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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宏伟 (1965 -), 男, 湖南宁乡人,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环境史和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等。 摘要 唐宋以来, “ 洞庭” 一词的含义一直被解释为 “ 洞府之庭”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洞庭一名的语源很可能来自古百越民族语言, 为红色平地之意; 《尚书· 禹贡》 导江章中的 “ 东陵” 一名, 很可能同样源于古越语, 为“ 洞庭” 的汉字异记。秦洞庭郡的治所应该在索县, 也就是后来西汉武陵郡的治所, 当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韩公渡镇城址村。刘宋以来, 有学者指太湖为洞庭湖别名, 当是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附会出来的说法。本文为正确认识上古时代湖南洞庭地区的自然地理面貌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关键词 洞庭 东陵 洞庭郡 太湖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 是我国著名的大型淡水湖泊。众所周知, 湖南、 湖北二省的得名就是因洞庭湖而来。然而, 关于 “ 洞庭” 的得名及名称含义问题, 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研究— —这也许是因为学者们认为洞庭的名义问题已有结论, 不值得研究, 或缺乏资料, 无法研究的缘故。应该说, 关于洞庭的名义问题, 前人确实有过解释。就笔者所见, 在现存文献中, 以晋郭璞的解释最早。郭璞注 《山海经· 海内东经》 时有云: 洞庭, 地穴也, 在长沙巴陵。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 下有洞庭, 穴道潜行水底, 云无所不通, 号为地脉。 刘宋裴骃注 《史记》 时, 对这一说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 其深无知其极 者,名洞庭。洞庭对彭蠡, 则知此穴之名,通呼洞庭① 郭璞、 裴骃关于洞庭为地穴的解释方式— —太湖包山有洞穴, 洞穴即洞庭, 洞庭即洞庭湖— —明显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到唐咸通年间 (860-874 年), 出任巴陵 (治今湖南省岳阳市) 县令的李密思, 在解释洞庭的含义时, 则把洞庭与神仙洞府联系起来。李氏云: “ 洞庭山, 盖神仙洞府之一也。以其洞府之庭, 故以是称。湖名因山, 自上古而然矣。” ② 李氏的这种解释, 后来得到了北宋范致明的肯定, 因为, 范氏在所撰 《岳阳风土记》 一书中, 亦有 “ 洞庭, 洞府之庭” 之说。李氏的解释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 宋人《云笈七签》 所录道教洞天福地之 “ 十大洞天” ,其中确有“第九林屋山洞, 周回四百里, 号曰尤神幽虚之洞天, 在洞庭湖口, 属北岳真人治之”③一说。这似可作为李氏“洞庭山, 盖神仙洞府之一也” 说法的注脚。 由于李氏释洞庭为 “ 洞府之庭” 的说法好像是有根有据的, 自然, 李说也就成为今天最通行的说法。然而在笔者看来, 这样的解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众所周知, 道教兴于东汉时期, 而作为道教重要建置的 “ 神仙洞府” , 自当在东汉之后才会出现。如果洞庭为 “ 洞府之庭” 的说法不误, 洞庭之名必然出现于东汉之后。可是, 毫无疑问的是, 洞庭之名早在东汉之前数百年即已存在。 那么, 洞庭的含义到底如何? 一 “ 洞庭” 正义 为了探索洞庭的含义, 我们不妨首先看看现存的较早文献中有关 “洞庭” 的记载。这些记载大体有如下数种。 (1)《山海经· 中山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 曰洞庭之山, … …帝 (尧)之二女居之 , 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 交潇湘之渊, 是在九江之间。 (2)《庄子 ·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3)《楚辞· 九歌·湘夫人》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4)《楚辞· 九章· 哀郢》 :将运舟而下浮兮, 上洞庭而下江。 (5)《吕氏春秋 ·孝行览》:鱼之美者, 洞庭之鲋。 (6)《战国策· 秦策一》:张仪说秦王 :“ 秦与荆人战, 大破荆, 袭郢, 取洞庭、 五渚、 江南。荆王亡奔走, 东伏于陈。” 众所周知, 上述 《山海经· 中山经》、《庄子》、 《楚辞》 诸书成书于战国时代,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时, 《战国策》 虽然编成于汉初, 但其中篇章皆出自战国时代。可见, 说洞庭之名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应该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既然 “ 洞庭” 之名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 那 么, 以 “ 神仙洞府” 来解释其含义, 显然就是无法成立的。于是, 洞庭的真实含义就很值得探索。 我们知道, 要弄清楚一个地名的含义,首先应该确定这个地名的原始语言归属,因为, 这是避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唯一正确方法。“洞庭”一词是源于古代华夏民族语言 (古汉语)还是古代其他民族语言?从前述郭璞、李密思关于洞庭的汉语言解释事实上都不成立的情况来看, 笔者以为, “洞庭” 一词应该不是古代中原夏语言, 而很可能是古代南方百越民族语言的夏言记音, 这是因为, 今湘北洞庭湖一带 , 在操“夏言”的楚人到来前 , 本是百越民族的活动区域。关于长江中游一带先楚时代为百越民族的居住区 域的看法 , 在学术界早已成为共识 。 洞庭为古越语的可能性既大,那么,要弄清楚它的含义 , 自然只能从古越语中去寻求。然而,众所周知的是, 古越语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消亡。这样, 我们自然又只能从与古越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中去寻找。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 由于今天的壮侗语族各族语言与古越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着承继关系, 因而,古越语应属 于侗台语 (壮侗语)族, 分布在今中国南部以至东南亚的壮侗语族语言如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 是古越语的直系后裔①。于是 , 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今侗台语言中去探究 “洞庭” 的对音词。 要正确地进行 “洞庭” 的侗台语言对音, 首先, 当然要搞清楚 “洞庭” 二字的 “夏言” (古汉语)读音。根据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 洞庭, 上古音可拟为 t3die1② 。而 “洞庭”二字,在汉晋时代其实又可以写作 “东町” ①, 上古音可拟为t1thie2②。洞庭、东町的读音,与今壮语doengh nding的读音(标准音to6di1)显然十分接近。壮语 doengh 乃 (山间)平地、 坝子之意,历史时期以来常用 “峒”、“垌”、“ 洞”、“同”、“栋”、“东”、“动” 等汉字音译 ;nding 乃红色之意 , 历史时期以来常用“丁”、“廷”、“零” 、“灵” 等汉字音译 , 而 doengh nding 组合起来作为壮语地名词汇, 就是红色的平地、 坝子之意。需要说明的是, (山间)平地、红色二词是侗台语中十分常见的地名用字, 各语支及其方言中读音虽有一定差异, 但还是十分接近的。如(山间)平地, 在某些壮语方言及侗语中读[lo],历史时期以来常用龙、弄、隆、垅③等汉字音译;红色,今泰语读dε2,老挝语、越南侬语读dε1,皆与壮语读音很近 。与洞庭含义相同的地名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仍然存在, 如河池市大化县有“弄丁”(Rungh nding)地名④。那 么, 古越族人为什么要把洞庭平原称为红色的平地? 笔者以为, 古越族人之所以把洞庭平原一带取名为红色的平地, 应该是因为其时洞庭平原一带地表土壤呈红色的缘故。我们知道, 洞庭平原地表主要为长江及湘、资、 沅、澧四水冲积而成的第四纪沉积物覆盖,第四纪沉积物在亚热带的长期高温和干湿季交替的条件下,容易变红而形成红壤,如近年新冲淤出的洞庭湖区洲滩仍然如 此;这种土壤在经过历史时期的长期耕作之后,才演变而为今之洞庭湖区广泛分布的水稻土。