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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由此可见中国文明最开始就有崇尚贤人政治的取向。历朝历代也对选官制度进行变革，从世卿世禄制到察举制，随后发展到九品中正制，最后终于形成科举制。中国的政治也从贵族政治逐渐过渡到文官政治，帝国的政治体制也日趋成熟。通过考试选举文官，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欧美日本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其实也是从中国学习而来。 一、科举制的前传和产生 （一）科举制产生前的选官制度 夏商周三代实行世卿世禄制，最高统治者根据血缘亲疏分封诸侯、卿、大夫、士等官职，春秋战国时期变法后，盛行以军功为官和推荐制度。西汉初年实行任子和赀选制度，即二千石以上高官可送子弟为郎官，家产10万钱以上又不是商人的也可以为郎官。地方州县僚属由地方自行征召。汉文帝时期形成了察举制，多次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命“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地方于是每年都会举孝廉，中央考核后当官，科目是孝廉、秀才（后改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标准是每20万人每年可举荐1人，10万——20万人口，每2年举荐1人，不足10万人，每3年举荐1人。魏文帝曹丕开创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中正品评地方精英，但他们往往以门第为标准，多选世家大族子弟为官，寒门多无路可进。
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对选官制度做了新的尝试，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制定了《策秀孝格》,规定以考试取士。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朝廷决定“九流常选”,规定年未满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又专门设置官员选举世家和寒门子弟，并进行学校建设培养人才。西魏大统十年(544年),苏绰建议废除以往根据门第取士的制度。北齐武成帝河清元年(562年),实行了考策取士的方法。同样,北周宣帝大成元年(579年)朝廷下诏,也颁布了取才不拘门资的规定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 这些探索表明，随着寒人力量的崛起，要求和世家大族分享权力，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一种新的选官制度马上就会诞生。 （二）科举制的创始和确立 隋文帝在开皇二年五月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显示了抛弃九品中正制的取向，隋炀帝继位后两次要求不分出身选举官员。大业二年（606年）正式下诏建立进士科取士，此后他又于大业三年、五年、八年多次下诏求贤，但制度初建，只有秀才、进士、俊士、明经四科。
唐朝建立初期选官没有标准，政局稳定后，出现了科举、杂色、门荫入仕等数种选举方法。唐朝其实还有武举，但应考人数少，也不为人重视，时开时停，五代科举受战乱影响，只是和唐略微有所不同。学校培养的叫生徒，州县上报的叫乡贡，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和特科，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六科，不同科目出身的士子前途不同，最令人重视的是明经和进士科，后来只有进士科让人看重，因为唐代很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如王勃、王维、刘知几、陆贽、颜真卿、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都是由进士出身的，但进士科难度极大，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等说法，即明经科难度简单，30岁都算晚，进士科很难，50岁考中都是年轻人。诗人孟郊中进士后非常感慨，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所以“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所以进士科出身官员在唐朝官员比例中不断提高，其他科出身官员则不断减少。
