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辨疑》之三——《题红楼梦》辨疑 作者|欧阳健 《题红楼梦》辨疑 对于明义其人，《红楼梦》研究者向来是比较看重的，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绿烟琐窗集》里面有《题红楼梦》二十首及小序，被认定是“现在已然发现的正面提到《红楼梦》的最早资料”[13]的缘故。红学家一面肯定明义这组材料可以解决《红楼梦》研究中“长久存在”的诸如作者家世生平与早期抄本等重大问题，同时也不免为其中的矛盾而困惑不已，以至于感叹“明义的诗，本来也是红学一谜”[14]！但好像谁也没有对它的可靠性产生过怀疑，而问题可能恰好就出在这里。 一个十分明白的事实是：《绿烟琐窗集》是一个抄本，而且是一个出现年代很晚的抄本。抄本封面题“绿烟琐窗集诗选”，它的底本是否为明义本人所编定，并无确凿的证据，更大的可能是经后人之手编选抄录的。诗选五言古诗《滦阳官舍即事》有句云：“翳自依居来，荏苒已月余，闻闻与见见，百事诚不诬。△△△△台，中有红芙蕖。暇时衔杯酒，天伦相宴娱。（影印本第11页）误“繄”为“翳”，且以四“△”号标出底本所缺之字；七言古诗《题和潜斋松窗读书图》后有朱批云：“前编多有漏字舛错等端，余欲以质之高明以补其错，余所幸也。”（第36页）更是此本不出作者之手的明证。 （一） 《绿烟琐窗集》既是一个晚出的抄本，为了确证它的史料价值，必须借助于可靠的旁证；袁枚的《随园诗话》无疑最具有这样的资格。 《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卷二云：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所引用的第一条材料，就是《随园诗话》，可见它在“新红学”构成史的重要地位。而按照袁枚的记述，曹雪芹所撰《红楼梦》，其内容是备记他随父曹寅在江宁织造府生活期间的“风月繁华之盛”，亦即他作为一个贵介公子在南京风花雪月、寻花问柳的奢华生活经历，明我斋（明义）读到书中所写“红楼”中尤艳的“某校书”，艳羡不已，遂题下两首绝句以咏叹之。按胡曾《赠薛涛》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薛涛为唐代名妓，后世遂把“校书”作为妓女的雅称。 对于袁枚的记述，近世疑其有误者不乏其人，因为在小说《红楼梦》中，除了第二十八回冯紫英所设席上出场了一个锦香院妓女云儿之外，并无任何一个“校书”混迹其间；云儿其人，当然不会是明义“读而羡之”的对象。故郭沫若断言：“明我斋诗所咏毫无问题是林黛玉，而袁枚却称之为'校书’。这是把'红楼’当成青楼去了。看来袁枚并没有看过《红楼梦》，他只是看到明我斋的诗而加以主观臆断而已。”[15]郭沫若的意思是，校书当居“青楼”而非“红楼”，这种观念已为多数人所认可。其实，青楼不一定是妓居，《随园诗话》卷十二云：“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是青楼乃帝王之居。故曹植诗“青楼临大路’，骆宾王诗'大道青楼十二重’，言其华也。今以妓为青楼，误矣。梁刘邈诗曰：'倡女不胜愁，结束下青楼。’殆称妓居之始。”而“红楼”，倒确实可为妓院之别称，韦庄《浣花集》补遗《长安春》云： 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 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 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占得长安春？ 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 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 又韦庄《菩萨蛮》云：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 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 劝我早归家，绿窗人如花。 这里的“红楼女”“红楼美人”，分明都是妓女。因此，说《红楼梦》不可能是写妓女的书，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会不会是袁枚的误会或者主观臆断呢？