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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编者按： 上世纪五六十之交，中国大陆史学界掀起了撰写“工厂史”、“公社史”的热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亦参与其中，派出人员下厂、下乡，与工人、农民兄弟共同撰写自身的历史。本文摘自该所现代史组（今为现代史研究室）1958、1959年所撰内部稿——《虹桥人民怎样走上人民公社化道路 （初稿）》之第一章，刊出以供学界管窥。 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入侵 虹桥一带在明、清两代属松江府上海县管辖。那时松江、上海两地的家庭手工纺织业已经很发达。松江的“线绫、三梭布二物”有“衣被天下”之称，上海县的龙华镇、七宝镇出产的“小布”也很精致有名。农民顾兆其的老母亲说：“我母亲从六岁起学摇纱，十七岁出嫁后就一直织布，因为单靠种田不够吃饭，只好多织些布来换米吃。那时上海还没有兴起来（指帝国主义未侵入前），虹桥种的大都是棉花。”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希望依靠纺织来增加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在封建制度的沉重剥削下，农民虽然世世代代男耕女织，辛勤劳动，却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 一八四〇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战败投降，与英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外国强盗一个个接踵而至，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与剥削，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英国侵略者强迫把上海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各种洋货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上海近郊农村的家庭手工纺织业首先受到了洋纱、洋布的袭击。洋纱逐渐代替了农民土纱，农民改用洋纱作经线，土纱作纬线来织布。所以在很早以前虹桥一带的农家已经是纺纱的少，织布的多了。到后来土布也渐渐地站不住脚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机制棉纺织业一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虹桥一带的家庭手工纺织业也曾有一度的兴盛。那时，农民几乎家家织布，镇上有好几家布庄，轧花场也有五、六家，每家都有四、五十架脚踏轧花机，并且雇佣了很多工人。不过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就更加重了对中国的侵略。洋纱、洋布凭借着近代先进机器生产的优势以及低率关税等的特权，终于挤垮了土纱、土布，近郊农村的家庭纺织业便遭到了悲惨的破产命运。 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前后，虹桥一带的妇女被迫舍去了自己的手摇纱车和脚踏布机，普遍改作刺绣。小姑娘从十二、三岁起就学刺绣了。刺绣的成品有手套、长衫、长裙、围巾、各种花边和金线等。刺绣的料作是由买办发给大包工，大包工转发给小包工，小包工再发到各农家。绣好以后，再由小包工、大包工、买办一层层收去，最后交给洋行卖到外国。刺绣妇女经过层层剥削后所得极少，做一件不过得三、五斤米钱，而买办却大发横财。如买办褚耕道就正是用剥削刺绣妇女的血汗钱在法租界大买房地产造起洋房来的。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日益加深的掠夺与搜刮，上海也一天天畸形发展起来，越来越庞大臃肿。由于市区人口迅速增加，因此，对于蔬菜的需要也逐渐增加。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前后，虹桥农民已开始大面积地种植蔬菜，到一九三七年虹桥镇四周的蔬菜播种面积约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到抗日战争时期增加到百分之五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迫使农村救济彻底破产，农民大量地流入上海，于是上海更加恶性地膨胀与虚假地繁荣起来。