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淦清 过年的记忆之一：忙年

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刘淦清，天门干一人，1946年出生，早年从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宜昌、武汉工作，历任宜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宜昌行署财政金融贸易办公室主任，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武汉体育学院党委书记等职。先后主编和公开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育改革与研究》、《商务大辞典》等专著、教材十余部（本）。现已退休，居武昌。

过年的记忆

前言：

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习惯把阳历年叫元旦节，把阴历年叫新年。工作几十年写了不少的工作总结，作了数不清的工作计划，里面总少不了过去的一年怎么样，新的一年要怎么样，但是在内心深处，正月初一才是新的一年，才是神圣的新年。

我的家乡是天门县干一镇，这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昌明，物产丰腴的古镇，别名古晴滩，或晴滩古镇。相传在明清两朝出了一巷两尚书，座后一天官，回头一祭酒等高官，以至于五里三状元的外地人甘拜下风。

到我记事时每到寒暑假，见到一拨拨回家度假的大学生中学生，觉得他们都是下凡的文曲星，牛得狠。此外镇上的高墙大屋，石板长街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现在一些旅游景点的古镇大屋似乎在我印象中的干一镇面前真不算啥。石板街三里七分长，与之平行的还有堤街和后街。白马庙，皇宫殿巍峨壮观，后来都成了学校，是我们几代人小学和初中的求学之地。物华天宝的古镇孕育了一代代干一人，也形成了特有的年俗文化。

在干一镇，素有彭刘郭张四大姓之说，而刘姓似乎最多，而且族群各不相同，祠堂各不相同。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一族是安成刘氏，祖宗是汉景帝重孙长沙安成侯刘元鼎。刘元鼎后人刘德言以武功归宋，官至转运使授南昌男爵，所以我们以江西为故乡。我的名字淦清也有怀念故土的意思。淦赣相通，真佩服给我起名的伯父的良苦用心。江西填湖广，我们这一族来到天门，沔阳，汉川交界的三角地，沿沉湖而居。

特有的乡风，古老的家族传统，形成了我们的年文化，虽与周边趋大同，但也略有小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过年的重视程度几乎到了神圣的地步。因此神圣的新年寄托了人世间美好愿景，寄托了家庭的幸福和希望，也寄托了我儿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回忆。

之一：忙年

家乡天门干一镇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属于古云梦泽淤积而成的平原。它的周边多是大湖，如沉湖，华严湖，刁汊湖，也还有许多小湖。这一带也是人们常说的沙湖沔阳州，汉江泛滥和久雨内涝使这里经常淹水，”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有一年收，狗子不吃麦米粥。”所以这里解放前经常有大量人员外出逃荒，远至南洋，打三棒鼓和挑牙虫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    

但是，在农业经济时代，只要不淹水，这里又是非常富饶，真是鱼米之乡。干一镇本身地势较高，它周边防洪堤附近农村地势也不低，一般是很少淹水的。作为久居镇上的居民，他们大多以经商和手工业为生，灾年虽也会受到影响，但不至于破产倒闭。干一是古代鄂西鄂中通往武昌方向的重要驿站，在当时也算是交通发达，人文荟萃，加之只要不遭水灾则农村物产丰富，所以对过年也就格外重视。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大力治理水患，并修了荊江分洪工程，大水成灾明显減少，在我开始记事以后，除了1954年淹了一次大水，再没有大的水灾。

在正常年景，农村似乎从秋收后就开始了过年的准备。因为我们那里过年一般都要打糍粑、磨汤元，炸玉兰片、荷叶子、麻花、翻饺子，切麻叶子（麻糖）、米花糖，摊豆皮，晒干豆丝，还要大量的炒米（武汉叫做米泡，也叫米花），所以需要大量的糯米、芝麻、黄豆、麻油，这些东西大都是靠自己在地里种出来的。

到了阴历冬月后，进入农闲时间，镇上和农村家家都忙着趁天气好的时候去蒸阴米，晾晒阴米。人们都知道阴米营养丰富，炸成炒米好吃，却不知道这玩意工艺很复杂。首先糯米要泡好，时间不能长，蒸的时候火候特重要，泡狠了蒸烂了就不行，太硬了也不行。蒸好以后，要放在家里阴干水汽，再拿到太阳底下晒干，而且是干透，否则要么都是碎米，要么死米子多，炸不泡。蒸好后放在家里一边阴干，一边用手搓散，我小时候就干过这活，刚开始觉得新鲜好玩，但要当作一项长时间的任务，就会感到枯燥烦人。还有用籼米做的黑炒米，比起糯米阴米要简单一些。