这就须从“诗话”的作意说起。诗话是评论诗歌及记载诗人故实的著述，是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特有形式。诗话诗话，“话”的对象主要是“诗”；因“诗”而及“人”，因“人”而及“事”，是诗话写法的主要特点。袁枚所要“话”的，主要是明义的两首诗，因诗而涉及作诗的缘起；因作诗的缘起而涉及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文思的脉络是十分清楚的。郭沫若嘲笑说：“随园蔓草费爬梳，误把仙姬作校书。醉眼看朱方化碧，此老毕竟太糊涂。”“诚然风物记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词客英灵应落泪，心中有妓奈何他。”袁枚乃当代诗坛领袖，为诗界所敬仰者凡五十年，《随园诗话》亦被公认为继叶燮《原诗》之后清代最富学术价值的诗话著作，如果连所要“话”的诗也没有看懂，连“仙姬”与“校书”也闹不清，岂非不可思议？实际上，并非袁枚“心中有妓”，方“看朱化碧”；反倒是后世研究者心头早藏下了一个“林黛玉”“王熙凤”的影子，硬将“校书”派作“仙姬”，才搅得疑端丛生的。要之，《随园诗话》不存在误会的可能。明义的《题红楼梦》二首，恰是他读了书中所写“红楼”中尤艳的“某校书”有感而作的。 周汝昌承认：“袁枚的《随园诗话》是一部标榜声气的东西，资料来源主要是同时人的稿本、邮筒之类。里面的许多事迹、掌故、见解、议论，也就是采自各诗家原稿。”[16]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诗话》所记明义的《题红楼梦》是二首，而在《绿烟琐窗集》中，《题红楼梦》诗却有二十首，《诗话》所记的两首，分别排在第十四、十五。那么，袁枚到底有没有看过明义二十首诗的原稿呢？周汝昌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诗话》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文字，“其根据就是明义的诗序，径采其语以作说，并误会明义'其先人’之语为指其父，遂径云'其子雪芹’。现在得到明义的原诗集，真象始明。”[17]然《绿烟琐窗集》《题红楼梦》前三首中，已有“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怡红院里斗娇娥，娣娣姨姨笑语和”“潇湘别院晚沉沉，闻道多情复病心”之句，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已呼之欲出，袁枚当时真的得到明义的原稿，绝不会对如此彰名较著的事实视而不见，单单挑出并不起眼的第十四、十五两首来加以吹嘘，并故意歪曲成题妓之诗的。况且依其作《诗话》之体例看，也是说不过去的。如《诗话》补遗卷二云： 吾乡鲍以文廷博，博学多闻，广镌书籍，名动九重，不知其能诗也。余偶见其《夕阳》二十首，清妙可喜，录其一云：“一匝人间夕又朝，晚来依旧满闲寮。疏分霜叶秋容淡，细点征帆别思遥。淡淡欲随城角尽，明明还带酒旗摇。迷藏惯匿西楼影，不似春愁不肯消。”其他佳句，如：“马上看山多倦客，溪边扫叶有闲僧。”“问谁闲袖遮西手，老我宝怀再少心。”“远引钟来云外寺，渐争灯上酒家楼。”“愿得少留墙一角，悔教高卧竹三竿。”“不愁一去踪难觅，却恐重来事转生。”“山外有山看未足，几回倚杖立衡门。”皆妙绝也。可称古有鲍孤雁，今有鲍夕阳矣。 鲍廷博的《夕阳》恰为二十首，袁枚全录其一，然后分择其他佳句入《诗话》，乃正格也。设若明义之《题红楼梦》二十首均为袁枚所目寓，亦当以此例录之。《诗话》不及诗序与其余十八首诗，只能证明明义当时所作，仅此二首而已。 再从“人”的角度看，袁枚与明义为同时人，对他们一家也有相当了解。《诗话》先后录载明瑞《雨中过石门》《元夜归省》《送弟瑶林使乌斯藏》等诗（卷五）及明仁推挹自己的诗句（卷七），且对明义的为人和诗作揄扬甚力。卷五云： ……其（按指明瑞）弟明义，字我斋，诗尤娴雅。其《醉后听歌》云：“官柳萧萧石路平，欢场回首隔重城。可怜骄马情如我，步步徘徊不肯行。”“凉风吹面酒初醒，马上敲诗鞭未停。寄语金吾城慢闭，梦魂还要再来听。”又《偶成》云：“东风不解瞒人度，才入竹来便有声。”《早起》云：“平明钟鼓严寒夜，不负香衾有几人。” 卷七云： 《南史》言：“阮孝绪之门阀，诸葛璩之学术，使其好仕，何官不可为？乃各安于隐退，岂非性之所近，不可强欤？”近今吾见二人焉：一为尹文端公之六公子似村，一为傅文忠公从子我斋。