蔬菜播种面积到一九四九年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左右，成为虹桥一带的主要农作物，棉粮作物已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这使着近郊的农村经济完全依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城市。 蔬菜生产是商品生产。农民只有把蔬菜出售以后才能买来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消费品，因此，农民必然要更严重地受到苛刻的中间剥削与通货膨胀的痛苦。虹桥镇的菜行收购农民的蔬菜要抽取高达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四的佣金。而且蔬菜作物又是最经不起自然灾害的，台风或寒流的袭击往往会使农民半年多的辛苦劳动结果落得一场空。就是在丰收年却又往往是 “菜贱伤农”，已经到手的劳动成果却一钱不值。有一年冬瓜大熟，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卖不掉。周仁林的一亩冬瓜只卖了五斗米。贫农周三全到上海卖冬瓜，但瓜钱还不够付车钱。 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近郊农村的破产，使着广大的近郊农民成为农村的半无产者与无产者。破产后的农民，一小部分受资本家雇佣，离开了自己的田舍，走进工厂变成了现代产业工人。在河北、河南五个自然村中有百分之十上下的农户有人在工厂做工，还有大部分农民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不得不兼做菜贩、码头工人、雇工、拉黄包车、摆地摊等等杂活。这些农民游离于城乡之间，起早摸黑奔跑于“十里洋场”，终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在近郊，真正完全依靠种田为生的纯农户是很少的，而且其中主要的又是富裕中农。 河北、董俞家宅两村农户兼做杂活情况表：
第二节 贫穷落后的老根 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前，虹桥一带的土地绝大部分为几家地主所占有。例如地主丁大囡的祖父一家就霸占着七百多亩土地，而广大的农民却只占有极少量的土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表现在虹桥和内陆农村一样，是非常集中的。不过当帝国主义入侵后，到上海解放前，近郊的土地占有关系已变得相当复杂，而且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集中了。但是广大的近郊农民却依然只占有少量的土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是帝国主义在近郊强购土地，开设工厂，越界筑路，不断地掠夺郊区农民的土地。一九〇一年，帝国主义在虹桥镇的东北强迫修建了虹桥公路，并把沿公路一带辟为“风景区”，大造花园、洋房，强占土地达五百多亩。一九二七年以后，英帝国主义还通过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虹桥路哈密路口强行圈地四百二十亩，修建了高尔夫球场。不仅如此，外国资本家和上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互相勾结，在近郊大肆进行土地投机买卖。如外商普益地产公司，单在新泾区就占有七十七亩土地，利用发行债券，进行土地投机活动。大地主兼做土地买办，依靠种种的封建势力霸占农民的土地，而后再卖与帝国主义。虹桥镇的地主顾仁贵就常常通过放高利贷的恶毒剥削，把农民的土地吞没后再出售给外国人。虹桥地主阶级旧有的封建性的土地垄断组织——捆化，也直接与地产公司相联系，并为其张罗“生意”。其次，城市的资本家在近郊购置风水田（坟地），以及部分中、小商人、少数自由职业者为了防止纸币贬值与失业的痛苦，在近郊购置小块土地等等，也是近郊的土地占有关系复杂的原因。 尽管近郊的土地占有关系复杂，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虹桥一带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根据调查，在解放区不久，河北村六户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在董俞家宅村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七十，在许家宅村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十五，而广大的农民却只有极少量的土地。这种极端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在下表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河北村土地占有情况表 单位：亩
