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以前的：情，性。和今意略不同。情多用于描写比较具体的事物的实质，性所指的实质更为抽象一些。故《性自命出》曰：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到了西汉董仲舒，三纲五常独创性地把情和性分开，情和欲归为一类，情的定义专指人的主观情感。到了宋代朱熹给妇女们裹上了脚，灭人欲了。人欲灭了，欲和情一码事。人情也就没了，道始于情。朱熹进了孔庙，明清的道，就是朱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了。朱儒一家独大，宋之后只要是认识两个字的都要以朱儒为荣，不是朱儒，活着没饭吃没官做，死了如猪狗。宋隐士林逋有些名气，死后也要被安排上大儒之名。 《性自命出》作为儒家典籍，此处的道，和庄子的道是不同的概念，“礼作于情”（注：郭店竹简《语丛一》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语丛二》有：“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自属于“人道”范围。因此，“道始于情”不是道家的学说，而是儒家的思想。这种系于“情”的“礼”正是维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礼仪的基础。但此始于情的“道”，并不仅限于指“礼”，仁、义、礼、智、信等等均属此道。故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性自命出》），“仁生于人，义生于道”（《语丛一》，此处的“道”自然也是“人道”）。 庄子的道是无好恶之成心，齐是非万物。庄子道的主要意义是通，又被称为大通。大通即是没有任何界限、分别，即庄子所谓“道未始有封”，因此，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之间就无所谓分别与差异。《齐物论》说：“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庄子才可以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性自命出》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观点。性指人的本性。《苟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命指生命；天指自然界；情是指人的真情流露；道指行为规范。认为人有生命，就有性，人的生命是自然界给予的。人的真情流露来源于人的本性，人的行为规范又是从人的真情开始的。性，不仅人有，而且动物也有，人的性表现出来便是好恶，是喜、怒、哀、乐之气，这种气发于外，便是情。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在此，天-命-性-情-道-义，构成了基本的逻辑环节。这样一个结构，相比于《中庸》更为细密。一来，天与命有所区分；二来，性与情有所区分。但大体而言，还是可以隐括为三层：天、命；性、情；道、义。最后一句“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从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方面，给出了教化得以施用的可能。 《性自命出》阐述了心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人都有性，而且都是相同的，因为它受命于同一个天，但人心各异，因为它受教于不同的对象。这里的心指道德意识水平，这个心是没有既定的方向的。所以心要接受教育，使人心如一，不受外物所诱。这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愿望，希望天下臣民一心一意都拥戴他们，并臣服于他们的统治。让心受教，要以乐养心，要在心之德性上下功夫，使德与行合一。这样有情、有德的君子，即使地位低下，众人也会认为他高贵。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淮南子·泰族训》) 在庄子看来，形性是方内与方外之别，也可以说形骸之内与形骸之外的分别。庄子在《德充符》中就曾在申徒嘉与子产的对话中表达了这种想法，孔子、子贡是游于形骸之内者，故拘于执礼，以礼正形，而在庄子看来，这是出于对形体由来的不了解。庄子把形体比做大冶铸的金，他说：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人形不过是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与草木、禽兽等没有什么实质区别，所以犯人形不必喜，去人形亦不必悲，庄子把生比喻为“附赘悬疣”，而把死比喻为“决痪溃痈”，形存形亡只是气之聚散，属于自然大化，非人力所及。因此，人应对形体采取遗忘的态度，以求心之逍遥。形声浮名，丘之桎梏也，天刑之。 书上说庄子轻杨朱，我不这么认为。杨朱的思想是贵我：贵生，为我；庄子在他的基础上：达生，忘我。只有贵生，才能达生；只有为我，才能谈得上忘我。吾丧我，先要有我，吾才能丧我。 生活中也是，凡是以完美形象示人，凡是站在道德高地自我美化的人，都是两面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