似村举秀才，终日闭户吟诗；我斋虽官参领，司马政，而意思萧散，不希荣利。有人从都中来，诵其《环溪别墅》诗云：“将官当隐称畸吏，未老先衰号半翁。”又曰：“不是门前骑马过，几忘身现作何官。” 《诗话》所引明义《醉后听歌》《偶成》《早起》《环溪别墅》诸诗，《绿烟琐窗集》中均未收录。据舒坤（？）《随园诗话》批语：“环溪别墅在西直门外，俗呼'三贝子花园’，即我斋之岳也。”据载，环溪别墅原名邻善园，为贝子弘景所有，乾隆四十二年（1777）弘景死后，其子红玉将园给了外甥明义，遂改名环溪别墅。《绿烟琐窗集》中的诗，都未提到别墅，反谓“敝斋幽昧，昼可以烛，每自嘲为穴处，至者然之”（《和晴村见示移居二韵》），故论者多谓《绿烟琐窗集》之诗，当作于乾隆四十二年之前。而袁枚所引之诗，多出诗集之外，可知袁枚确实掌握了明义诗歌写作的较多材料。《随园诗话》批语又谓：“明我斋义自幼至老，充当侍卫，并未隐退。”指袁枚所述为不实，今据天津文物管理处所藏明义嘉庆年间信札云：“余自解组以后，即退处郊原，虽未足救贫，亦尽可藏拙，于以护先茔之松柏，剪三径之蒿莱，暇则静坐焚香，消遣世虑。”[18]可证袁枚所说，倒是符合事实的。 （二） 当然，袁枚所述是否有误，归根结底是可以通过对明义《题红楼梦》的诠释加以检验的。且看第一首： 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 吴世昌评论道：“此诗首句以桃花比病容，在今本《石头记》第三十四回有此描写：黛玉在宝玉送她的旧手帕上题了三首绝句后，'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黛玉写此诗已在黄昏掌灯时，故明义诗第二句说'午汗’又不相当，下面两句，似乎说宝玉去问病，黛玉安慰他说好些。”[19]周林生补充说：“第二天早上，黛玉站在花荫下，眺望去怡红院探视宝玉的人。后来，紫鹃劝她：'如今虽然是五月里，天气热，到底也该还小心些。大清早起，在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该回去歇息歇息了。’'潮回热转加’，是说到了五月里，寒潮慢慢消退，天气渐渐热了。可能还有这么个意思：五月以后，寒潮逐渐消退，天气渐热，黛玉身上也越来越热，就是说她的病越来越严重了。”[20] 其实，此诗写的是一时一事，着重突现人物瞬间的感受，而吴、周二位为了牵合小说《红楼梦》的情节，却将诗中一以贯之的意趣割断了。“病容愈觉胜桃花”，纯从男主人公的眼光写来，他欣赏女方脸上泛出红光，觉得比桃花还要艳丽，以至忘却这种面容恰是对方病情加重的症候。女方看来是得了肺痨一类的病，故而午后身体发烧，面色转红。“潮回”，意指发热而使面色转红。范成大《石湖集》二五《红梅》：“酒力欺朝寒，潮红上妆面。”又，“潮热”为中医病症名，发热如潮水之涨退有时，患者往往两颧发赤，咳嗽气短。与“潮地方”“寒潮消退”，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虽然写到黛玉照镜“自羡压倒桃花”，其下复有“却不知病由此萌”之语，而此诗却云“热转加”，可见与黛玉之病无关。“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差，同瘥，病愈。女方唯恐“意中人”看出她的病重，勉强说今日已经转瘥渐愈，分明是怕失去对方欢心，这种痛苦隐情，岂是黛玉那种任性使气之人所有？“意中人”之类的庸俗话头，置于黛玉头上，尤觉不伦。最善解人意的宝玉，竟会用欣赏的态度来看待黛玉的病，也是完全不协的。 再看第二首： 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有人认为这首咏的是凤姐。周汝昌引《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凤姐以贾母头上的“窝儿”取笑，贾母说：“这猴儿惯得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来”，以为诗句指此[21]。周林生更证明说：“此诗所咏的'威仪棣棣’，无拘无束，笑的时候多沉默的时候少的人颇似凤姐。”[22]“威仪棣棣若山河”与“惯得了不得”，绝无相同之点；诗中明明是“笑时偏少默时多”，怎么眨眼间成了“笑的时候多沉默的时候少”的王熙凤了呢？故有人又以为是写“罕言寡语，人谓藏拙”的薛宝钗，甚至还有人以为是写林黛玉的。“威仪棣棣”，见《诗·邶风·柏舟》。郑玄笺云：“君子望之，俨然可畏，礼容俯仰，各有威仪耳。