特科由皇帝意愿而定,分为德行类、文学类、才能类等，大类下还有具体科目，内容多为皇帝所关心之事，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科目，杜甫就是因此当了京兆府兵曹参军。因为特科可以迅速发现且破格启用人才，所以它在唐代科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制举出身者往往得美官而至大用,大大高于一般进士及第者。 唐朝常科乡贡占主要地位，考试资格是自由报考，唐朝允许商人、胥吏、刑徒子弟以外的人，只要不在服丧期，道德良好，就可以参加科举。因为唐朝科举不仅看成绩也看名声，所以就出现很多人将自己的作品给高级官僚或者皇室贵戚看，干扰考试，这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大特点。前期，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三科，一般来说有名额限制，但确有才华也可破例。应举必须在本地考试，现在县考试，然后送州府考试，合格者一般每年十月送尚书省考试，并参加朝见。唐前期到后期，举子从到户部报到变成去礼部报到。报到后，先要交纳文状，随后寻找保人，交纳户籍以进行审查。考试先由吏部后由礼部主管，称为知贡举。 考试一般有3场，考试时允许带书，从卯时（早上5时到7时）开始，酉时（17时到19时）结束。考生若对试题有疑问，可询问考官。录取最先则按成绩，后来增加了考生要先送作品给考官审阅，再考试的程序。受品评影响很大，因此唐代科举是考试和荐举结合。一般来说，公布成绩会进行唱第和张榜，张榜是春天凌晨时在礼部南院东墙，录取人数不定，少的有四五人，多的有六七十人，后来稳定在25-30人。唐朝取士标准从文学到诗赋，所以很多才子都是进士，如杜审言是咸亨元年宋守节榜进士，王昌龄是开元十五年李嶷榜进士。
中举后还有参见宰相谢恩，和同年期集和关试等活动，关试后在曲江池举行进士宴，随后在大雁塔题名。为官后，吏部还会举行科目选，有拔萃科、博学宏词科和平判人等的设立，后期也陆续增加开元礼等贡举科目。但这也容易形成结党的问题，后期可以参加科举的范围有所放开，原来不准参加的贫寒子弟和州县胥吏、商贾子弟都可以参加。
隋唐以来，科举出身的官员在高级官员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到宋代已占有绝对优势。根据吴宗国教授统计，从唐宪宗时期开始，进士出身者即在宰相中占据多数，此后继续发展，以至占据绝对优势，而且终唐没有再发生变化。现仅列表如下:
二、科举制的盛世和暂停 科举制发展到宋朝进入了盛世，它不仅是选拔官员，也是笼络士人的制度。它包括贡举、武举、制举与词科、童子举等；贡举又分为明经、进士、诸科等科目。其中进士、诸科录取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宋代正式确立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亲自掌握取士大全。为了防止新科进士结党，将进士拜谢宰相和主考官的礼仪改为向皇帝上谢恩表。还创立了特奏名制度，即解试及格但省试、殿试落榜考生，积累到一定的考试次数和年龄，可由礼部特奏名直接参加殿试，根据结果当官。宋代经特奏名制度为官的有5万人左右，约占官僚总数的45%，目的就是为了让唐末敬翔、李振等进士不第的人尚有希望，不至于造反。 宋代考试也较为公平，不分职业、出身都可以应考，但仍有一些限制，考生必须上交家庭材料，需要有人当保证人，还要符合以下标准：一、品行端正,未曾犯刑责；二、身份清白,非曾为僧道胥吏；三、身无期周尊长丧服；四、身体健康,未被废疾；五、本贯取解,非为寄应；六、在学听读一定日限。
为了防止作弊，宋代确立各种考场管理制度。主考官在考试期间要锁宿于试院，不得与外界交流沟通。若主考官和考生有亲戚关系，需要另设考场由考功员外郎监考，还另外设置名额。考生按榜就座，不能改换。考试在白天举行，禁止带书、笔记、代考等行为。考试纯粹看科举文章，不看权贵的推荐。后来又创立了弥封、誊录制度，评定成绩也分为三级，择优录用。最终录取名额也不确定，殿试一般通过率在50%左右，大概在200人，后来殿试全部通过。 考试科目也从唐朝的明经科，进士科变成进士科一门，考试的内容也像经世致用转变。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进士试诗、赋、论各1首,对策5道,帖《论语》10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10条。仍然主要以诗赋取士。后来因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内容多次改变，王安石变法后，科举就侧重于经义和策论。南宋时基本以经义进士、诗赋进士两科,分三场取士:第一场,经义进士试本经义3道,《论语》《孟子》义各1道,诗赋进士则试诗赋各1首；二场均试论1首;第三场均试策3道。 宋代科举和学校结合的很紧密，这就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并且宋代优待文人，大规模扩充取士名额，唐代取士2.32万人，宋代取士约为12万人，进士及第也更加荣耀，朝廷会赐期集费,设状元局,举办唱名、朝谢、拜黄甲叙同年、谒谢先圣先师、闻喜宴、编刊同年小录、立题名碑等一系列庆祝活动。进士及第就可以当官，并且升迁迅速。据统计，北宋宰相共有71人，科举出身65人，占92%，副宰相153人，科举出身139人，占91%，南宋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僚比例更高。 宋代也有武举，但时开时停。科目分为平等和绝伦，内容分为武艺（步射和马射），程文（策问和兵书大义）。平等科以步射考试难易不同分为三等:“第一等,弓一石一斗力,兼马射七斗；第二等,弓一石力,兼马射七斗；第三等,弓九斗力,兼马射七斗。”在文化课考试难度上，绝伦低于平等科；但在武艺考试上，绝伦难于平等科。虽然如此，宋代武举应考人数约为文举的2.5%，只有2516人。 宋代科举之所以比唐代大大发展，和当时的情况离不开。宋代经济空前的发展，庶族地主取代士族地主成为统治阶级，社会上涌现出大批中小地主和工商业主，他们强烈要求取得政治地位，因此纷纷参加科举考试，这必然要求宋朝大量增加取士名额。而且宋朝在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后，为了不让藩镇割据的局面重演，不成为短命王朝，这就要求宋朝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而且宋朝初年非常缺乏官员。 宋太祖也说，宰相需用读书人。