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博古说 编辑/博古说  前言六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但却是古代南方农业取得大突破的时期。 除了气候变冷带来的人口南迁给南方农业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外，从作物产量、作物结构、农田水利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由于南北农业经济类型和基础不同。 魏晋南北朝气候转寒对北方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对南方农业却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从某些方面来说，南方农业的发展尤其有利。  农业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产物，受气候条件的制约。 一般认为，气候转寒是当时农牧交错带南移和北方农业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北方战乱促使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这既为南方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又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而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 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气候变冷的趋势在南方和南方地区是一致的，为什么北方农业却没有受到同样的破坏，这似乎需要从农学的角度来解释。 本文通过从古代农业学角度中，深度剖析气候转寒对六朝农业的影响  气候变冷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竺可桢首次提出魏晋南北朝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2℃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虽然此后也有学者质疑竺先生的推论证据，但几乎所有古气候研究成果都是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寒冷期，或者修正了当时的寒冷程度，或者指出其中存在着相对的冷暖波动。 根据现有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相对较冷，应无疑问。雨量的变化趋势与气温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温暖的气候往往会带来更多的降水，因此往往伴随着潮湿，寒季相对干燥。 竺可桢指出，「四世纪旱灾骤增，雨灾骤减」，「自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年）迄刘宋文帝元嘉廿年（公元443年）一百零八年间，竟无一场水灾，而旱灾则达四十一次之多，可见当时“天气有乾旱之势”。  但是，历史气候研究表明，随着纬度的增加，气候变化幅度会增大。 也就是说，位于中低纬度地区的南方地区，气候变化的幅度要比北方低、中、高纬度地区小。张丕远指出：“中国东南地区气候变化幅度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渐增大。
因此，汉至南北朝的气候转寒，南方地区的降温应该幅度相对要小。郑斯中等研究了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来的湿润状况，认为历史上北方旱期与寒期大致重合，而南方则不一定，魏晋南北朝东南地区出现了旱期和湿期。  他们分析东南地区的湿润状况，都是根据历史水旱记录来分析的，无法完全反映降水变化情况，但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南方地区在寒季降水幅度可能没有北方明显。 由于汉至南北朝气候变冷变干，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变化比黄河中下游地区要小得多，寒冷、干旱对农业产量的影响自然不如后者大。 此外，上述温度、雨量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仅限于理论分析，而温度与降水对农业增产潜力的影响。正因如此，魏晋南北朝气候转寒对南方农业生产几乎没有什么负面影响。 由于南方气候温暖，水源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条件没有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不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的水、热条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降水不足一直制约着北方农业的发展。虽然西汉以前比现在温暖湿润，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还是以旱作为主。 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中提出“深耕细耨”，这与耕作有利于土壤吸收水分、细耕有助于解决水分蒸发问题有关。 西汉武帝末年，赵过推行了北方的代田法，在垄沟里播种，这样既可以防风保墒，又可以把垄土培到配种苗根上，以固根防倒，防止土壤水分蒸发过速。 成哀时在《泛胜之书》中总结了耕作的基本原理：
可见土壤水分状况良好。由于秦汉时期北方农业生产特别重视防旱保墒，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块水分潜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气温下降、降雨减少，土壤生产潜力下降，必然在北方农业生产实践中体现出来。  气候变化也会影响作物的生长期和成熟。 一般说来，北半球每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作物生长期就会增加3到4个星期。温暖的气候可以延长生长期，而不能延长生长期。 秦汉时期，北方提倡五谷杂粮，在粮食作物中，稻麦、稻谷、菽的种植较为普遍。 这些作物的播种、收获期各不相同，杂种五谷能使劳力分配相对均衡。而北方地区由于纬度较高、年积温较低，作物的生长期较短。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温下降、热量缺乏、生长活跃期进一步缩短。 部分夏播作物因不能正常成熟而严重减产；各种作物必须集中在短生长期，这必然导致生产相对粗放，产量下降；同时，缩短生长期也会影响到作物品种的选择，对当时北方逐渐发展起来的复种轮作十分不利。 《齐民要术·大小麦》中记载：“五月、六月，小麦都要铺好。”不耕种，其收成倍薄。”缪启愉先生解释道：“闻土，即夏耕晒垡，晒干后耕耙收墒，人在秋天播种。” 可见，禾麦复种在北朝极为罕见。北方复种制长期未见发展，可能与气候转寒有关。  相反，春秋战国以后，南方农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到了汉朝，这里地广人稀的社会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人们一般都不愿意投入太多的劳力，稻作农业的技术还是比较粗放。