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但不劳动，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过着寄生生活。而缺少土地的广大农民却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世世代代遭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虹桥一带的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包租、分种、积佃。包租：这种剥削形式最普遍，一般每年每亩地，地主收取五斗上下的租米，但也有高达一石米，甚至一石以上的。贫农高发租种地主一亩田，租米为八斗。高发一年收获了两熟洋山芋，一熟卷心菜，共计折米六点五石。除了肥料、种籽和田租，高发全家一年辛苦只得到三石米，生活怎能不苦！ 分种：这种剥削形式盛行于抗日时期，比包租剥削重而且又阴谋毒辣。地主假仁假义地和农民说：“我们一起来种这块地，不要你交租，我还出一部分肥料和种籽，你出劳力，收成时大家对半分。”如农民丁永林与地主丁善明“分种”一亩地，双方各负担一半的肥料和种籽。丁永林一年收了两熟洋山芋和一熟卷心菜，共折米七石五斗，而农民丁永林全家男女老少全年劳动亦只得到二石二斗五升米，这是多么不合理！“分种”，除对半分外，轻则有三七分，重则有倒四六分不等。当农民收获蔬菜时，必须由地主监视。分的时候，地主斤斤计较，一两也不能少。如没有地主监视，农民就当作小偷论罪。封建剥削制度就是如此地颠倒黑白，是非不分。 积佃：相当于押租，据地主丁世民亲口讲：“积佃这个坏主意是地主想出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局势动荡，多数地主逃入租界。由于地主的寄生生活的开销比在乡下大，光靠收租不足以满足他们在城市里的挥霍，于是把土地押给农民，讲明期限，一次收积佃费若干石米钱。佃户在此期限内不再付租，地主也不付利息，到期后地主还钞票，佃户退地。地主利用这种残酷手段一次可以收进一笔相当数目的款子供其挥霍，或进行其他剥削活动。由于到后来伪币贬值，农民在到期后从地主那里收回的钞票往往是一钱不值，过去一次付给地主的钱等于白白地扔掉。虹桥的农民吃过地主积佃苦头的人是很多的。例如贫农顾步生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向地主积二亩半地，他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拼满了一百五十元积佃费（当时折米十七石五斗），言明五年为期，等到抗战第五年地主还钱给他时，这笔钱只好买一包凤凰牌火柴了。 除了以上几种地租剥削形式以外，还有种青（即预租）、虚田实租以及许许多多的额外剥削。地主看到农民出售蔬菜后有一些钱时就要强借，不借就以抽田相威胁。例如农民顾金福刚收起蔬菜，地主丁善明就向他强借了八石米钱，隔了一个时期地主还钞票时，只好买到五石米，顾金福白白亏损了三石米。佃户为了怕地主抽地向地主送“礼”是常事。地主顾兆遗还经常强迫佃农陆生发：“拿点咸肉来”，“拿点花生来”。 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在一个地区内组织一个“捆业”，以垄断土地的买卖。地主间互推一人做图董（又称董事），并指定一个地保参与，把名字报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土地局，由土地局发给董事图章一枚。此后土地买卖都需经过董事盖章方算有效。董事及地保每次各抽手续费七分之一。地主顾先春是西十九图的董事，他凭了伪土地局的图章，不知吸吮了多少农民的血汗。 有一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王家浜村中农张湘楼等七户农民租种上海市内一个鸦片贩子的十一亩土地，后来这人因为离开上海要出售这十一亩土地，售价是五十石米钱。这七户农民商议决定，设法借钱一起把这块地买下来，以便继续种下去。农民到处奔走把钱凑齐后，就预备了两桌上等酒席（值二石米钱）请董事顾先春、中人顾仲兴和鸦片贩子吃饭，结果鸦片贩子没有来，顾先春借口人不在不能盖章。这时农民只得立刻去叫了黄包车送董事、中人到徐家汇一道去找那个鸦片贩子。到了市区，重新请董事、中人吃了一顿，而农民却站在旁边吃豆腐汤饭。