檇世家宝玩”鉴藏印；清代尤侗“御题鹤栖堂”、陈元龙“御题南陔日永”、宋荦“商山宋氏收藏图书”等印迹。 6、签注落款。馆藏本右上角写有“镇阳宫素然画”六个小字（图13左），是考证馆藏本为宫素然真迹依据。民藏本画卷也有宫素然署名（图13中），写有“宫素然绘”四个小字，并钤盖“宫素然印”私章。在民藏本前隔水处附有标签，标签题写“松竹堂传世真品宝藏 邓文原”，与尾跋元代书画家李衎题字“松竹堂藏”对应（图13右）。题写标签者邓文原，是与元代赵孟頫、鲜于枢齐名的“元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书卷标签具有对画卷鉴定确真的含意。至于元代“松竹堂”是官方文库，还是私人堂所，目前检索无果，尚无资料可考。
以上民藏本画卷信息以及与馆藏本对比情况简介到此，馆藏本与民藏本是何关系？笔者认为是画稿与作品关系。绘画与书法不同，创作尺幅较大的画卷要先画稿样。馆藏本的画稿特征是尺幅较小，构图相同，署名随意。书画署名古今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多是写在作品右端上方，左、右端下方，少见写在左上方。民藏本署名符合规矩，写在右下方，钤盖“宫素然印”（参见图13中）。 馆藏本画稿特征还有是缺失收藏传世钤印，尤其是没有宋、元、明、清历朝收藏官印，表明未被官方收藏认可。 在此还必须说明与馆藏本相关的一个争议问题，即金代画家张瑀创作的《文姬归汉图》（图14）与《明妃出塞图》，为何相似雷同的争议？有说《明妃出塞图》是《文姬归汉图》，有说《文姬归汉图》是《明妃出塞图》，还有说两图是独立存在，没有关联关系等。对这些说法，将由民藏本的发现提供证据，纠正百年以来的错误认知。
“文姬归汉”故事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之女蔡文姬（生卒年不详），被已归降汉朝的匈奴左贤王叛乱所掳，在匈奴生活十二年并育两子，三国时期曹操统一北方后，花重金将博学多才的蔡文姬赎回。《文姬归汉图》描绘了蔡文姬从匈奴归汉，行走在漠北风沙之中的情形。 《文姬归汉图》作者张瑀，生卒年不详。画卷为绢本设色，长129cm，宽29cm，画卷左上有署款“祗应司张瑀画”，其中有一字模糊，由郭沫若释为“瑀”字。据考“祗应司”为金章宗泰和元年设置(1201年)，相似清朝内府造办处。南宋官府无此机构，故此认定张瑀是金代画家。 《明妃出塞图》与《文姬归汉图》，都是以西汉、东汉时期两个女子，与匈奴有关的历史故事为创作主题，历史上此类主题的作品较多，如有北宋画家刘子翚，元代佚名画、明代仇英、现代张大千等画过“昭君出塞”图，南宋画家陈居中、李唐，明代画家仇英，乃至现代画家范曾等画过“文姬归汉”图等，各位作者创作这类主题，从未出现高度雷同相似的作品。以下把《文姬归汉图》的四组画面，逐一与《明妃出塞图》馆藏本、民藏本进行对比（图15—18），真相即可揭晓。
《文姬归汉图》第一组画面，与民藏本高度相同（图15中、右），与馆藏本相比（图15左），少画一人一马。 以下的例图细节不同处，限于篇幅不作详述。
《文姬归汉图》第二组画面，与民藏本高度相同（图16中、右），与馆藏本相比（图16左），少画一位骑马随行怀抱琵琶的女眷。
《文姬归汉图》第三组画面，与馆藏本、民藏本组图相同（图17左、中、右），衣饰配色略有不同，该组图人物众多，构成复杂，基本是照搬了《明妃出塞图》画面绘制。
《文姬归汉图》第四组画面，与民藏本高度相同（图18中、右），与馆藏本相比（图18左），区别是把猎犬画在马后位置。 通过以上三幅画、四组图的比较，假如原图作者不是同一人，绝无可能各自创作出图面复杂、高度相同的画卷，由此确定《文姬归汉图》与《明妃出塞图》，存在临摹抄袭关系。是谁抄袭谁呢？民藏本有溯源解读的密码。 首先要考证以上三幅画哪个先问世？遗憾是查证宫素然、张瑀的年代信息，都是生卒不详，无考具体年份。但在民藏本有两处时间佐证：一是钤印，盖有南宋高宗朝“真閤、绍兴、内府书印”三枚钤印，宋高宗在位是1127—1162年，在此期间皇家内府收藏了民藏本。二是题字，参与民藏本创作的书画合璧题字者李迪，写有落款时间为“辛丑正月十六”（参见图10），查阅六十甲子表的辛丑年， 1121年符合创作时历史境况，佐证民藏本是在北宋末创作完成，南宋初入藏皇家内府。 据《文姬归汉图》署款“祗应司张瑀画”，表明该画创作最早时间为1201年（祗应司设立时间）。