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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统治被推翻，为国民政府的北伐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早在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夏曦就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到湖南办理党员登记，于4月间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夏曦为委员长。湖南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省党部内起了领导作用。1925年5月，国民党第一次湖南省代表大会在长沙秘密举行，成立以夏曦、李维汉、李荣植三人为常委的省执行委员会。会后，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在全省发动反帝爱国运动，部分掌握了由省内各界团体组成的雪耻会。1925年底，又掀起要求驱逐赵恒惕的运动，使得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省内赵恒惕反动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1925年底至1926年初春，在全国革命形势影响和省内革命运动的冲击下，赵恒惕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骤然激化。  赵恒惕自1923年驱逐谭延闿取得湖南统治大权后，由于自身缺乏基本部队，对省外一向标榜联省自治的中立政策，借以阻南拒北；对省内则依靠几个手握兵权的将领，并在他们中间维持平衡。他把湘军编为4个师，以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唐生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师长。第一师贺耀组部驻扎在益阳、常德一带；第二师刘铏部驻扎在华容、澧县、慈利一带；第三师叶开鑫部驻扎在湘潭、邵阳一带；第四师唐生智部驻扎在衡阳、郴州一带。除唐生智拥兵三个旅外，其他各师均只有两个旅。他们各自把持驻地的政权、财权，在省内形成几个独立王国。其中，第三师师长兼湘西善后督办叶开鑫比较认真地听命于赵恒惕，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利用控制水口锌矿，财源丰厚的有利条件，大力购置武器，扩充军队达两万多人，使第四师成为省防军中人数最多，装备和训练最好的部队。 唐生智实力增强后，滋长了取代赵恒惕的念头；同时，赵恒惕也加紧了对唐生智的防范和限制。唐生智感到，省内群众运动高涨对他驱逐赵恒惕有利，因而在他控制的湘南地区对民众团体的活动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1925年底至1926年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先后派夏曦和王基永，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秘密与唐生智联络，要求唐在政治上与广东政府一致，和省内人民共同驱赵（恒惕）反吴（佩孚），唐生智表示大体赞成。与此同时，唐生智命令第四师官兵一律摩顶受戒，皈依佛教，企图以佛教教义加强对部属的控制。他还同南北两方都进行联络。一面私下向吴佩孚表白，不想改变原湖南省当局的政治态度，以求吴不干涉他驱赵；同时又秘密向广东、广西当局表示他倾向革命，希望两广方面予以援助。1925年底，和唐生智关系十分密切的湘军第二师旅长叶琪以省亲之名回到广西。次年1月27日，以唐生智代表的名义出席广西当局和各界民众的集会，会后又赴广州参观，从而使唐生智倾向广东政府的态度公开化。 1926年2月2日，长沙发生英国人殴打雪耻会纠察队员事件。同月10日，中共湘区委员会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发动各界成立“湖南人民反英讨吴委员会”，要求驱逐英国领事，通电讨伐吴佩孚，并吁请广东国民政府北伐。3月2日，反英讨吴委员会三千余人在长沙集会，会后举行游行，并到省长公署呈递警告赵恒惕书。面对这种形势，唐生智认为倒赵时机已到，马上动员全师部队出动。3月6日，致电赵恒惕，声称湘南米贵，给养困难已极，特调所部第十五团移往衡山就食。3月8日，唐部三个旅分三路自湘南向北推进，前锋直指长沙。  自1926年2月起，赵恒惕即多次派人赴衡阳疏通，说明省长任期即将届满，自己无意蝉联，拟帮助唐竞选成功，和平移交。2月下旬，蒋方震应赵恒惕之请，并受吴佩孚之命，前往衡阳，重申前意，并劝止唐和广东的联系。蒋是唐在保定军官学堂读书时的校长。唐生智在他的老师面前信誓旦旦，表示绝不利用外力，扰乱湘政。3月8日，唐生智出兵后，赵恒惕再次派人到衡阳商谈。唐生智却回答说：“要么我来，要么赵去。”毫无通融余地。 为了配合唐生智武力倒赵，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3月9日在长沙举行有3万人参加的示威大会，谴责赵恒惕祸湘的罪恶，通过24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有：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法、取消省议会、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请国民政府北伐、恢复被赵恒惕封闭的一切团体、改良农工待遇、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会议决定组织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推举王基永、周以栗、酆述庭、张唯一、缪伯英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最初，赵恒惕企图以强力镇压。3月10日布告称：要“严密缉拿，尽法究办”，并恶狠狠地称：“倘竟恃强抵抗，准军警当场格杀。” 但是，赵在长沙只有卫兵2000人，拥赵的湘军第三师的实力远不及唐的第四师，驻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又态度不明，赵恒惕虽有镇压之心，而无屠戮之力。