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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贺彩菊 刘向军 1月7日上午，我们赶到下牛村，看望病重的大姨。 在下牛村子中央那棵古槐树东边不远处，还是大姨那间狭小的瓦房，还是房子东北角那张小床——大姨夫当年就是躺在这张床上去世的。 “大姨，我是向军！”我站在大姨的床头，看着瘦了一圈正在吸氧的大姨大声喊。 大姨微微地睁了睁双眼，她似乎认出了我，随即又闭上了她那双浑浊无神的眼睛。 从上个月大姨感染新冠病毒到现在已经有15天了，她只在医院里边短暂输了三天液就回到了农村家里。15天来，她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就是靠着她那瘦弱的身体在和病魔抗争。 大概所有的人都预感到大姨将不久于人世了，但我还是心怀着一丝希望，因为大姨的身体一向很好，年届九十的她腿脚灵便，身体没有任何其它疾病。我希望大姨多活几年，她活着我就觉得我的母亲似乎也还活着。大姨名叫贺彩菊，我母亲的名字叫贺改菊，她们两人相差两岁。她们姊妹二人有患难与共的童年，有甘苦共尝的青年，各自成家后，在数十年的人生历程中，姊妹俩相互倾诉，相互安慰，相互扶持。每一年母亲都要到下牛村去，每一年大姨都要到前滩村来，姊妹二人感情深厚。 1942年，大姨10岁，母亲8岁。有一天，小姐妹俩相随着提了一瓶醋往小滑村家里走的时候，被山沟对面的国民党17师的一个士兵开了一枪。大姨应声而倒，鲜血从肚子上流了出来，母亲嚎啕大哭。那个时候小滑由日本鬼子占有，山沟对面的国民党士兵看到两个小孩就随意开枪。大姨幸而不死。 大约1975年，过年前一天，母亲因为什么事情和父亲闹了意见，她冒着大雪离家而去，独自去大姨家过了年。 在我的印象中，大姨和母亲是相依为命、无话不谈的姊妹。 2016年夏天，母亲去世前两天，大姨从下牛村赶到前滩村来看望我的母亲——她的亲妹妹。那时，母亲的头脑依然非常清晰，但已没有力气说什么话，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姊妹两人在床头相对无言。出了母亲的卧室，大姨自言自语地长叹着说：“不行了！不行了！” 后来，我听大姨的大女儿淑云姐说，在母亲去世后最初的那一段时间里，大姨经常流着泪说：“我要去磨石沟，我要坐在沟边哭我妹。” 而今天，躺在病床上的大姨多像6年前的母亲：满脸憔悴，脸色黑黄，吸着氧气，不时地陷入昏迷之中。我喊她“大姨”，她没有答应，但我相信她听见了，知道了。什么话都无法再说，也不需要再说了。 三天后，1月10日下午，大姨去世。 1月11日上午，我们再次赶往下牛村，给大姨上香，磕头。 1月12日上午，9:00，大姨出殡。我们陪护着大姨的棺材直到她家南头的坟地里，眼看着棺材被埋入地下。 大姨终于解脱了。她可以和她的妹妹永远快乐地在一起了吧。 下牛村那棵古槐东边的那间小瓦房人亡房空，下牛村也永远少了我的一份牵挂和寄托。 2023.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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