谁知顾先春这时又耍花样，他说这十一亩地不晓得在那里，必须看过之后才能盖章。于是农民只得叫了小汽车将顾先春送回王家浜去看地皮。顾先春看完了地就说地价要提高，并且提出要三十万元手续费（值十二石米），大家怕种不到地，只得再四处去借，最后还缺少五、六万元。顾先春一听还差五、六万元，卷起地契就要走，大家千求万求，但狠心的顾先春还是不答应。张湘楼等七户农民只得再去借，最后算是成交。这样，原来只要付五十石米钱的地价，农民却付出了一百多石米钱。 地主阶级依靠着封建剥削制度和反动政权终年累月地残酷地剥削着农民，并把剥削来的农民的血汗钱投入工商业，再进一步地从多方面剥削劳动人民。虹桥的地主大部分是兼营商业的。大地主丁善明在镇上开设有最大的粮食店和棉花店。每年秋收后，丁善明总要大量地买进白米，囤积居奇，到来年青黄不接时，再以高价售与农民，获取暴利。据五代都是地主的顾显春自说，从他的曾祖父开设烧酒坊，到他的祖父手里就增设了饭馆、杂货、棺材三爿店，到他的父亲时又增设了两爿砖瓦行，而到顾显春本人时，连他的鸦片鬼的老婆亦开起棉花店来了。地主从商业中剥削来的资本，或用于挥霍，或放高利贷，或购置土地。如丁同昌菜行在开设时资本很少，但没几年丁同昌的老板丁廷贵已经变成是占有四十亩土地的地主了。由此可见，虹桥的农民从种田、卖菜、吃饭、穿衣没有不受到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地主、买办、资本家依靠剥削劳动人民发家致富，他们的双手沾满着劳动人民的鲜血。 虹桥的几家地主，不但直接操纵着虹桥农民的经济生活，而政治上也压迫着农民。镇上十一家地主中有伪市参议员一人，地方伪警大队长二人，联保主任一人，这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爪牙，霸占了虹桥的一切权力，残暴地统治着虹桥农民。 第三节 苦难的生活 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历年重重的苛捐杂税的掠夺，使得农民根本无法提高生产、改善生活。虹桥农民虽有三十年种蔬菜的历史，但蔬菜的产量是很低的。一熟春洋山芋一亩不过收十五至二十担，秋洋山芋只能收到十担左右，卷心菜每亩收三十至五十担。蔬菜的品种也很少，只有十几种。农民无力购买耕畜或较大的农具，所用的生产工具非常简单原始，遇到自然灾害，只能听天由命。国民党反动派也从来没有为发展农业进行过任何基本建设，他们连搜括还来不及，那会管农民死活。农民世世代代辛勤劳动，但子子孙孙过着困苦的生活。 王家浜村的贫农俞炳生在回忆起过去的痛苦生活时说： 我常听母亲说，我们是历代穷家出身。祖辈们男的给官僚地主做雇工，女的纺纱织布，劳动一天只能买一升米，全家烧稀粥吃。若是男的病了，女的只好去讨饭。 我在八岁时死了父亲，那时我正在小学读二年级，父亲死后，就再也没法继续读书了。我帮助母亲养羊、拾柴。母亲给地主做雇工，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给地主家洗衣服，深更半夜还要烧水泡茶，侍候地主吸鸦片。可是刻薄的地主一月只给母亲二斗米。冬天河里结着冰，母亲洗衣服冻得两手通红，而地主还恶狠狠地说：“洗不干净就不给钱。”母亲日夜吃苦受累，但还是很难养活我和姐姐，母亲求地主，说：“两个孩子，瘦得不像人样，加点工钱吧！”地主像豺狼一样没人性，说：“像你这样穷，还要孩子做什么！”母亲回来哭着对我们说：“地主的孩子长大了个个做官，穷人的孩子不如地主家里的一条狗。 后来，母亲改嫁了，由祖母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她老人家靠打草鞋养活我们。这时我已经十二岁，看着祖母年纪大做不动，就很想种地养活她。我们几次向地主租地，地主要我们先付租钱，我们那里有钱呢！为了租一亩地，全家吃了半个多月的麦粞掺萝卜叶，才积了些钱。谁知地主又变了花样，租地要积佃了，一亩田种二年，一次要付清二石米钱，我们还是租不到地种。我和姐姐给地主、富农做雇工，在萝卜田里捉虫，摘棉花。地主欺负我们人小，捉一天只给三十个铜板，摘一斤花只给两个铜板。最后祖母哭着卖掉了自己的棺材，这才租到了一亩地（积佃两年，到期还钱，退田）。可是，我们只种了一年，地主竟仗着恶势力强迫抽田，否则到期后，就不还钱了。祖母气愤不过，跟地主大闹一场。我们穷人家，无依无靠，怎么也抵不过地主，结果地主硬把田抽去了，还要同我们打官司。做官的尽是有钱人，他们一只鼻孔出气，那有穷人讲理的地方！ 母亲总归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后来母亲和继父都回到虹桥与我们住在一起。继父做摊贩，代人买卖稻草，这时生活比过去好了些。但不久灾难又来了。地主、恶势力想尽办法不让穷人有好日子过。恶霸顾全生借故强迫继父赚来钱要分给他，继父不答应，顾全生就施用毒计放火烧掉我们的稻草一百八十担，房屋三间，还诬告我们自己放火烧的。母亲遭毒打，继父吃了半年冤枉官司，害得我们家破人散。