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南京的溃败负责？被蒋重用的唐生智「守也守不住，退也不知如何退」

袁士翔 2022-12-30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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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京保卫战的态度，国府上层分为两大派。

蒋介石多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并个别征求过一些高级将领意见，研究南京之守与不守问题。在高级官员中，主张不守的呼声甚众，李宗仁、徐永昌、白崇禧、陈诚、张群等都持这种主张。其主要理由是：第一，部队残破，无力防守。第二，地形不利，易攻难守。第三，免遭破坏，争取主动。虽然蒋介石出于外交的考虑试图固守南京，但如果所有高级将领都从军事角度加以反对，蒋介石未必能坚持守城计划。

但是，蒋介石成功地拥有了一名高级将领支持者，他就是唐生智。

李宗仁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上海会战失败后，蒋介石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都建议放弃南京。但蒋说，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主张死守。

接着，蒋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说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牺牲。

最后，蒋问到唐生智：

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唐生智

当唐生智发此豪语时，李宗仁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李宗仁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唐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

但唐生智本人的回忆中却又是一番不同的说法。

据唐回忆：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守南京的问题。蒋问大家：「守不守？」蒋自己回答：「南京一定要守。」接着，蒋问：「哪一个守呢？」没有一个人作声，蒋说：「如果没人守，我自己守。」这时，唐生智挺身出来，报名愿守南京。在唐的回忆中，变成了蒋介石先确定要守南京，没人敢挑这个担子，唐自告奋勇勇挑重担。

据当时首都电话局「军话专线台」话务领班王正元回忆，两位参加会议负责搞作战计划的军官对他说：唐生智在「那次重要会议上精神状态不太正常，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会跳下来，一会又蹲上去。」就在这次会上，唐生智承担了保卫南京的重任。

又据当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执行部工作、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主要「整理战事会报的意见要领」的谭道平回忆，淞沪会战尚未结束，唐生智就向蒋介石表示愿守南京。十一月十六日和十八日唐生智参加会议，与会者中持固守主张者唯蒋与唐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只能责成唐负责南京的城防事宜，舍此无人。

罗生门式的回忆中，总有比较接近真相的一种。唐生智本人的回忆有自我回护之嫌。如果不是只有他主动附和并一早就向蒋积极要求守南京，蒋未必能坚持固守南京，而蒋逼迫谁出任南京守将也逼不到唐的头上。

那么，蒋介石为何轻信唐生智这个曾经的「反蒋派」，且长期未执掌兵权的「军委训练总监」，任命其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呢？

首先是无人承担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唐生智自动请缨。对于守卫南京，唐的自我期许很高，斩钉载铁地向蒋表示，大难当头，他将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唐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曾表示守卫南京「六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后，他对中外记者表示：

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蒋介石在铁道部召集守卫南京的高级将领讲话，要求各将领服从唐生智指挥，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唐也在现场表示：「本人誓与南京共存亡，希望各伍将领患难与共，同心协力，完成固守南京的光荣任务。」

其次，蒋介石任命唐生智守城，不是用人不当，而是抱着让昔日的政敌及若干杂牌军自生自灭的自私考量。作为一国元首，在首都保卫战中仍以派系斗争、集团利益为优先，实在不应该。

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两个事实：第一，国军已无精锐部队防守南京。官方宣称守军有十五万人，但实际上只有八万人，而且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部队，早已伤亡过半、残破疲惫、对日军畏惧如虎。

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预备役征兵制度，补充的新兵大多是从农村临时召集或强行「抓壮丁」而来，没有接受过基础的军事训练，毫无军事常识，有的甚至不会开枪射击。当时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负责调配部队的第一科科长谭道平说：「我是天天在经手办理部队移上前线的工作，在字面上明明是一个师或者是一个军开上去，可是天晓得哪，……兵员只不过一个营地的模样，同时，没有大炮，步枪也不整齐，机枪大都丧失了作战的用处。」

第二，蒋介石对唐生智的军事指挥能力了如指掌。北伐期间，唐生智支持武汉政府，一度率军「东征」南京政府，结果迅速被蒋介石击垮。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告诉鲍罗廷，唐生智志大才疏、不堪一击。