棣棣，富而闲习也。”女主人公尽管外表上有俨然之威，俯仰之仪，但骨子里还是要在“绮罗”丛中夺取风流魁首地位的。试问王熙凤、薛宝钗、林黛玉孰能与此合辙？看来唯女校书方可当之。这位女校书“不似小家拘束态”，故能在群艳之中独享盛名；“威仪棣棣”，正是她“夺风流”的手段。 《题红楼梦》二诗，所咏的当是同一对象，即“当时红楼中”尤艳的“某校书”。这位女校书之所以博得明义的青睐，是因了她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威仪，令人不敢轻薄亵渎，而又倾心于自己意中人的缘故。二诗表面是写女校书，实际上是诗人不健康心理的逞露。从《绿烟琐窗集》的内容看，集中除题赠唱和诗外，复有大量艳情诗，如《丽情词》四首，《红梅诗》二十一首，《闺词》二十九首，就中尤以与姑苏伶官陆笺字云篮（云郎）有关的诗词最多，可谓备极缱绻，这都是明义《题红楼梦》为咏妓诗的侧证。 （三） 袁枚的记述既然不误，明义《题红楼梦》二首确为咏妓之诗，那么，又何以解释抄本《绿烟琐窗集》所收《题红楼梦》会有二十首并小序的现象呢？这就得对《绿烟琐窗集》的版本重新进行鉴定，看有没有经后人篡乱的可能了。 上引抄本朱批云：“前编多有漏字舛错等端”，既曰：“前编”，则必有“后编”。此本一册，以诗体分卷，不标卷次。前编包括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三卷，半叶十行，每行十九字，字体老到干练；后编包括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及词五卷，行款紊乱，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与前编相同；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却为半叶六行，每行二十字，其中第40页末行为诗题《为伊峻斋购马不得而赋此》，第41页前空一行，方抄录正诗，遂成半叶五行的格式，且字体出另二人之手，书法较拙，明显留下后人撤换重抄的痕迹。《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正在后集之中。 《绿烟琐窗集》版本的篡乱，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随园诗话》不同版本的异文，似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诗话》卷二上引的一段，道光四年（1824）的刊本却变成：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雪芹赠云…… 《诗话》所录二诗，原本谓明义所题，而此本却篡改为雪芹所赠，显然是别有居心。而这一篡改的目的，就是为了拈出“大观园”，从而把雪芹“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红楼梦》，坐实为小说《红楼梦》。可见，“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的话，亦系后人所擅加，是不能作数的。不过，当袁枚在世时，随园旧址即红楼的话头，倒确实曾在部分文人中流行。明义《和随园自寿诗韵十首》之一云： 随园旧址即红楼，粉腻脂香梦未休。 定有禽鱼知主客，岂无花木记春秋。 西园雅集传名士，南国新词咏莫愁。 艳煞秦淮三月水，几时衫履得陪游。 诗下小注云：“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此诗是送给袁枚的，当然不致信口乱道，看来袁枚对这种说法也是默认了的。但是，明义此诗也没有涉及小说《红楼梦》的任何情节，“艳煞秦淮三月水，几时衫履得陪游”，仍不脱“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的窠臼，郭沫若嘲笑袁枚“诚然风物记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是嘲错了的。 由于《红楼梦》小说的广为流传，随园即红楼之说，渐渐演化为随园即大观园之说。 周春《阅红楼梦笔记》云：“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正是对此说的反驳。与此同时，文人竞为题红诗，遂成为相互间标榜风雅的特殊时尚。