可见,古越族人对洞庭平原的命名是符合大规模农业耕作之前洞庭平原土壤的实际情况的。其实,不但古越语地名反映了洞庭平原土壤的自然特征, 历史时期以来洞庭平原的汉语地名也同样反映出了类似的情况。例如, 南朝以来先后出现的 “赤沙湖” (今大通湖一带)、“赤亭湖”(今大通 湖一带)、“赤鼻 (陂)湖” (今西洞庭湖一带)、“赤鼻山” (今洞庭湖中最大岛屿赤山岛)之类地名即是。其中的“赤亭湖”, 很可能是汉越语言的同义合壁地名:赤、亭皆红色之意, 只不过赤为汉语,亭为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大约正是由于汉代及其以前洞庭地区平原广袤, 湖泊水体面积还不太大 , 西汉时期文学家刘向 (约前 77 —前 6 年)才会有 “驰予车兮玄石 (今湖南华容墨山), 步予马兮洞庭”⑤的说法。 知道了“洞庭”二字的语言族属和含义,我们接下来解决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 二 洞庭与东陵
众所周知,《尚书·禹贡》的导水部分有这样一段话: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对于其中的“东陵”二字,历来只知其为地名,而不知其地望所在。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在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中提出“东陵地在庐江金兰县西北”一说,而始有“东陵”之释。按郦氏此说,大约本自《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条之“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灌]水出”一句。其实,郦氏此释完全是生拉硬扯,因为从《汉书·地理志》考察,西汉庐江金兰县东陵乡既属灌水源地,而灌水乃淮河支流,故其位置自当在今河南省商城县一带,这与此作为导江章重要地名的“东陵”明显无关。郦注以后的其他说法,也都是没有什么确切依据的推测,自然无可凭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句话中的几个地名皆无确解。因此,要解决东陵的位置,相关地名的位置问题显然不能回避。 首先是“九江”的位置问题。郦氏谓“九江地在长沙下雋县西北”①,应该说,这个解释是符合先秦时期人们的地理认识的。《禹贡》荆州章云:“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所谓“九江孔殷”在《史记·夏本纪》中作“九江甚中”,意“九江”为江、汉之间由长江分流出的多条水道。按荆江在后来的宋代有“九穴十三口”分泄江流之说,以此,九江大约相当于先秦时代的“九穴十三口”,而九江的位置也正好是位于汉长沙国下雋县(治今湖北通城西)以西北区域的。晋以降学者或以今江西九江以北的古彭蠡泽当《禹贡》“九江”所在,或以洞庭湖地区诸水当《禹贡》“九江”所在②,实皆牵强附会之说,完全无法成立。因为,其一,“彭蠡”在《禹贡》中是明确属于扬州的。《禹贡》扬州章云:“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彭蠡既属扬州,自然不能以“九江”之名再入荆州。 其二,洞庭平原战国时代为湘、资、沅、澧、澹诸水流汇,而诸水战国以前并无“江”名,固不能有“九江”之称。湘、资、沅等诸水可有“江”名乃汉以后事。其次是“澧”的位置问题。“澧”应该与澧水有关。可是,让人十分迷惑的是,今天的澧水在津市以东是南折注入洞庭湖而不是东向注入长江的。而此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显然是说长江先到达“澧”,然后再“过九江”的。那么,《禹贡》时代(约当战国时代及其以前),澧水是不是并且有没有可能东向注入长江?我们知道,近代洞庭湖区域总体处于掀斜构造沉降状态,且沉降的规律是东强西弱、南强北弱③。因此,在先秦时期的洞庭湖偏北一带,澧水在津市以东完全有可能是东向在湖北石首西南藕池口一带注入长江的。可以作为依据的是,明代石首西南尚有古澧水的遗迹存在。明末顾祖禹有云:“(石首县)西南四十里有澧田湖,盖澧水下流旁汇处。”④顾氏书的材料来自明代石首县的地方志中,当较可信。直到今天,我们在津市以东的地表还断续可见这段古澧水的遗迹,本文附图中的津市以东澧水下游走向即依据卫星地图上的地表水道遗迹绘出;所谓澧田湖,约当今公安县南境的黄山头东侧一带(图1、2)。今天所见津市以下澧水东南折注入洞庭湖的情形,应该是迟至战国以降才出现的。例如,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制《鄂君启节》,其西南水路铭文有曰:“自鄂(今湖北鄂城)往: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澹。”