宋朝的国策就是重用文臣，用文臣抑制武将，这就是宋朝的祖宗家法。而且宋朝当时和辽国、西夏、金国、元朝进行斗争，为了笼络人才，巩固统治，不得不这么做。比如，宋仁宗年间西夏李元昊称帝，频繁攻击宋朝边境，一些举人因为科举落第投奔西夏，典型代表就是张元、吴昊，结果宋朝再也不敢让科举考试考生落第，对于边境省份的考生也特别予以优待。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也能收买人心，防止一些举人因为屡次不中铤而走险造反。但也不能忽视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导致民间识字率增加，如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大大发展，出现了很多雕版印刷中心，所刻不仅有儒家书籍，还有史书、诗文、科场之书，很多学校都兴起，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发展。
由此宋代科举选拔出来很多出生低微却有才华的官员，如促进的作用。如太宗朝的名臣王禹偶(954—1001),《宋史》本传说他“世为农家”；仁宗朝的宰相杜衍(978—1057),替人抄书为生；官至参知政事的范仲淹(989—1052)，2岁就当了孤儿，冬天以冷粥为食；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的欧阳修(1007—1072),幼年在沙地上学习。官至翰林学士、三司使的蔡襄(1012—1067)，在18岁以农民后代参加考试，为开封第一,轰动了开封城。又如包拯(999-1062)、王安石(1021—1086),也不过是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其父辈也仅官至县令,不通过科举考试,他们也很难位至宰执,参与大政。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的那次科举考试，这场考试可谓是整个科举考试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主考官是欧阳修，选拔的人才有章衡、曾布、程颢、张载、王韶、章惇、苏轼、曾巩、苏辙、吕惠卿、林希、张璪、郑雍、梁焘等，他们中有的人成为名将，有的成为理学家，有的成为高级官员，有的成为著名宰相，有的文武双全，这一届号称龙虎榜。这些科举出身的杰出人才,在宋朝的政治改革以至诗文革新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辽、金、西夏等国在与宋朝的对峙中也举办过科举考试。辽国不甚重视科举制，在太宗会同二年（939年）才正式举行，到圣宗统和六年（988年）才正式确立，只允许汉人参加，举办时间也不确定，2年一次，3年一次，4年一次都进行过，有乡试、省试、殿试三级，科目有进士、明经、律学三科，进士科最受重视，辽国二百年举行了53科。辽国科举的变革了选官制度，向北方草原民族宣传了儒家文化，提高了他们的官员素质。金国制度多效仿宋朝，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举行，经过金熙宗和海陵王，到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达到鼎盛，从开始的进士、经义科，后来增加了律科，1171年增加女真进士科，仍为乡试、府试、会试三级，后来增加殿试，还有特恩制度，即皇帝为提高某官员地位，赐给其科举名次。金国科举促进了女真族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和政权的封建化，也使得金国出现了很多科举名人和世家，如四元及第的孟宗献，一门三进士的燕京吕氏，甚至渤海人都出现了科举世家。 元朝则对科举不太重视，科举多有恢复和停止。自1206年太祖铁木真建国后，虽有耶律楚材在1238年劝太宗窝阔台，王鹗、许衡等人劝忽必烈开科举，但知道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时，才下诏开科举，并在1315年正式举行。1335-1339年间，科举停办，1340年恢复。虽然如此，元朝科举每三年举办一次，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特别要指出的是，元代科举有很浓重的歧视味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乡试录取名额300人中，他们只能站150人，会试和殿试名额都是100人，南人却只有25人名额。 元代科举内容针对族群也不同，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第一场试经问五条,第二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乡试为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会试与乡试略同,殿试则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内容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出题,而且规定要以程朱的注疏本为准。在这种情况下，元代科举只有50年左右，录取名额多不满，只有1200人左右。虽然如此，还是诞生了很多科举名人和世家，很多蒙古人和色目人，如阿里海牙后代贯云石，湖广偰氏，还有著名诗人迺贤和丁鹤年家族，都是因为参加科举才华化。虽然元代科举规模小，政治地位不如其他朝代，但它在前代基础上简化革新，为明清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科举的夕阳盛世与停废 1368年明朝建立后，虽然太祖标榜很多制度恢复唐宋旧制，但其实很多方面都是继承元朝。