著名的记者焦菊隐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说：两军刚一接触，唐部就败退。「唐老总」发出豪言壮语：「譬如两个人打架，我们先把拳头收回来，然后再伸出去，准能一拳把敌人打倒。」然而，还没有等他把「拳头伸出去」，手下就纷纷造反，他只好宣布下野。

此后，唐生智加入国民政府，再未直接掌控军队，更未与日军交战，不知日军的厉害。唐在南京北平西路「中英文化协会」举行记者会，《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写道：「虽然他断然表示：『死守南京，与南京共存亡』，但我总觉得他不象是个有实力的指挥官。」

正如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所说：「唐生智的长官部是临时凑合而成的，所指挥的部队是临时调拨的，这些部队他过去没有指挥过，他不了解这个部队的情况，也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他也不曾有过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对日方的军力、作战特点都欠缺了解。他的全部设想在南京战役打响前均停留在与蒋百里纸上谈兵的阶段。不知己也不知彼，这仗如何打的赢？」

而且，唐生智有鸦片瘾，身体衰弱，并无指挥大型战役的体力。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在 11 月 18 日的日记中写道：「唐年来多病，如此严重之守城工作，其体力似不胜任。予今日两次用电话与商南京市民救济事宜，彼均在就寝，从可想见。」大战在即，主将卧床不起，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白崇禧回忆说，他与唐同乘汽车到城外视察军力部署，「两天之视察，我发现唐之身体衰弱不堪，身着重裘，至平地，犹可下车查看；爬高山，便托我代为侦察。寒风白雪之中，我见他虚弱之身体，不禁为南京防守之担心，为他自己担心。」

唐生智是个「守也守不住，退也不知如何退」的废物

果然，真正的守城作战只坚持了两天。最不能原谅的是：守，谁都守不住；但是唐生智连撤退都不做任何部署，致使数十万军队和民众一哄而上、夺路而逃，成为日军刀俎上的鱼肉。

据八十七师副师长兼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回忆：「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向我们下达撤退的命令，事后也没有听说哪个指挥官因失职受处分。」

12 月 11 日上午及同日晚间，唐生智先后两次接到蒋介石关于弃守南京并渡江向津浦路撤退的电令，内称：「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下午五时，战事极其紧急，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军事会议，下达「卫戍作命待字第一号」分头突围的撤退命令，交与各部长官执行。自此，成千上万军民陷入空前的大崩溃中：

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第二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三十六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三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唐生智下完命令之后，自己率先逃命，此前发过的誓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闻听长官往下关去了，几万国军、无数民众一起涌向下关。就这样，抗战史上最悲惨、最耻辱的一幕开始了。据负责防守挹江门的第七十八军三十六师工兵营营长萧兆庚回忆：

当我带着工兵营撤退经过挹江门时，只见开了一扇门，其余两扇门紧闭。因此军队和老百姓都从这一孔门里出去，十分拥挤。当我经过城门时，并不是走出去，而是被挤出去的！有些妇女、小孩被挤得呼大叫妈喊救命。丢掉包袱或贵重东西的，要想弯下腰去捡时，就只有被后面拥上来的人群践踏、踩死。我当时只顾自己逃命，置之不理

我逃出城门外百余米处时，忽听到轰隆隆的坦克车声音和凄惨的叫声与枪声从城门那边传来。随即见到三辆坦克车在前，一辆汽车跟后，在队伍两旁飞驰而过。这时人流中有很多人叫喊：「战车快停住，压死人啦！」我这才知道这些坦克是为了冲出城逃命，不惜压死很多老百姓和军人。当场有位同袍听其任宪兵团长的同乡说：「那三辆战车后面跟着的那辆汽车，就是唐生智逃跑时坐的小汽车。」