顾全生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顾品余更可恶，还是欺压我们。……穷人在旧社会里过的不是人的日子，比牛马还不如，要不是解放得早，我怕不会活到今天了。 虹桥一带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过着类似俞炳生的痛苦生活。如贫农黄东林一家曾经九年没吃过干饭，吃的是麸皮、小芋艿、稀粥，穿的衣裳都是向别人讨来的破裤烂袄。贫农胡蓉芳死了哥哥，没钱买棺材，只好用破被头卷卷埋掉。至于农民靠借债过活那更是普遍的事情，就是上海市的伪社会局也不能不承认市郊有百分之五十五点一的自耕农，百分之七十八点七的半自耕农，百分之七十二点的佃农是负债户。过去常说的 “一篮青菜八两米，只见青菜不见米”，就正是近郊农民贫困生活的描绘。在这种极端穷苦的生活中，若是一家有人生病，那就更惨了。生了病没钱医治，又由于受到封建迷信的毒害，农民常在深夜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喊魂，呼唤着自己亲人的名字。听来是多么凄惨！ 而吸饱了农民血汗的地主在深夜却正倒在鸦片榻上大过烟瘾，过着荒淫无耻的享乐生活，如地主顾显春一年有三百多天就是在烟馆、赌馆、酒馆里鬼混的，一年耍挥霍一、二千元之多。农民与地主两种生活鲜明的对照，揭露了旧社会是多么的残忍与不平！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但人民从来没有屈服，始终在前仆后继地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第四节 在日寇的铁蹄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在此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伟大的全民抗战。但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战，害怕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抗日，因此，在抗战开始不到一个月，蒋介石的军队在日本侵略军的打击下即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十月十八日上午，虹桥镇河北西弯浪正是早市最热闹的时候，日寇飞机突然轰炸了这个和平的小乡镇。当时有数百人在西弯浪进行交易，一时血肉横飞，死伤数十余人。第二天，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滥炸虹桥镇，毁房屋一百多间，又有很多人伤亡。虹桥农民对日寇的暴行怒火冲天，切齿痛恨，永远也忘记不了日寇欠下的这一笔血债。 十一月九日，鬼子占领了虹桥，到处杀人放火，好淫掳掠，无恶不作。从此，虹桥农民在日寇的铁蹄下过了八年漫长的人间地狱的生活。 当鬼子快要占领虹桥之前，人们纷纷逃向法租界。大地主大商人逃到租界里有吃有住，而一般贫苦农民逃到租界里无依无靠，白天流落在街头，夜晚睡在屋檐下。法帝国主义同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早在日寇还没有占领上海之前，就在中山西路和铁路之间架起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日寇占领上海后，帝国主义更加强了对居住在租界的中国人民的统治。农民逃到租界无法生活，只好夜晚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到虹桥，到自己的田里拔些青菜，再卖到租界借以糊口。回来一次可不容易，铁丝网的外边是日本鬼子，里边是法国巡捕，一旦被日军发现后即使不被枪杀，也要被掼到结着薄冰的河里。 这样的生活约摸过了四、五个月，农民在租界里走投无路，只得陆陆续续回家。但那里还有家呢？亲人被残酷地杀害了，房子被烧了，就是有间破房子，东西也被鬼子抢光了。日寇用尽了一切恶毒的办法来残害中国人民，在一九三九年竟毫无人性地散布霍乱与血吸虫病菌，造成这一带人民的大量死亡。据曹家宅农民回忆，当时情形真是惨不忍睹，有的在几天内全家都死于霍乱，连尸体都无人收拾。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寇为了巩固他的殖民统治，进一步掠夺中国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清乡”，并企图以此来捕杀千千万万的爱国抗日分子。日寇开始“清乡”后，虹桥农民的灾难就更加沉重了。鬼子以“清乡”为名，经常到各村骚扰掳掠。曹根囡的舅舅只是因为手掌上没有硬茧就被鬼子杀死了，死后连尸体也找不到。