南方主要的粮食作物是水稻，西汉时期仍采用省时省力的“火耕水耨”。虽然有些地区的稻作农业在放火、放水淹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增产环节，但对南方地区的水、热条件的利用还很不充分。 
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普遍在六、七月份成熟，根据再生稻“盖下白稻”的生长情况来看，九月是南方水稻生长最活跃的时期。 后来的实践证明，南方的水热条件完全可以满足一年两次甚至三次的需要。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转寒、作物生长活跃期缩短等因素对农业增产潜力的影响并不明显。 由于纬度越低，气候变化幅度越小，作物生长活跃期本来就比高纬地区长。低纬度地区气候变冷对农业产量影响不明显。 也有研究认为，在低纬度地区，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较小，甚至有利于粮食增产。 由于气候变冷，水稻分蘖速度减慢，导致有效分蘖增加，穗重、总干重增加，而魏晋南北朝的气候转凉，的确有可能增加南方作物的产量。 根据吴慧先生较早的研究，如统一按今亩计算，秦汉时期平均亩产264斤，东晋南朝是257斤，比前朝下降了2.84%，主要来自于长江以北纬度较高的地区。 以水稻为主的南方，其亩产反而由秦汉时期的二百五十斤增加到二百六十四斤。 关于该时期粮食亩产问题，后世学者多有研究。如余亦非认为，将度量衡折算后，魏晋与西晋“北方陆田与汉相较，亩产麦三石，实际减产1.5%；南方水田亩产三石，与汉朝二石一石相比，虽是多了一石，却只增了47.6%。” 周国林否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粮食产量的下降，并指出：“南北对比，南方的亩产增长要比北方大一些”，孙吴初期，先进地区亩产接近5斛。 到了东晋时期，全国平均水平为3.3至5斛。对于专家们的推论，这里没有任何评论，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了南方和北方的亩产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南方地区的作物产量并不会因为气候变冷而受到影响。 «——【·气候变冷对作物结构的影响·】——» 不同粮食作物对光照条件的要求不同，抗旱性也不同，其适应性变化范围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否则会导致生长不良或不能成活。 气候变化意味着一个地区的积温、热量和干燥程度都会发生变化，相应的作物种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制约不同地区作物的分布。 我国黄河地区气候干燥，降雨量少，以谷类和小麦为代表。粟性耐旱，在适宜的温度下，种子可以吸收26%的水分，不需要太多的土壤，而且可以在春夏两季播种，是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麦的平均蒸腾系数为540，属于旱作作物。尽管对水的需水量比一些公认的抗旱作物高出一倍，但冬小麦秋播夏熟，可以充分利用夏秋集中降水和早春融雪，春小麦也利用了早春融雪。 到西汉后期，随着北方旱作农业制度的逐步成熟，小麦在北方普遍推广。南方和北方不同，农民选择的水稻需要更多的水分。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仅有的一种粮食作物就是水稻。 魏晋南北朝气候转凉，北方旱作为主、南方稻作为主的总体作物布局虽未改变，但内部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升降起伏。 魏晋南北朝气候转凉，有利于北方旱田南移。 南方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不利于水稻和小麦的生长，这也是此前南方粮食作物结构单一的主要原因。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旱地作物更为重要，有关旱田作物的记载也较多。 据《晋书·甘卓传》记载，甘卓在征讨王敦时犹豫不决，邓骞极力主张：“使将军平刘隗，复武昌，守石城，断荆湘之患，将军可安归？” “粟帛”是《宋书·武帝纪》和《孝武帝纪》和《明帝纪》中的记载。这些六朝史料中的“粟”，虽然有个别可能是粮食的统称，但绝大多数指的是“粟”。 当时南方特别重视旱地作物需水量较大的麦类，东晋南朝政府一再鼓励民众种植小麦。 《晋书·食货志》中记载，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年）下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以秋播种，夏熟，周济有功。”昔汉遣轻车使者泛胜，三辅皆种麦，遂关中。不要让他死。”
南朝建康城市场，四季皆有麦类出售。《宋书·孝义传》中记载，何子平曾任扬州知县，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而且市场上的粟麦交易规模也不小。 旱地作物的推广，改变了南方单一水稻种植结构，对促进南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南方地区是典型的水乡环境，但也有地势较高、易干旱的山地、坡地，水陆兼备，可充分利用土地。 《晋书·隐逸传》记载，永嘉之乱，河内人郭文“踏着沉重的担子，进入了吴兴余杭的一片荒无人烟的谷地……地里种麦菽，采竹叶、木料，自备盐。”这就是南方山区旱地作物种植的范例。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载：“旧晋陵地广人稀，水渠少，田多秽恶。” 这种评价依据晋陵郡水利兴修前的稻作条件，结合刘宋政府在此推广麦作，说明部分南方地区不宜发展稻作的高阜地区，可能更适合旱地作物的开发。 旱地作物的推广，也可以与水稻形成互补。 晋元帝在推广麦作的诏书中，特别强调“秋种，至夏熟，乃新交，周济之益也。” 