1370年朱元璋下诏，“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因为建国初期缺乏官员，于是下令各省连试三年,举人免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官。但不久之后朱元璋却认为科举制选拔的官员不切实际，因此恢复了举荐制，举荐制不能保证官吏来源质量，因而在1382年恢复科举制，1384年颁布科举定式，仍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和前代相比，明代科举依然是三年一次。第一年八月，考生在各省参加乡试，考中为举人。次年二月，举人在京师参加会试，考试分为三场,初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考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考中后参加殿试，殿试有正式名次，分为三甲，一甲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由皇帝钦定,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所回答内容出题和答题依据必须是指定书目，文体从成化以后就必须是八股文。录取是三场并重，只看文章水平高低。考中进士后，还有进士观政制度，以便好好对他们进行磨炼。 明朝大部分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参加科举之前必须在学校取得应试资格。为了科举公平，试卷分为南、北、中卷，每个地方都有科举定额，这是考虑到各个地方文化教育水平不同，避免官员集中在一处地方，使入仕者所涵盖地区更加广泛而均衡。1397年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榜案，北方举人上书朱元璋举报主考官只取南方士子，朱元璋大怒重新举行考试全部录取北方士子。其实，主考官跟随朱元璋多年，当时又经过了开国四大案，朱元璋杀戮株连官员手段残忍，令官僚战战兢兢，也没有必要做此勾当，但朱元璋为了笼络北方士子，还是冤枉了主考官。朱元璋去世后，到了明仁宗时期才划分南北卷，后来又进一步划分为南北中卷，。在殿试后，获得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二、三甲人员,需要再次参加考试以便选拔出庶吉士,这成为培养进士走上重要岗位的途径。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科举在不断改革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科举和学校有机而牢固的结合起来。官办学校教学完全以科举为导向，科举考生也都是学校生员。形成了五级考试体系，由此形成了由状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举人、监生、岁贡和生员等科举和学校功名构成的功名层级体系。一旦考生中举，就根本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明代对有功名者相当优待，举人可以直接当官，或者进入国子监学习后当官，也可以潜心学问。如果在老家，也是好处多多。只要考中了举人，就可以免服徭役，地位也特别高，官员也不能对举人动刑，犯罪了也受法律偏袒，尤其是明初对举人的优待政策发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躲避日益严重的赋税徭役的依靠，很多民众都会将自己田地和户口挂靠在举人名下。所以多年不中的范进一旦中举，居然高兴地晕了过去，从前鄙视他看不起他的人也不敢呵斥他了，都将他看做文曲星。 相应的，明代防止作弊制度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不仅有考官回避制度,锁院制度及内外帘官隔离制度,考生入场搜检制度,巡逻监考制度,考卷弥封、眷录和对读制度,还有使用异色笔答卷、眷录和阅卷制度,考官会审落卷制度,填榜前提调、考官和监临官共同核对朱墨卷制度，乡试后解送和复查中式考卷制度。对每一个可能作弊的环节都予以防止，如果考生作弊，明朝一般会将考生在礼部前枷号一月，然后发配为民。对于官员作弊，无论职位高低一般都是罢官。上文提到明代科举是南北榜，因为北方人在经济重心南移后就竞争不过南方，所以对于偏远省份予以特殊照顾，后来还增加了中榜，南、北、中卷地区录取比例分别为55%、35%和10%，毫无疑问比例差距远小于省份经济文化水平差距。 清代科举在保留了前朝基本制度下，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1644年清廷入关就将科举视为“不劳兵之法”，当年就行顺天、山东等六省乡试，颁布《科场条例》。为了标榜自己“崇儒重道”、“满汉--家”，让不与清廷合作出来做官，康熙十八年(1679年)诏开博学鸿儒科,有意放宽录取尺度诱使读书人就范。但清朝作为一个新兴王朝，考试条件放宽了,不需要进行科考,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乡试在明代科举基础上增设了副榜，为附贡生，又有拔贡、优贡生。清朝优待八旗生员,在校考试列三等以上的给予钱粮。清朝恢复制科,广开恩科，建立宗室科,设立翻译科、明通榜，会试又设有副榜，目的就是确保更多的人能通过科举入仕。清代选官，还有荐擢、荫叙、捐纳等制，但都不能和科举出身相比。左宗棠就因为自负聪明却只考中举人，最后还是清廷赐了同进士出身才将其安抚下来。和宋明一样，清代科举出身者占大多数。