3月11日，他向省议会辞省长职，推举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职务。13日，赵恒惕离开长沙，经武汉转赴日本。14日，唐部第九旅旅长何键率部抵省。16日，唐生智进入长沙。 唐生智进入长沙之初，态度极为谨慎。他邀请湘军师长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和各旅长到长沙共商湘政，表示自己只是暂来维持省会安宁，不就代省长之职，仍拥护“省宪”，一切政务，萧规曹随。3月18日，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及各团体向唐生智请愿，周以栗（中共党员）要唐生智对24条签字表态。唐称：湖南有特殊情形，自难一步登天。但他又表示：要“走完十万八千里路，决不向后转”。他一面派人赴汉口向吴佩孚解释，驱赵乃迫不得已，自己并无反吴之意；一面又向两广联系，希望必要时能给予支持。  吴佩孚虽得到唐生智的解释，但仍然十分担心他倒向广东政府。3月18日，再派蒋方震赴湘，动员唐生智“讨赤讨粤”。唐对他的昔日老师仍然虚与委蛇。22日，蒋电吴报告说：“唐极愿与大帅携手。” 3月25日，长沙各界为大沽口事件及“三一八”惨案游行示威，参加者达四五万人，群众要求立即出兵讨吴，并再次向唐生智请愿。唐表示：“所请各条，将来必促其实行。” 同日，刘文岛偕广东政府代表陈铭枢和白崇禧到达长沙。陈、白都是唐生智保定军官学堂的同学，二人向唐提出：请湖南政府服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指挥之下，出兵讨吴；承认国民党在湘自由发展，且须绝对保护人民自由。陈、白表示：广东革命政府愿意提供支援；保证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的第二军、程潜的第六军不进入湖南。唐生智同意陈、白所提要求，表示服从国民政府。陈铭枢随即电广州报告称：唐生智“对于政府意思，完全接受”，“结果之佳，出于意想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唐生智决定采取激烈手段，控制湘局。当晚，唐生智正式宣布就任湖南省代省长之职，还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赶到长沙的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二师旅长唐希忭、第二师秘书萧汝霖、第三师旅长刘重威、原省府高级参谋张雄舆逮捕，随后又将刘重威、张雄舆、萧汝霖处决。与此同时，唐生智命令其部下何键旅向驻扎在岳阳的湘军第三师叶开鑫部进攻。叶开鑫迅速率部退向湖北，正式投附吴佩孚。3月27日，何键部占领岳阳。 当时，吴佩孚还是庞然大物，唐生智决定以卑词恭礼为缓兵之计。3月29日，致电吴佩孚，说明湘事为湖南内部问题，湘军决不出境。4月1日，派警察厅长欧阳任等携函赴汉，声称湘省保境息民，决无联粤北伐之事，所有赵恒惕与吴所签各种盟约，一律有效。当时，吴佩孚正要北上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还不想以主力南下，他限唐生智于24小时之内撤退岳州驻军，并于次日派军舰到岳阳示威。唐遵命惟谨。3日，何键旅撤回长沙。其后，吴佩孚的态度愈来愈傲慢，要求唐生智回驻衡阳，让叶开鑫回任湘西督办，恢复赵恒惕出走以前的状态。同月，吴佩孚派谭道南到长沙谈判，逼迫唐生智接受吴的任命，讨伐广东，至少也要发表一项“反赤”通电，表示心迹。唐生智愤然拒绝说：“吴子玉不要小看湖南，他如进攻长沙，我就直取武汉。胜则饮马长江，败亦不住租界！”说毕，掏出手枪，激动地说：“我唐生智的命运，就交给它了。”  至此，谈判完全破裂，吴佩孚遂决意对湖南用兵。他一面接济叶开鑫部，委任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组为副司令，利用投附他的湘军打头阵；一面又调集自己的部将宋大霈、余荫森、孙建业、王都庆及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的部属唐福山部、陈炯明的旧部粤军谢文炳部，组成“援湘军”，以李倬章为总司令，在湘军后面跟进监督，并策应支援。4月19日，叶开鑫通电声讨唐生智。同日，率部进占岳州，并分路向平江、湘阴进攻，吴佩孚派来的军舰数艘也进入洞庭湖助战。4月21日，叶开鑫通电就任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叶唐战争就此开始。 由于叶唐战争不仅是湖南的内争，而是旧北洋军阀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的进步力量之间的战争，国共两党在湖南省的组织大力支持倾向革命的唐生智。唐生智就任代理省长后，有限制地允许各进步团体活动。中共湖南区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仅4月份一个月即在2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工人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为支援唐生智作战和后来支援北伐奠定了有力的基础。4月21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长沙5万市民举行反吴示威大会，夏曦演说，号召全省人民援唐反吴，“一致合作为政府后盾”。大会推选夏曦、缪伯英（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张汉藩、邱维震等十余人组成湖南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会后，委员会组织讲演队、慰劳队、救护队、工人运输队等支援唐生智部。唐生智在民众团体的支援下也提高了应战的决心。4月23日，唐生智发出对叶开鑫的讨伐令，同时布告省民，声称“誓以身家性命，保此河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随将所部三个旅投入汨罗江一线，迎击叶开鑫的进攻。  叶唐之战开始时，唐生智部原有的三个旅，加上4月中旬投附唐生智的鄂军混成旅夏斗寅部，总兵力虽号称五万，实际上不足三万人，少于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的总数。这时，驻在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的态度，成为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对于唐生智控制省政和驱赶叶开鑫的第三师，湘军第一、第二师开始持中立观望态度。