谢灵运的山居中，种植着各种作物，“时令节令，递熟”，这就是水田陆田兼营带来的良好效果。 中国自古就有“五谷杂粮，以备灾祸”的传统。在旱灾发生时，推广南方旱田作物的效果尤为显著。 《陈书·吴明彻传》中记载，吴明彻年幼在家务农，“秋而大获”是唯一一个“秋而大获”的人，在侯景之乱中，明彻有三千石粟米，而四邻都饿了。吴明彻的田地里，只有一次丰收，可能是因为他种了玉米，邻居们都种了水稻。 与南方旱田推广相对应的是北方稻作萎缩。秦汉时期气候较暖，黄河地区水稻种植面积较大，种植面积较大。 在关中，《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在南山打猎的时候，曾“驰骋于稻谷之地”，在丰镐之间，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汉书·沟洫志》记载，武帝为了鼓励关中修筑水利，曾下令“内史田租且重，与郡同而议减”。 说明武帝时期，关中渭南一带水源丰富，并有水利设施覆盖的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很大。 在《汉书·昭帝纪》元凤元年诏书中，有“稻谷使者燕仓”的记载，如淳注曰：“特使于稻田，假与民收其税人”。 所以燕仓能够发现上官桀等人造反，说明他的管辖范围应该在长安或者附近，而且专门的官吏的设置也反映出该地区稻米种植在当地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气候转寒以后，关于黄河流域稻作的记载明显减少。 张养才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水稻熟制与种植区域，指出气候冷暖明显地反映了水稻种植区域与熟制改革的影响。 其中，东周至南北朝时期为第二次北进南退时期，东汉前期气候转凉，旱灾严重，黄河地区已不再适合种植水稻，大部分水稻已种植于淮河以南。 邹逸麟还指出，气候转凉转干是黄河地区水稻种植逐渐萎缩的根本原因。 稻作萎缩不仅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少了一种高产作物，而且对北方农业发展也有不利影响。 秦汉战国时期，北方盐碱地改造中，种植水稻是一种既经济又有效的措施。 蔡邕在《京兆樊惠渠颂》中记载，东汉樊惠渠灌区也是通过种植“粳黍”的方式种植的。水稻种植面积的缩小明显地阻碍了北方盐碱地的改造。 从农田水利角度看气候转寒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田水利是通过工程措施拦蓄、调节、分配和利用自然水资源，使其符合农业生产的需要，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田水利的建设。 但是，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得我国南北农田水利工程类型差异较大。
黄河流域北部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发展渠水灌溉。 渠水工程的目的在于利用广袤的集雨面积的河流和湖泊来灌溉，因为北方地区降雨量有限，汇集本地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不足以形成足够的水源。 南方长江流域的建设以陂塘为主。 陂塘工程多采用地表天然凹陷地形或天然陂塘，利用周边堤坝拦蓄雨水和地表水流，形成蓄水库容，使流动不稳定的溪流和天然雨水易于蓄水，这是南方充沛雨量的基础。 至于第三种水利形态，黄耀能称之为“塘”，指的是长江以南低地平原开发中的塘浦工程，通过开渠凿河排水，实现浅滩沼泽陆地化。 这是由于长江以南地势低洼地区常为潮汐、湖泊、雨季积水所淹没而形成的沼泽。显然，由于气候变冷导致的降水量减少，对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南方属于亚热带湿润多雨气候类型，河湖密布，水道纵横，被誉为“水乡泽国”。 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在六朝时期，由于排水不良，造成了严重的渍涝问题，刘宋元嘉年和梁中大通二年，曾两次扩建太湖下游河道，排水入海。 在开发低洼平原时，防洪排涝比蓄水灌溉更为重要，农田水利工程主要是修建塘浦排积水，配合利用陂塘控制上游来水、修筑海堤、围湖造田等。 至于丘陵山地农田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陂塘上，主要原因是地形造成雨季洪水过快，枯水期无水灌溉，必须通过蓄水来调节，而不是降雨不足。由于雨水比较多。 工程的重点并不在解决水源问题上，魏晋南北朝的气候变冷，导致降雨减少，但至少不会破坏南方的水利设施，而且还能减少积水，这是一个有利因素。 而对于北方渠水工程，水源是影响工程规模和效益的重要因素，气候变冷将直接影响北方农田水利工程规模和效益。 关中是秦朝和西汉的都城，也是国家水利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秦汉时期气候温暖，降水量较多，而关中的江河湖泊水体也较为丰富。 秦朝统一前夕，利用泾水作为水源，修建了郑国渠，使土地面积达四万多顷。 汉武帝时期，先后在渭河南北修建白渠、六辅渠、龙首渠、成国渠、灵丘渠、漕渠等不同规模的工程，使关中农田水利网得以形成。 这也是关中在当时被称为“沃野”、“陆海”、“农业优势”的重要原因。但东汉以后，这些工程逐渐萎缩，魏晋南北朝各政权曾试图对其进行全面修复。
这就是郑国渠的意思。 总结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包括气候等因素的制约，但气候对古代农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同样的气候变化趋势下，农业的发展也完全不同。 通过对农作物产量、作物结构、农业灌溉等方面的分析，得出魏晋南北朝气候转寒对北方农业的不利影响，但对南方农业却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甚至还有利于南方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fJ]．考古学报 ，1972，(1)． 缪启愉 ．齐民要术校释【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张家城 ．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初探[J]．地理学报 ，1982，(2)． 张丕远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M]．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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