清朝科举考试的程序及监督管理,在继承以往基础上,更加完备缜密规范。每一级考试都要进行资格审查,考官选派、回避也要求很严格。考场搜检、出题、阅卷、录取等诸多环节,都有详细的规定。老年落第者可以得到恩赏,举人，落第者可以参加大挑而给以出路。对于科举经费，如路费，考场支出等费用，都有规范程序。 虽然防范作弊的制度如此严密，但清朝仍爆发了数次科举舞弊案，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顺天府乡试举行后爆出举人陆其贤和同科陆贻吉用银3000两贿赂考官。不仅顺天府乡试出问题，江南、河南、山西、山东均爆出舞弊案。顺治帝命令严查，结果考官被判处斩首，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都流放东北。此后各种舞弊行为仍时有发生，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年又爆发舞弊案，因考生满洲附学生平龄涉嫌舞弊引起，暴露了考生罗洪泽“递条子”入考场，请托兵部主事李鹤龄、翰林院编修浦安，浦又托大学士柏俊，罗因此得以中式。李、浦共得白银500两，而柏俊并不知情。结果，浦、罗、李照例处决，柏俊也以“辜恩藐法”即行处斩。柏俊以一品大臣被杀，实与同僚私恨有关，但其责任是不能逃脱的。此案历经五年才审结完成，最终九十余人受到惩处，五名军机大臣等被杀。
四、科举制的影响 科举制是是历朝历代试验多种选官制度后的产物，相比依据血缘、军功、门第选官，它具有公平、公正、平等、择优等优点，从隋代开创科举开始1300年，虽然经历不断改革，但科举依旧是主流选官方式，各阶层人才都被选拔出来，增加了社会活力，扩大了统治基础。 读书人一旦中举，社会地位马上如同火箭般蹿升，唐朝就把中进士称为登龙门，考上后有曲江宴会和大雁塔题名，宋朝皇帝赐宴新进土于琼林苑,称为闻喜宴。皇帝还要赐诗,赐绿袍、靴笏，诏给进士第一人金吾卫七人，清道导引，招摇过市,以为荣宠。北宋时期洛阳人尹洙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科举制也使得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这与实行科举制不无关系。在民间成为一种文化，“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虽然如此，经过科举制的选拔，大部分官员头脑僵化，没有独立思想，很难提出不同意见。而且士人入朝为官后，他们容易和主考官以及同榜考生结成关系网。主考官为座主，中考者被称为门生，同榜考生为同年。他们之间关系紧密，结成一个小团体。明朝人顾炎武批评说:“至于有明，则遂公然谓之座师,谓之门生,乃其朋党之祸,亦不减于唐时矣。”他们结为朋党，无非是借此谋取富贵。科举制下社会诞生了很多人情冷暖的故事，很多出生寒微的人变得有权有势后，家里宾客盈门，但是当他失势后，就会变得门可罗雀。唐朝宰相元载，宋朝宰相王安石，都经历过这种事情。 表面上看，统治者和士子都是为了更好治理国家，但实际上统治者是想借此驯服民间精英，士子则是想借此获取高官厚禄，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生动形象的说明了科举已经变成一桩买卖。很多读书人都忘了孔子教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将做官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明朝内阁首辅高拱说说:“科目以文艺取士,士只文艺是竞。父兄师友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泽民之术，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务得官以为耀,积橐以自肥。始乎利,终乎利。寡廉鲜耻, 患得患失,甘为鄙夫而不知。”即讽刺士子除了当官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科举制本来是为了选拔人才，但是也有很多人才没有考上好名次，或者干脆就没有考上。晚清很多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沈葆桢、李鸿章等不是没有好名次，就是只是个普通的生员，那些出身于科举好名次的人，很多人对于当时的国家大事都毫无办法。 虽然近代以来对科举制采取的主要是否定态度，但欧洲人却对科举制大家赞赏，明清时代来中国的很多传教士都认为科举制分公平、民主，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运动先贤都用科举制作为批判当时社会的武器，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场学习中国的潮流，丁韪良认为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孙中山对科举制也十分赞赏，他认为科举制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不管怎么样，科举制离开我们已经100多年了，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在我们心中，比如官本位思想，揣摩窥测领导的意思等等。科举制促成了中国古代的先进，也造就了他的落后。现在中国想要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就必须全面客观地评价科举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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