想起战车冲逃被压死、压伤的受难者，能含冤九泉吗？身为主帅，率先逃跑，后果可想而知！

当初，唐生智在脑子发热之下，为了表示背水一战的决心，竟然让交通部长俞鹏飞将下关原有的两艘大型渡轮撤走，并严令守卫浦口的胡宗南第一军和守卫挹江门的宋希濂第七十八军三十六师，制止从南京向长江北岸或由城内经挹江门撤往城外的部队，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

据负责防守挹江门的第七十八军三十六师上校团长熊新民回忆：

「面对一望无际的人潮，上级给我们下死命令，除了指定的部队、机关人员准到下关渡江之外，其他任何人、任何部队、机关，都不准通过挹江门到下关。……我第一营先是以一个连堵，不行，再加一个连，又增加一个连，直到把整个营都投了上去，也不解决问题。那种残酷的情景，发展到把整个挹江门所留下的、用以进出的一个侧门，也被人流堵死了。先是蠕动着涌进来一部汽车，被人流和压死的人堵住。结果，汽车也被堵住开不动了。人流便翻越过汽车，往前涌，越集越多；车辆、死人、活人越堆越高，以至高到把整个侧门都塞满了。人们又爬过死人堆上、爬上城墙，然后用梯子、用绳索、用电线、柱子等滑吊下城，拥到下关轮渡码头者，万不及一。」

时任七十八军军长兼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后来回忆：

长官部召集的会议散了后，唐生智等立即开始渡江，但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教导总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四军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争先抢过挹江门，互不相让，并曾一度与守挹江门之第三十六师第二一二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于极点。随之下关亦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并不知道唐生智已决定撤退──唐生智在仓皇之下，居然忘记通知北岸守军！

遵照原先的命令，胡宗南部奉命向江中船只射击，直到少数从枪林弹雨中渡河成功的国军告知，他们方才知道南京守军已撤退，但不知已误杀了多少人。八十七师作战参谋李文秀后来估计说，渡江过程中被友军杀死、被日军炸死和在江中淹死的超过五万人。整个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自相残杀的死亡人数，不一定比被日军杀死的人数少。

其中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个案就是南京宪兵由司令部参谋长萧山令少将，以代理司令名义指挥在京宪兵。唐生智为求宪警协调密切，并派萧山令兼长警察厅长、战时南京市长、代理南京警备司令、防空司令等职──反正这些官都当不了几天了。

城破之后，萧山令与部属带着南京仅存的银圆，跑到铁道部附近，即遭友军三十六师之阻止。此时，中国溃军纷沓而至，拥挤不堪，枪声四起，血肉横飞，于是队伍为之散乱，行装为之全失。萧山令与三十六师督战队交涉，方许通行，至海军部门前又被所阻。萧山令本部所属团营更加混乱，能至下关江边的南京宪兵为数甚少。此时，江中已无船可渡，萧山令乃命令手下扎木筏渡江。

依据宪兵特务营营长张法干回忆，萧山令以木板渡江，因副官携带银元过重，连同卫兵沉入江中。

战后，萧山令被列入警察厅殉难名册，作战事迹中，殉难原因是「坚持大义沉江殉节」。后来，国民政府「创作」了两种萧司令英勇就义的情节：「抵抗日军骑兵不愿被俘受辱，于挹江门饮弹自尽」或「遭日本江上汽艇机枪扫射中弹受伤，义不受辱，拔枪以最后一弹自杀殉国」，并追赠其陆军中将，入祀忠烈祠。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码追认萧山令为革命烈士。2014 年 9 月 1 日，萧山令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三百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中国将领的低素质，自蒋介石以下，唐生智、萧山令等均是「傻儿将军」之典型，难怪蒋介石承认，中国的将军比不上日本的连排长，而他自己何尝具备日军师团长的基本素质呢？

唐生智虽逃出生天，却已失魂落魄。据驻守徐州五战区的李宗仁回忆说：

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李品仙又来电话说，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我闻讯乃亲到徐州车站迎接。见面之下，真使我大吃一惊，唐氏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我们在徐州列车上倾谈二十分钟，握手欷歔。

孟潇说：「德公，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

我说：「孟公不必介意，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宏旨。」

我们谈了片刻，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海路驶向武汉而去。

李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