从冬月到腊月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晒玉兰片，我们那里说的玉兰片是用糯米磨成吊浆，用草木灰吸干水分，然后搓成粗条状，在揉搓过程中，加入一些红的，绿的颜色（现在看来是不环保的），上蒸笼蒸熟，阴干后，切成薄片，中间就会有红红绿绿的图案，然后趁天气好晒干透，以便以后油炸。

此外还要摊荷叶子，荷叶子也是用糯米吊浆做的，先把泡好的糯米用石磨磨成吊浆，然后调的比较稀，在大锅里摊成非常薄的大片片。摊荷叶子的技术含量较高，我母亲是用一个大蚌壳作工具，灶里要用稻草或麦草作然料，当锅烧热后，舀一小瓢吊浆，沿锅边一转，赶紧用大蚌壳抹匀，等吊浆一干水汽灶里就停火，一张荷叶子就摊好了。然后就晒，晒到要干未干时，用剪刀剪成方形、菱形的小块，再晒到干透，备油炸。

我们家父亲辈有三兄弟，我父亲行二，母亲和伯母关系很好，两个人忙年和重要家务事配合天衣无缝，母亲能干动作快手艺好，一般是在灶上忙活，伯母忠厚纯朴吃苦耐劳，总是在灶下加火。这些活在腊月中期前都要做好，否则一到腊月碰到雨雪天气时间长，阴米、玉兰片、荷叶子都难以干透，过年就惨了。

过年还有一件十分磨人的事是熬糖，熬糖因为技术难度大，又要有力气的男将扯糖，所以镇上一般少有人做。我因为随父亲在一个叫沙嘴村的地方过了一个寒假（那是五七年反右时的长达三个月的寒假）见证了熬糖的全过程。

熬糖就是熬麦芽糖。首先要找好熬糖的师傅，这种事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但一个村子总有这方面的人才。我爸工作的沙嘴村熬糖的师傅大慨叫列松（记的不是很准了）是个很能干的人，我们家当时是请他帮的忙。

早上，他在灶上忙碌，我在灶下加火，把一大锅碎米煮成粥一样，煮好后慢慢冷却，冷到一定温度（这全凭师傅掌握），就进入关键一环————拍桌，就是在米粥中加入麦芽作催化剂，或者叫酵母，让淀粉糖化，这个发酵糖化的过程一般人不得靠近，颇有点神秘感。熬糖成功与否关键看拍桌，成功了就出芽糖，失败了就只能作猪食。

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进入下一程序————摇吊浆，这时把发酵好了的米粥舀进大布包，像摇豆腐一样摇啊摇，把糖浆与糖糟分离。然后把过滤出来的糖浆倒到锅里搅动，让糖浆浓缩，去掉水分。师傅在上面大叫”加火加火！”我在灶门口忙得屁颠屁颠，当师傅的火气都蛮大的，那年我也才十一岁，只能拿出洪荒之力拼命把火加大。

大约一个小时（也不是很准），糖浆就成了糖稀，这时可以舀一些起来品尝，那玩意很甜很好喝的。我刚到那里时有天睡到半夜就被房东家喊起来喝过糖稀，那美味至今难忘。

灶里的火逐渐变小，锅里搅动则越来越快，最后就听见锅里劈泼劈泼的响声。到糖稀要干时就要趁热从锅里捞起来，套在一根木棍子上拉扯，糖越拉越干，越拉越白。终于拉成了我们看到过的麦芽糖。拉扯麦芽糖既要力气，又要动作快，还要不怕烫，记得那天我家熬糖还请了好几个小伙子帮忙。

这几件大事做完了，过年的事算是忙了一半。忙年既累人也好玩，现在别说城里镇上，就是在农村恐怕也不是家家都这样忙了，好多事情都实现了专业化，专门有人把过年的这些东西当产品生产，多数人拿了钱直接去买就得了。这样好倒是好，只是再不是自己操心费力、邻里互相帮助得来的年货、也看不到了那种平淡温暖的忙年场景，总觉得有些失落。

忙年既是农业经济时代自给自足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以忙碌的形式自得其乐的充满幸福感的过年模式。生产力提高了，社会分工明细了，但过年少了年味，福耶？祸耶？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