叶唐之战开始后，唐生智为拉拢湘军第一师，任命第一师师长贺耀组为湘军总指挥，贺耀组见叶开鑫势力强大，不肯接受，反而组织“护湘军”，于4月27日通电讨伐唐生智，并向长沙进兵。与此同时，湘军第二师也驱逐唐生智派来的师长叶琪，由澧县向东推进，参加讨唐。4月25日，唐生智部在湘阴、平江、浏阳一线击退叶开鑫部，但是，湘军第二师和叶开鑫部北撤时留在湘西的第六旅邹鹏振部已经出动，邹鹏振旅并于4月28日攻占宝庆，威胁唐生智的后方衡阳。同时，赣军唐福山部也向湘东醴陵一线进攻。面对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唐生智于4月30日下令放弃长沙，全军南撤醴陵、湘潭一线。他一面急电广西当局求援，一面派刘文岛为代表赴粤，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作为北伐前驱，请求广东国民政府出兵。 5月2日，叶开鑫率“讨贼联军”进占长沙，随即向湘潭、株洲追击。唐生智率军后撤衡阳，并于5月6日向抄袭衡阳的叶开鑫部邹鹏振旅反攻，一举夺回宝庆。唐军撤退时，中共湖南区委派出夏曦、何叔衡、郭亮、王基永、熊亨翰、曾三、曹羽仪、凌炳组成的八人代表团随军南撤，以八人代表团为主组成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唐生智本人也参加了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一面在唐军官兵中进行政治鼓动，一面通过湘南地区的国共两党组织动员民众支援唐军。因此，唐军撤退途中虽有部分倒戈、逃亡，但是基本保全了主力退到湘南。  广东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援唐，但对于出兵问题，各军领导人意见并不一致。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程潜主张暂不出兵，坐观唐生智失败。蒋介石、李济深则主张出兵援唐。李济深并表示愿派第四军独立团先行出发，随后再派出第十、第十二师。5月11日夜，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白崇禧等出席，新自广西来粤的李宗仁和湖南请援的代表刘文岛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出兵入湘。其后，又陆续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事宜及第八军军长等职。北伐战争的序幕逐渐揭开。 叶唐之战开始后，李宗仁即命第八旅钟祖培部向湘桂边界的黄沙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向桂林集中。5月12日，第八旅第十五团尹承纲部赶到衡阳，正值衡山前线吃紧，唐生智马上将该团调往衡山参战，巩固了涟水前线的阵地。吴佩孚得知广东政府出兵援唐后，增派鄂军三个旅入湘作战，并调拨大批枪械弹药支援叶开鑫部。5月20日，唐生智部反攻湘乡、湘潭，叶开鑫调集援军由宁乡向湘乡包抄。23日，唐生智部被迫向衡山、宝庆撤退。叶开鑫部和吴佩孚的援湘军随即再度向衡山一线进攻，遭唐生智部和广西援兵抵抗，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叶开鑫指挥下的原粤军谢文炳部和赣军唐福山部共六个团向唐生智部的右翼攸县、长岭一线包抄进攻。由于当地守军只有六个连，难以抵御，唐生智的湘南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严重威胁。29日，叶开鑫部又攻占衡山，向唐生智部的主要基地衡阳推进。 5月20日，正当唐生智亟需援助之际，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担任广东政府援唐北伐的先遣部队，奉命出动。  第四军独立团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1925年11月组建于广东肇庆。起初番号为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全团共有2100人。团长叶挺、团政治指导员吴季严、团参谋长周士第和大部分军官都是共产党员。它虽属第四军建制，在作战上归第四军指挥，但是团内的干部都由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调配，并建有中共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该团由于从建团起就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良好的官兵关系并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独立团出发途经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鼓励独立团“饮马长江”，“武汉见面”。5月27日，独立团越过南岭，进入湖南。 5月31日，叶挺率独立团进抵湘南永兴。同日，因原粤军谢文炳部已迂回到攸县，唐生智电催独立团赴援。6月1日，独立团改以强行军前进，次日赶到安仁。3日，叶挺率团主力进入渌田、龙家湾前线。该处守军兵力薄弱，在北军六个团的进攻下已丢弃阵地后逃，因此，独立团刚进入阵地，第二、第三营即遭北军包围，激战至天黑，给北军以大量杀伤。北军进攻连连受挫后，发现守军是广东政府的援军，且战斗意志十分顽强，深感震惊，慌忙于午夜撤退。4日拂晓，独立团向逃敌发起猛烈追击，北军仅作了轻微抵抗即逃向茶陵、攸县。5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武装引导支援下占领攸县。 此役为北伐军出师的第一战，第四军独立团凭借旺盛的士气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仅以63人伤亡的代价，即取得了胜利。 在衡阳正面战线上，援湘的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会同唐军何键部也于6月1日反击叶开鑫部，在金兰寺一带激战获胜。6月3日，唐军刘兴、周斓部继起反攻。叶部退守涟水以北。 先遣队初战告捷，不仅稳定了唐军湘南战线，也提高了广东方面各军首领出师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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