⑤又如,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澧水……东至下雋入沅”;东汉桑钦(?)《水经》云“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雋县西北,东入于江”。这些记载虽不尽一致,但结合洞庭湖地区的自然地形度之,无可疑问的是,战国以降的澧水已不是直接注入长江的,而是与沅水、湘水汇合后再注入长江,这和《禹贡》时代澧水的走向相比,显然已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其实,澧水之“澧”(或作“醴”⑥),原本很可能是当时居住于这一带的百越(杨粤)民族对湖泽水体称呼的夏言(古汉语)记音,澧水乃因注入“澧”(湖)而得名。在楚人进入长江中下游“扬越”地区之前,百越语言有把巨大的湖泊水体称为“笠”(如笠泽即太湖)、“蠡”(如彭蠡即彭泽)的习惯,而在洞庭湖区,这种习惯甚至可能一直延续到唐宋时代。例如,古代赤沙湖或赤鼻湖,人们“或谓之蠡湖”;唐天宝以来,赤鼻湖中的赤山(今赤山岛)也被称为蠡山,只是由于后来人已不知地名名“蠡”之含意,而附会出春秋名人“范蠡尝游此”的种种故事⑦。北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中,也把今江汉平原上监利、潜江界上的白露湖前身称作“离湖”。事实上,澧(醴)、笠、蠡、离四字在上古时期读音确是十分接近的:四字声纽相同 (来纽), 韵部分别为邻近的脂、 支、缉、歌部, 可分别拟音liei2 、lie2 、lǐ p4 、lǐ ai1 ①。今广西壮语称湖、潭水体作“楞”、“ ” , 读为l 31 ② , 考虑到古汉语发展过程中常有韵尾鼻音丢失的情形, 则l 31 丢失鼻音后与“澧”等字的古音确实十分接近。可见,“澧”为百越语言的湖泊通名,从与古百越语言有亲缘关系的现代壮语中也能找到依据。既然“澧”是百越语言的湖泊通名,那么,在古澧水下游与长江交汇一带,当时可能有较大的湖泊水体存在。这个湖泊水体的位置大约就是在今湖北石首至监利之间的长江江段。该江段地势低洼,水流不畅,曲流发育,历史时期以来即多有积水,完全具备形成湖泊的条件。 其实,近年数种出土汉简所显示的汉初南郡辖有“澧(醴)阳”一县的情况,也是可以作为澧水曾在今石首西近一带注入长江的间接依据的。关于汉简中“澧(醴)阳”县的位置一直存在争论,流行的说法是其地在“澧水之阳”或“澧水以北”③。尽管此论为泛泛之言,近于没有解释,但由于传统认识上的汉代澧水下游走向一直不很清楚,所以,研究者无法确定“澧(醴)阳”的具体位置也是情有可原的。通过上述古澧水下游走向的复原,我们现在知道汉代澧水下游是东向从石首西近入江的。由于汉代澧水下游以北大部分区域属于孱陵县,而孱陵县则是先属于南郡④,后改属武陵郡⑤, 故澧水下游以北地域留给澧阳县的空间也就很有限了。考虑到西汉后期以降孱陵县一带南郡和武陵郡之间的界线很可能是通过古油水之东的景口、 景水一线的⑥, 于是,这个可以称为“澧(醴)阳”的地方,其位置只能在靠近古“澧水”入江口的北岸,亦即位于今石首之西的公安县藕池镇一带(图1 、2)。 近年公布的香港中文大学馆所藏西汉河堤简(222 号) 有 “ 醴阳江堤卅九里二十 ◆步” 一句⑦,其中的“江堤”二字,明显就可以为此推测提供重要旁证:它说明汉代澧阳一带不但是近澧水的,也是滨江水的。之所以在藕池镇一带至今没有发现秦汉时代的地面遗迹,应该是由于这一带历史时期以来的地面发生沉陷淤埋所致。例如,今藕池镇对岸的石首市南口镇刘田岗古墓群,大部分即已经沉陷入湖①。顺便说, “澧(醴)阳”县名之所以在西汉后期消失,或就是因为河湖水害之故。 至于“汇”,自古以来争议不断,莫衷一是。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个“汇”字当是“汉”字的地望也应该确定在与澧、九江相近的汉长沙郡下雋县西一带。按东陵, 上古音可拟为t 1lǐ e ,与前述今壮语doengh nding 的读音(标准音to 6 di 1 )亦极接近。也就是说,洞庭、东町、东陵是古越语红色平地一词读音的不同“夏言”方言记音。前谓今壮语带nding 地名汉译仍用“丁”、“廷”、“零”、“灵”等字记音,而这些汉字的声母分别属于塞音(丁、廷)和边音之误, 这不但是因为在 “ 九江” 与 “ 中江” 之间的洞庭湖口至汉口江段,正好符合《禹贡》导汉章汉水“南流于江”的情况和此处江水“东迤北”的大致形势,而且,秦统一前,“汇”的写法“滙”与春秋楚字“汉”的一种写法“灘”②字形相当接近,若简帛文字漫漶,确实容易误认误写。 明确了上述相关地名的位置,显然,“东陵”的地望也应该确定在与澧、九江相近的汉长沙郡下雋县西一带。按东陵, 上古音可拟为t 1lǐ e ,与前述今壮语doengh nding 的读音(标准音to 6 di 1 )亦极接近。