据一粟《红楼梦卷》的编辑说明，有关《红楼梦》的歌咏至少在三千首以上，较早的如宋鸣琼《题红楼梦》，载《味雪楼诗草》，有嘉庆刊本，其二云：“病躯那惜泪如珠，镇日颦眉付感吁。千载香魂随劫去，更无人觅葬花锄。”然所有的题红诗，均出《红楼梦》小说为人熟稔之后，方能引起共鸣，竞相唱和。唯其如此，从考证的角度讲，便缺乏史料的价值。于是，便有人依据《随园诗话》的记载，在明义二诗的基础上添加十八首，并加上一序，遂使其变成早于程本的题红诗，因而身价顿增百倍。这种作伪，大约是与道光四年对《随园诗话》的篡改互为呼应的。 现试析其作伪的证据如次： 一、关于小序。序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小序首句与《随园诗话》的区别在“曹子雪芹”与“其子雪芹”的异文，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话全同，二者显然存在相互过录的关系。袁枚撰《随园诗话》，往往刻意搜求时人诗作，亦复有人慕名而以己诗投呈者。设若明义此序此诗在先，袁枚见而录之，当不致误题小说诗为咏妓之诗。相反，袁枚明谓雪芹是曹寅之子，而此序则恍惚言其“先人”为江宁织府，适可证此序是据《诗话》改动而来。因为在袁枚的记录中，雪芹因依其父曹寅居江宁织造府，故能身历“风月繁华之盛”，此雪芹当为康熙间人无疑。《随园诗话》卷十六云： 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一溪烟水露华凝，别院笙歌转玉绳。为待凉夜新月上，曲栏深处撤银灯。”“飞盏香含豆蔻梢，冰桃雪藕绿荷色。榜人能唱湘江浪，画桨临风当板敲。”“早潮退后晚潮催，潮去潮来日几回。潮去不能将妾去，潮来可肯送郎来？”三首，深得竹枝风趣。尾署“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楝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此处再次肯定雪芹为曹楝亭之嗣君，且云雪芹与啸厓两位织造公子“相隔已百年矣”。或谓雪芹乃袁枚同时代人，而啸厓倒是百年前的人物，实则不然。《随园诗话》卷二云： 王梦楼太守精于音律，家中歌姬轻云、宝云，皆余所取名也。有柔卿者，兼工吟咏，成啸厓公子赠以诗云：“侍儿原是纪离容，红豆拈来意转慵。一曲未终人不见，可堪江上对青峰？”柔卿和云：“生小原无落雁容，秋风偶觉病身慵。挂帆公子金陵去，望断青青江上峰。” 以上堪为成啸厓为袁枚同时人之铁证。按曹寅任江宁织造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五十一年（1712），袁枚此条写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6），上溯至1693年为九十三年，上溯至1712年为七十四年，皆可约称百年。这一时间概念，袁枚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小序第二句言大观园为随园故址，而《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原刊本（袁枚死于嘉庆二年）无“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的话。袁枚是随园主人，随园故址是不是大观园的问题，袁枚最有发言权，绝无反过来抄袭明义的道理。吴世昌也承认住在北京的明义不可能知道南京的事，但却断言“这些话当然都是雪芹自己告诉明义的。”[23]，可是，“相隔已百年”的雪芹，怎么可能亲自同明义说话呢？ 小序第三句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这更是一句谎言。题红诗之所以成为一种文人雅士的嗜好，必定是在小说《红楼梦》家喻户晓之后，否则，到哪里去觅知音呢？若《红楼梦》为“世鲜知者”的书，明义的《和随园自寿诗》开头就说“随园旧址即红楼”，不是让人莫名其妙了吗？ 二、关于题诗。小序云：“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强调他看到过早期的原始抄本，遂让红学家浮想联翩，以为可以借此窥见《红楼梦》原稿的真面，但同时也使他们迷惘不已。周汝昌说：“明义所见的《红楼梦》，是多少回的本子，疑莫能明。比如他在诗序里只说'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而不说有什么兴衰荣悴，又二十首诗中所写绝大多数是八十回以前的情节，这两点使人疑心他所见到也只是个八十回传本。