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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是至今能够见到的关于“内圣外王”的最早的表述。《礼记·大学》当中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前五条讲内圣，后三条讲外王。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目标；内圣是道德修养，外王是道德实践。牟先生所讲的新外王，主要是指科学和民主政治。他说：“吾教了一辈子书，没有当官，只是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方向，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也就是沈有鼎说的大综合。”他认为，中国要想现代化，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政道如何转出，二是科学和事功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开出新外王的问题。牟先生分析了中国没有出现逻辑数学和没有出现科学和民主政治的原因，得出了“良知自我坎陷”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枢机。 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大体分为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从认识论的角度上面来说，创造出一个与事物相对应的 “实体”（概念），把“摹本”与“分有”看成是“理一”与“分殊”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之上，把世界分为“我思”和“我在”，把宇宙分为两个不同的实体，即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灵魂”和“扩延”），两者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则是独立存在的。笛卡尔开启了“二元论”时代；第三阶段是黑格尔的主客观统一的绝对理念阶段，黑格尔在辩证统一的基础之上，把事物的发展描述成了一个过程，即，“不合理——合理——不合理”的过程，从而建立起了由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到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虽然黑氏把主体和客体统一于实践，但他所说的实践却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之上的实践。从这里面可以看出，西方哲学注重从概念来厘定事物，转出了知性主体。  而中国哲学则善于从心性来认知事物，转出了直觉主体。牟先生认为，中国没有形成逻辑数学的原因是摄智归仁，仁以养智。仁为本，智为用。摄所归能，摄物归心。以心为本，物随心转。从认识论的角度上面来说，中国哲学善于从内心的体悟来认知事物，心智不分，主客不分，物我同源，心性同体，体用一致。因此，中国哲学擅长存在（精神）地解悟事物，而不善于非存在（知识）地厘定事物。 牟先生认为，中国的认识论没有开出逻辑数学，主要原因有： 一是道德主体没有开出概念的知性主体。中国哲学的“智的直觉”是“圆而神”的，而不是“方以智”的，只有虚灵和觉照，缺少实证和逻辑。牟先生说：“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智以觉照为性，以及物为用。”中国哲学唯有显德行之仁学，而没有形式逻辑和知识论，不是辩解的和逻辑的，也不需要界定概念，而是“直觉形态”的智，例如王阳明的“格物致知”的“格物”主要是“格心”，而不是从概念上面去认知事物。然而，知性主体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感觉的直觉”来提供材料，依感觉的直觉来与外物连接，使用概念去论述事物；另一方面，知性本身的活动是辩解的，遵守逻辑的理路，必须使用概念。在使用概念的过程当中，依据基本的形式条件，辩解“时、空、质、量、度、因果”等关系。“认识心”包括了感觉、想象、知性三个部分，只有使用概念，才能够厘定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牟先生在《认识心之批判》当中使用了“坎陷”一词，其目的是由“辩解知识”转变为“辩解格度”，厘定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坎陷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理解坎陷出'时空相’；第二步坎陷出'因故格度’的范畴；第三步坎陷涌现出'曲全格度’，然后出四种全然命题；第四步坎陷涌现出'二用格度’，也就是'坎陷中之辩解的辩证发展’。” 二是中国没有“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牟先生认为，西方的文化生命，其背后不自觉的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透现在外面，是一个概念的心灵。因为在智的观解当中，智的机能特别彰著，所以其使用概念的心灵也特别明显。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必须依靠逻辑的推理，才能够结构严谨，论证充分。然而，在中国，因为“智”未从“仁”当中独立地彰著出来，所以“概念的心灵”也没有显豁出来。中国的“智”在“仁”的统摄之中，牟先生说：“在中国，无论道家、儒家，智之知性形态始终未转出。”“概念的心灵”没有彰著出来，也就是知性形念的源头没有显露出来，故而逻辑数学科学也没有彰显出来，只有代表道德主体的道统，而没有代表知识的学统。  / DREAM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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