以上佐证基本确定《明妃出塞图》与《文姬归汉图》的创造时间顺序，《明妃出塞图》在1121年创作的，《文姬归汉图》最早是在1201年创作的，《明妃出塞图》问世早于《文姬归汉图》80年。 笔者研究初认为是馆藏本画稿流落到张瑀手里，临摹创作了《文姬归汉图》，但是通过与民藏本比较（图15—18），《文姬归汉图》却是与馆藏本有所不同，与民藏本完全相同。如画中人物馆藏本14人，民藏本12人，《文姬归汉图》12人。图15画的马驹，馆藏本是瘦弱的，民藏本是肥胖的，《文姬归汉图》是画成肥胖的。图18画的猎狗，馆藏本画在马前，民藏本画在马后，《文姬归汉图》也是画在马后。可见《文姬归汉图》的复制母本与馆藏本无关，与民藏本所绘完全相同。 这里还须说清楚，民藏本收藏于南宋皇家内府，怎么落入金朝宫廷画师张瑀之手？历史上宋、金两朝同期并存，势不两立，双方打了一百多年战争。在许多传世书画出现前有南北宋钤印，中有金朝钤印，后有南宋钤印，书画流转是由宋到金，再由金回到宋，对此流转路径要与宋、金战争联系看，北宋都城曾被金国攻陷占领过，劫掠了北宋大批书画珍宝与金银财富，宋徽宗及其女眷都被作为人质带往金朝。南宋建朝以后，抗金之战多次失利，在1138年、1141年、1164年，南宋与金朝达成三次停战和议，南宋政权服输称臣，割地赔款，上贡财富，金朝获得从北宋抢来与南宋上贡的书画珍宝。金代皇帝即金章宗完颜璟，是一位热爱并精通汉文化的君王，能书善画，仿写宋徽宗瘦金体书法，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过目欣赏的许多书画，钤盖了“明昌御览”玺印。不料多年以后，南宋联合蒙古于1234年灭掉金朝，金朝掳掠的书画珍宝又返回南宋，书画故有南宋晚期理宗朝钤印。 综上所述，溯源《文姬归汉图》，始于1121年北宋末女画家宫素然与书画家李迪，共同创作了《明妃出塞图》（民藏本），南宋高宗朝列入收藏，抗金战争落败后，南宋称臣上贡，献出《明妃出塞图》（民藏本）。1201年金朝“祗应司”画师张瑀，以民藏本为母本，创作了《文姬归汉图》设色卷本。其后，有明万历，清乾隆、嘉庆、宣统等朝收藏钤印，晚清民国时期出宫，流失东北民间，1962年由吉林省博物馆从民间征集获得，现存于吉林省博物馆。 以上考证分析观点，有图15—18的画面对比以及有关历史文献佐证支持。还须指出《文姬归汉图》的名称，是历史误读的以讹传讹。《文姬归汉图》张瑀原作，除去署名没有任何文字或图示表明，此图与“文姬归汉”有关。创作此画或是金章宗不喜好白描画法与书画合璧格式，或命张瑀再画一件，并保留格局，缩减尺幅，添色加彩，去掉李迪的书法文字，画一幅紧缩版的《明妃出塞图》供皇帝观赏。未料在500年以后，清朝乾隆皇帝看到这幅画，误认为是“文姬归汉”，挥笔写下“宋人文姬归汉图”诗句，后世由此定名是《文姬归汉图》，“文姬归汉”画名与张瑀原作初衷毫无关系。 皇帝命名《文姬归汉图》以后，有专家学者大动脑筋，研究论证皇帝定名的由来与合理正确性，解读此画为何是《文姬归汉图》，而不是《明妃出塞图》，依据是在两个画卷找不同。找到《明妃出塞图》（馆藏本）有一仕女怀抱琵琶（见图16左），就说带琵琶是精通琴艺的王昭君，不带琵琶是蔡文姬，岂不知蔡文姬也是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律、琴艺、书法，不如说文姬归汉匈奴不高兴，琵琶被扣下来更靠谱。找到图中有母马带小马（见图15），解读马驹可随母同行，暗喻匈奴不许文姬带亲生儿子回来。找到画中人物头戴貂冠，身着胡服，穿戴厚实衣物，确认画中人马是从寒冷的北方出发，所画是自北向南的归汉之旅，难道匈奴迎娶王昭君，不考虑置备御寒胡服吗？更奇葩的观点还有，从画中人物的气色面容看出心情与想法，甚至有认为是《明妃出塞图》（馆藏本）抄袭了《文姬归汉图》，这些观点现在看来都是笑谈。 至此，从民间收藏的《明妃出塞图》，对比流失日本的《明妃出塞图》，从《明妃出塞图》扩展说到《文姬归汉图》，笔者将三幅图的由来与相互关系，以实物、史料为据作了考证解读，观点或有不妥之处，欢迎赐教指正。总之，民间收藏《明妃出塞图》的发现，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宝名画仍在国内、在民间的一件幸事，并为丰富史料，纠正历史认知的繆误，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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