但最使虹桥一带的广大农民恨之入骨的是在 “清乡” 期间，为了买米而受到鬼子的种种迫害。 这一带凡是三十岁以上的农民，不论是男是女，只要一谈起日寇“清乡”，便马上会联想起“七号桥”。“七号桥”是从漕河泾通往七宝镇的漕宝路上第七座木桥。鬼子在这里设置了岗哨。日寇开始“清乡”后，从虹桥机场朝西南到辛庄为止，用篱笆筑起一道长长的封锁线，虹桥被关在封锁线的东面。这样一来，以种菜为主的虹桥农民就无法从西门的棉粮区买到米。封锁直接威胁到每一个农民的生存。为了求生存，许多农民冒着生命的危险，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七宝去买米。一路上到处都是“豺狼虎豹”、地头恶棍、土匪伪军等坏蛋。他们专门在买米的穷苦人身上敲竹杠。当时买一次米来回要过七八个关口，出十三次 “捐”。有的出了 “捐”，米仍被坏蛋抢去。“七号桥”钻篱笆更是一个生死关口。如果在这个大关口上被鬼子碰到了，即不是被当场戳死，就是被打得半死不活。 新江口村贫农曹福康在回忆一次和同村七位农民一起到七宝镇去买米时说：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买了米，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虽然我们已经多次闯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但还是在盘算着：究竟这次能不能把米带回家去，会不会在'七号桥’给鬼子发现，在路上碰到恶棍、伪军该怎样对付他们，又怎样把米顶在头上并迅速地地涉过齐腰深的河水才不会被鬼子发觉…… 夜深了，我们一人背着一小袋米，沿着田间小道走进了七号桥关口。桥的附近有成群结队的人在伺机闯越敌人的封锁线。突然，被鬼子发觉了，许多人都丢下米逃走了。可是，我舍不得那小小的一袋米，背着米跑不快，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抓住的十个人绑在一起，当场就用刺刀刺穿了一个人胸膛，鲜血喷了鬼子一脸。这时我们又怕又恨。然后鬼子强迫我们把丢在地上的米装在麻袋里，背到哨台旁边。毫无人性的鬼子竟然还要那个被刺伤的人背米。这个人背了一次就死了。哨台旁边被鬼子拦下来的米堆得像山样高。背完了米，鬼子跑到我的跟前皮笑肉不笑地说：“辛苦辛苦”，马上举起巴掌把我打得两眼直冒火星。鬼子把我们九个人押到桥上。这时已经半夜，西北风吹得又冷又紧，鬼子剥光我们的衣裳把我们从桥上掼到河里去。我们九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孕妇，这时被日本鬼子折磨得已完全失去知觉，跌倒河里已像死人一样。我们在桥下蹲了好久，等到鬼子走开后，大家就爬起来逃了。我是最后一个跑，被鬼子发觉了，我翻过了半人高的篱笆，一个鬼子也跟着翻过了追我。我回头一看，那家伙只带着一把刺刀，没带枪，我胆子大了，心想，你他妈的跟近了，非和你拼不可。那家伙追了一会，田间路不熟，离哨岗也远了，就不敢再追我了…… 只过了三天，我又到七宝去买米了。我不能眼看着一家人饿死。 农民除了受日本鬼子的残暴统治外，还受到汉奸和伪军的压迫。流氓头子顾纪祥认贼作父，当了维持会长，后来又当了伪镇长，仗着日帝的势力，欺压老百姓。他用括来的钱造了两座房子，外出时前簇后拥，自己坐着包车，卫队也坐着包车。还有流氓顾泉生、顾品余等借着日帝势力经常勒索虹桥镇上码头工人的血汗钱。 第五节 蒋匪帮崩溃前的疯狂破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八年的英勇抗战，流血牺牲，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尽管“七号桥”边的血迹未干，虹桥农民仍然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着胜利的到来。全国人民都殷切地盼望着祖国的独立富强与民主团结。可是，抗日胜利的果实却被一贯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窃取了。蒋介石代替了汪精卫的角色，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法西斯的地位。赶走日本鬼子，来了美国侵略军。人民的希望落空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人民，利用了敌伪时期的统治机构，汉奸顾纪祥做了虹桥镇镇长，曾与敌伪勾结的顾品余做了第七保保长和龙华区“义警”大队的大队副。流氓头子黄金荣的势力也发展到虹桥，在虹桥大收徒子徒孙。顾品余结拜三十六兄弟，自称大阿哥，附近村子里的坏蛋也都与顾品余勾搭上关系。如新江口的恶霸黄纪根便成了顾品余的心腹爪牙。这个流氓集团里面包括保长、保队副、保丁、义警中的骨干分子、盗贼等。