可是，有几首诗其语气分明是兼指八十回以后的事，似乎目光已注射到我们所未曾见到的后半部部分。所以，明义所见到底是多少回本，尚属疑案。”[24]正代表了多数红学家的心绪。可惜的是，红学家疑来疑去，唯独没有疑过明义是否真的看过那所谓的“原始抄本”，而这恰是症结之所在。 小序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明义看到的本子题名“红楼梦”，而不是如今红学家所肯定的“石头记”；题诗第十八首云：“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所咏已是八十回后黛玉重病垂危的情形，后二句更是《红楼》续书作者普遍心态的写照。第十九首云：“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已经从“聚”说到了“散”；第二十首云：“馔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更断定红楼的故事“未几春”，可见都已看到了书的结局，也与如今红学家断言《红楼梦》原稿只八十回不同。 如果说以上两点只能证明现代红学家的结论需要修正的话，那么明义题诗平庸错讹，就更暴露了仓促为之的痕迹了： 如第一首云：“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泛泛而谈，毫无佳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点明《红楼梦》中写了一个怡红院，也就是为了说明大观园即随园故址而已。 又如第二首云：“怡红院里斗娇娥，娣娣姨姨笑语和。天气不寒还不暖，曈昽日影入帘多。”简直把怡红院当成了宜春院了。吴世昌说：“怡红院是宝玉独住之处，并不是'娣娣姨姨’'斗娇娥’的地方”，是说得对的。周林生把它说成咏“在院里扫地的那些丫头，'擦脂抹粉，簪花插柳’，争俏斗艳，赛丽媲美”，未免强作解人。几个无名的扫地丫头（须知贾府丫头等级分明，袭人、晴雯等有头面的丫头，是不干扫地之类粗活的），哪里值得写一首诗来咏叹一番呢？ 诸如此类题诗与小说内容不合的破绽，可谓触处皆是，如第三首“悄向花阴寻侍女，问他曾否泪沾襟”，而小说却是“悄向回廊”，而不是“悄向花阴”，问的是咳嗽可好了？而非是否“泪沾襟”。第四首“尽力一头还两把，扇纨遗却在苍苔”，而小说宝钗扑蝶“无折花遗扇之细节，但却添了宝钗窃听小红与坠儿说话、暗害黛玉，'金蝉脱壳’的描写”；第五首：“三尺玉罗为手帕，无端抛去复抛来”，而小说“所抛的并不是'三尺玉罗’，亦没有'抛去复抛来’的细节”…… 红学家从相信明义题诗的可靠性出发，往往把思路指向明义所见者为《红楼梦》“初稿”，而今本内容与题诗的不同，则统统归结于曹雪芹后来的增删。其实，作此十八首题红诗者，对《红楼梦》并无起码的理解，只是出于附会的目的，仓促间做出来分置于《随园诗话》所录明义二首的前后，篡乱于《绿烟琐窗集》抄本中，企图给人以“最早史料”的印象。这种行为，与今人周汝昌将所谓曹雪芹的“佚诗”二句，敷衍增成一律，如出一辙。若破除《绿烟琐窗集》为原本的迷信，则“明义”二十首题红诗均属下劣之作，比起众多的佳构来，简直不值一哂，更遑论以之来从事考证作者家世与版本演变的大事了。 【注释】 [13] 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1067. [14] 杨光汉.明义的《题红楼梦》绝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八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5] 郭沫若著.读随园诗话札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16] 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1073. [17] 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1073. [18] 刘光启、云希正.明义书札与曹寅墨迹，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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