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心学对格物致知的曲解

文 / 烽火台

“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是中国传统儒家经典著作，其中的部分著作，尤其是《周易》也是道家学说的来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周朝起始，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一直是官方遵循的思想系统。宋代朱熹正式编辑出“四书五经”的版本，明清两朝就此作为官方学说对待，也是科举取士的指定书目。因此，但凡读书人，对这些书目都能倒背如流，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

阳明作为明代的书宦世家（其父王华是当朝状元），对“四书五经”自然非常熟悉。阳明研究学问讲究个“知行合一”，不但动脑、还要动手。《大学》教导人们的核心思想就是“三纲八目”，“三纲”指“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八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研究事物、探求知识、虔诚意识、端正思想、修养自己、兴旺家业、治理国家、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这是儒家指引给人们的三大宗旨、八项目标。要践行“三纲八目”，第一步就是“格物”。

《大学》成书比较早，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子所作，后考证为秦汉时期的儒家作品。“格”的本义是劈开、分解，古代汉语据此延伸出“推究、研究”的意思，和现在所讲的分析研究差不多。当然，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内容，分析研究就包含了具体的实验工作。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的规范全面解释“格物”的意思，应该包含探索、实验、分析、研究四层意思。从古到今各类书籍对格物的解释，含义是比较接近的，《庄子·天下》篇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句子，正是古人对格物的经典解说。

阳明年轻求学时，对格物也是这样理解的。中国学术史上有一个“阳明格竹”的公案，是说有一天，王阳明和一个姓钱的同学一起讨论理学，阳明说“既然朱子说成圣要格物致知，那我们就来格物吧”，格什么物呢？王阳明家最多的就是竹子，从他爷爷号“竹轩公”就知道，他家的四周种满了竹子。他二人坐在竹林里盯着一根竹子看（一说是“砍”），三天之后钱同学实在熬不住了，眼前一黑栽倒在竹林里。王阳明攒着一股劲，坚持了整整七天，把所有的精气神都花在了眼前的竹子上，最后体力透支，出现幻觉，气血攻心，口吐鲜血晕了过去。

这次格竹之后，王阳明就落下了病根，后来身体一直不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导致他长期患有咳嗽哮喘的病症，五十七岁就去世了。

格竹行动的失败，使他开始怀疑朱熹理学关于“格物穷理”的观点，转而在佛学和道学中寻找思路，直到他被贬贵州龙场，在龙场的石棺中躺了三天三夜（露天石棺，还下着大雨），终于悟出了自己的心学观点。在阳明心学形成的历史上，此举号称“龙场悟道”。

那么，阳明心学对“格物”的解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心学有四句偈语，大体上能代表其主体思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最后落脚有“格物”一词，放到四句偈语中去解读，含义显而易见：善恶是人的一种内在选择，为善去恶是由人的内心主导的，自然就把对格物的理解转向了人的内心——这正是心学的来历。

朱熹对格物的解释，是“穷究事物之理”，里面还有古人最初理解的分析研究的含义。当然朱熹的解释其实也已经背离了古人最初的意思，他把“格物致知”中的“知”解释为“天理”，意指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和法则，并不指具体事物所包含的内容。理学有“理一分殊”的说法，这里的“一”就是指具体的事物，“理”就是指规律和法则，实际上类似于道家所讲的“道”和欧洲哲学所讲的“本体”，也即恒定的、唯一的、决定万事万物的“规律”。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讲格物首先要弄清具体事物内在的东西，最后经过归纳、概括和总结，才能反映出规律性的东西。而朱熹格物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理”，并不在意具体事物内在的不同特质，本质上和心学所讲的内容没有多大区别。从朱熹追求学问的路径和办法上看，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和心学的做法没有两样。关于这一点，阳明也有自己的一番言论：“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王阳明《大学问》）

事实上，朱熹理学对格物的解释已经偏离了古人的原意，阳明心学则达到了完全反转的境地。心学的主旨之一是“心即理”，讲究“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这些东西显然是从佛学传承而来，也综合了其他门类的知识，带有一点哲学思辨的味道。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内在的“格心”，必须下“由内而外”的功夫。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王阳明《大学问》）他训“物”为事，是“意之所在”，进一步解释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如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王阳明《传习录》）相似的内容还有：“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王阳明《大学问》）“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王阳明《传习录》）概括起来讲，就是把格物解释为正心、格心，就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这里的“格”就变成了“去除、摆脱”的意思，而“格物”则被视为在个人身心上下功夫（“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中国古人提出的格物致知的道理，经过大儒孟子、朱熹和阳明的历次解读，终于完成了全面的反转，由“物”转向了“心”，由“外”转向了“内”，让中国学术思想走上了与西方学术思想截然相反的道路。与阳明相近的时代，有一位西方的学者，登上意大利比萨城中的高塔，把大小不等的两个铁球从塔顶扔了下来，目的是为了检验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重量不同的物体落地有先有后”的观点，结果经过实验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他就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开创者伽利略。王阳明是格竹，伽利略是格球，为什么伽利略成功格出了新知，并引领了现代科学的诞生，而王阳明不但一无所获，还彻底扭曲了古人关于“格物致知”的本义？这正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所在。历代的中国学人，贯彻格物致知只讲究观察思考，不动手操作实验，反而用自己臆想出来的知识影响和反制人为观察的结果。从伽利略开始，西方人走上了实验科学的道路，东方人则陷入了坐而论道的窠臼，最终导致了东西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