他们经常勒索农民、调戏妇女、抢劫各村纱厂女工工资，并经常出没于赌场烟馆，为非作歹，横行霸道。 美国的“剩余物资”充塞了虹桥的商店，美军吉普车更是横冲直闯，压死了卖橘子的小贩，撞伤了葛高和、张根山等。抗日胜利后，全国人民仍旧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得到丝毫的喘息。 当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后，就更加惨酷地掠夺人民。滥发纸币，物价飞涨，使得种植蔬菜的近郊农民直接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农民回忆说：“菜价永远赶不上粮价”。顾步生一次卖了四亩地的洋山芋，卖得的钱当时可以买十石米。他托一爿小店代他买米，过了一星期，米没有买到，因为币值猛跌，这时只能买到十担大粪了。当时物价上涨之快，正如一位农民所形容的那样，打一个哈欠，物价就要跳几跳。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内战，在全国大抓壮丁，虹桥农民也大受其害。除了伪保长向每家每次勒索二、三斗米的壮丁捐外，反动派还不时地跑到各村乱抓人。一般青年农民为了不给国民党抓去当炮灰，就不得不拿出三石米钱向顾品余买个“义务警察” 的名额。 内战初期，蒋匪帮曾疯狂一时，大举进攻解放区。但是，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打越坚强，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便开始转入全国性的反攻。一九四九年一月胜利地结束了威震中外的淮海战役。蒋记小朝廷面临着分崩离析的绝境。历史上任何的反动派都是不甘心于自己灭亡的，越是接近灭亡就越是进行垂死的挣扎。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时亲自出马收拾残兵败将二十余万，集中于上海的外围企图顽抗。从一九四九年初开始，驻扎在虹桥一带的蒋匪军越来越多，镇上以及附近各村子都住满了。蒋匪军到一个地方，连脚跟都还没有立稳，立刻就向农民要这要那。主人不在就偷，主人在就强借。许多蔬菜都被蒋匪军抢光吃光了。农民周仁林种的两亩卷心菜就完全被匪军抢光。农民尤其切齿痛恨的，是蒋匪军按保按甲强派各村农民去为他们筑碉堡、挖战壕。农民稍有反抗，蒋匪军即任意打骂。新江口农民顾全福差点儿被蒋匪军活活打死。对于蒋匪军的这种暴虐行为，农民们都非常愤恨。有的避到上海去，有的在工地上磨洋工，有的去了一下就溜掉了。后来蒋匪军就实行强抓强拉，不管男女老少，就是十一、二岁的儿童也要被拉去造碉堡挖战壕。农民季义珍的老母亲总以为自己年老了不会拉她去的。所以一个人留在家里，结果被蒋匪军看到了，照样强逼她去抬木料。老妈妈说年纪大搬不动了，蒋匪军马上变脸说：“搬得动也要搬，搬不动也要搬。”蒋匪军为了搜括造碉堡用的木料，四周稍大一点的树木都被砍光，甚至于连竹园中的竹子都不留一根。后来蒋匪军连农民家里的木料、木板、门窗统统都抢去。虹桥镇上的两家木行里存的木头也全部抢光。蒋匪军一连修了四个月，在上海外围大大小小造了一万多座碉堡。破坏了无数的良田，使着农业生产完全陷于停顿的状态。 蒋匪军的疯狂残暴与血腥镇压，丝毫也吓不倒广大的农民，只能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早在一九四六年秋，中国共产党龙华地下区委即着手在虹桥镇建立地下党的组织，并派遣党员打入虹桥镇的民校，秘密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到一九四九年初，当市郊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自卫队，积极迎接解放时，虹桥一部分先进农民也组织了一个中队。虹桥的自卫队建立起来以后，即积极为人民解放军收集敌人情报，以做工名义侦察敌人碉堡数目、武器装备、设雷情况、炮位等等，及时地传达给人民解放军。并加强对敌特顾品余之流的监视，密切注意地主、恶霸、坏分子的动向。 当解放大军逼近上海时，蒋匪帮兽性大发，到处拆房子、烧村庄，离虹桥不远的鸭场浪、北曹家角等十二个村全部被烧光了。当蒋匪军正准备用汽车烧虹桥镇、新江口与王家浜时，我人民解放军于五月二十三日晚，猛攻上海西南郊蒋匪军阵地，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突破了匪军纵深二十里的层层工事，打毁与占领了五百多座碉堡群，迅速地解放了虹桥镇，攻占了虹桥飞机场。随即直捣市区，到廿七日上午九时，上海即全部解放了。 来源：“上海史研究通讯”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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