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差点把儒家提速千年

公元前551年，比李耳晚了差不多20年降生的孔子名丘，出身在日渐走向没落的东周时期，年轻时有感于大周王朝仍然继承和发扬夏桀商汤的分封制，以至于继续陷入诸侯乱象而礼乐崩坏，各诸侯忘记了周武王（？―公元前1043年）灭夏商旧朝残暴奴隶制度的初心，觉得需要重新思考君臣民的关系，以期建立一套更先进的政治治理学说来指导国家，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于是把周文王编撰的本为卜卦之用的《周易》重新解说推演编撰为通俗易懂的《易传 》十翼，也有认为是孔子后学完成最后的编撰，后世把《周易》和《易传》合二为一为《易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典籍之一。

《易经》首次明确了研究万物的方法需要具备“象、数、理、占”四要数这一横贯古今的唯物科学观，对万物的客观准确观测方法为易象，这催生古代天文学农学工学诞生；对万物的观测的如实记录的方法为易数，由此诞生了中国古代数学；对万物的观测记录进行归纳总结成一般规律为易理，在造就了先秦诸子百家，尤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医家，兵家，农家，杂家等为首的九大学术流派，成为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思想源泉；根据某事物的易理进行该事物的推断为易占，这催生了古代占卜学物理学化学中医学等的诞生。

孔子以“天道”（亦称“天”，与老子的“道”的概念类似）来推衍“人道”（即人的整体思维模式），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强调“物极必反，居安思危”，正所谓“一阴一阳为之道”。

孔子把《周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种以箸求卦的过程进行理论化，进而提出宇宙生成观，认为“天”（神格化为昊天神或昊天上帝）是为宇宙万物主宰，为创造之源，为不可强行干预之事物运行规律（这和李耳之“道”的概念是不同的），认为人道是天道的具象，天命（天道之意志）是不可违的，所谓“顺天者（善）昌，逆天者（恶）亡”。孔子希望以“仁、义、礼”（孔子思想的核心）教化民众要“克己复礼”以恢复“性本善”（顺天命）的本能，特别强调君臣民都要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仁政思想。

孔子晚年吸收《周易》中“天、人、道、德、节、谦、中”等思想，整理编撰“《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传授世人，首次以私塾形式广收弟子并传授原本为士大夫阶层才学习的“六艺”技能。其日常言谈举止和教学内容被其弟子以问答形式编撰为《论语》，从而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学说---儒学，与道学一起被誉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2大传统文化，尊为儒家的始祖，儒圣。

公元前372年，比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前286年)大3岁的孟子名柯，字子舆也在循孔子的“有教无类”，大办私塾游历各国，力图将孔子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极力宣扬“性本善”.

孟子对儒学的一大贡献是把孔子的“仁、义、礼”发展到“仁义礼智”四心（四维），“智”表意为“知日”（日即太阳代表天道），所以“知天道而明是非对错也”是为“智”，欲穷“智”必持“义”，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故孟子将“义”上升为“舍生取义”的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彻底摒弃了“强者为尊”的奴隶文化。

孟子的另一贡献是把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消极出世观，发展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积极出世观，把孔子的顺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为顺天命也顺民意的天人思想，提倡“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价值观。孟子门下弟子以散文形式将其言行编撰为《孟子》，被后世誉为与孔子的《论语》齐名的儒家核心典籍（儒家四书之一），奉为儒家亚圣

在董仲舒之前，另一位在后世同时被法家和儒家排斥，实为可与孔孟并列的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名况，字卿（前313年—前238年），其一生崇尚孔子，但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认为儒学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认可，是因为“性本恶”而非孔孟认为的“性本善”，这几乎动摇了孔孟的教化基础，为后世儒家嫌弃。

孟子的积极入世观比之孔子的消极入世观虽有进步，但还不够，因而荀子依据“性本恶”的道德观对孔孟的宇宙观、认识论、政治论进行重新论证，认为虞舜政权固然循黄老道学的自然无为而治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然需要“君要而臣详”，即要循一定法度以使帝王官员臣民等各司其职，故要“隆礼重法，礼法并施”，这极大地完善了儒家辩证经世治国观，另外荀子还把孔孟的“知天命，顺天命”改造为天人相分，即天道和人道是独立运行，一方面“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天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制天命而用之”强调人道可以认识天道，进而利用天道来为人服务。

荀子的上述两个观点把儒家的思想推到了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可惜，太超前于当时的时代，以至于与后世儒教创始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治世观严重冲突而备受儒家的排斥。更为被后世儒家不喜的是荀子把以“仁义”治国的孔孟不愿提及“帝王之术”进行了系统的完善并公开传授弟子，这无疑把儒家经世治国的双面性暴露于天下。荀子的处事修身观“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为“性本恶”论的经世名言，这简直是把后世儒家的朱程理学提前千年在案板上揉捻。其主要著作《荀子》《劝学》《仁学》对孔孟儒学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兼容并包的历史继承观为后世新儒家和法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荀子的弟子李斯（？～前208年）和韩非（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继承其政治观点先后相助秦王嬴政。李斯携“帝王之术”助秦完成大一统但也因人品太烂不但残害同门韩非还篡改遗诏，怂恿秦王'焚书坑儒独尊法家“致秦朝二世而灭，故李斯贵为中国第一任宰相，也被法家和儒家排斥。

韩非因著书立说比之李斯早就声名远播，以寓言传说散文故事编撰《韩非子》，是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的法家思想大成之作（包含《孤愤》《五蠹du》《说难》《说林》《内储》），著名成语故事“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都出自该书。韩非反对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明确提出“以法为本，依法治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点。不过在秦灭韩后，因韩非的著作获得秦王高度认可，李斯害怕其同门韩非受秦王重用而设计加害。

可以说法家不爽荀子一是其大儒身份培养出法家奠基级的弟子韩非，实在是打法家的脸。二是培养出了一个同门相残的法家败类李斯。

那么儒家不爽荀子一是因为儒教创始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几乎是反向而行，二是想用“性本恶”代替孔孟的“性本善”，动摇了孔孟的教化理论的基石。三是儒家的大儒教出的2个弟子竟然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