也就是说,洞庭、东町、东陵是古越语红色平地一词读音的不同“夏言”方言记音。前谓今壮语带nding 地名汉译仍用“丁”、“廷”、“零”、“灵”等字记音,而这些汉字的声母分别属于塞音(丁、廷)和边音(零)。之所以如此, 这当与壮语nding 的声母鼻塞音nd 有关:前鼻音重则用汉字“零”、“灵”等字对音(南方方音中,鼻音n 与边音l 很难区分), 后塞音重则用汉字 “ 丁” 、 “ 廷” 等对音。其实,降至唐代,“东陵”一名在洞庭湖区东北一带尚有实例。唐人李华《云母泉》诗序有云:“洞庭湖西玄石山,俗称墨山。山南有佛寺,倚松岭。松岭下有云母泉。……自墨山西北至石门,东南至东陵,广轮二十里,尽生云母。”① 此所谓墨山,在今华容县南,今仍有其称,而东陵,相其位置,应该在今墨山以东南的洞庭湖平原一带。 准此,对于《禹贡》时代及其稍后的今洞庭湖一带水系情况,大体可复原如图2。 三 洞庭与洞庭郡 洞庭郡自然是因郡域有“洞庭”而得名。2002年湘西龙山里耶秦简的发现,使学界对简文中提到的洞庭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然而,关于秦“洞庭郡”的治地,一直没有很一致的意见。2003年,笔者曾率先撰文指出,秦洞庭郡与秦长沙郡具有先后承继关系,秦洞庭郡治所在今长沙②。后来,也有一些学者存在相同的看法。经过对有关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反复思考,现在看来,这个说法的依据并不充足、坚强。秦洞庭郡的治所应该是索县,也就是后来西汉武陵郡的治所。这样的结论,可以得到相关考古、文献资料的较多支持。 一是从考古调查来看,索县故城是洞庭平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有二城结构的楚汉古城。索县故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距市区30千米的鼎城区韩公渡镇城址村的古渐(澹)水边(图2), 已经确定无疑。据考古工作者在城址村的调查结果,索县故城由东西二城组成,坐北朝南,中间有城垣相隔;东面为大城,西面为小城;东城南北宽400 米,东西残长500 米;西城南北宽480 米,东西残长480 米;现残存城垣为粘土夯筑,有东、西、南、北四门,东城四角有瞭望台;城四周有明显的护城河,宽30 米左右;在索城遗址附近一带,迄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已发现、发掘的楚、西汉墓有数百座,并出土过一枚“索左尉印”滑石印章③。可见,早在先汉时期,该城就已经开始筑建。该城之所以会有东、西二城,可能是由于一城先建、一城后建的缘故。西城规模较小,可能先建,当为楚城;东城规模较大,可能后建,当为汉城。洞庭郡早在楚国时期已经设置是确定无疑的④, 而其建置时代,据有关记载,可推定在楚将吴起南平百越期间。例如,《后汉书·南蛮传》即云,“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而结合《史记·魏世家》、《楚世家》中的有关记载考察,吴起相悼王的时间可大致推定在前389-前381年间。 二是秦汉时期索城居于两个重要城市郢都(南郡)与长沙的几何中心。索城位于洞庭平原西缘,北溯澹水、澧水、澧水油水间水道(为油水南溢洪道演变而成)、油水可上楚都郢(秦汉南郡治江陵), 西溯沅水可上云贵高原, 东南循澹水、澹水湘水间水道、湘水可直达长沙,水路交通位置相当优越(图2)。《水经注· 沅水》中保留有关于索城附近的水道交通情况: 沅水又东入龙阳县。有澹水,出汉寿县西杨山,南流东折,迳其县南。县治索城,即索县之故城也。汉顺帝阳嘉中改从今名。阚骃以为兴水所出,东入沅。而是水又东历诸湖,方南注沅,亦曰渐水也。水所入之处,谓之鼎口。 顺便需要指出的是,上文所谓“澹水……亦曰渐水”应该是同音异写所致。经过索城边的这条叫作渐水(今仍名)或澹水的河流,应该也就是后来由澧水别出的那条重要支津澹水。关于澹水,《水经注· 澧水》有如此记载: 澧水入(作唐)县,左合涔水。……澧水又东,澹水出焉。……澧水又东迳安南县南,……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迳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 晋作唐县治今湖南安乡县北,故城城址仍存①;安南县治则今湖南华容县城附近。这条在先秦时期曾与资、沅、澧诸水并称的澹水,在《水经注》中之所以变得有些零碎、混乱,大概是因为东周以降澧水在津市以下逐渐由东流改向东南流而扰乱了澹水水系所致。《水经注》中的这条“澧水”,津市以下河段实际上已相当于今澧水,为东周以降在澧水洪道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虽然如此,但是,把上述记载与实地情况结合起来,澹水的大致脉络还是清楚的,其具体走向可参见图2。索(城)的主要水路交通情况保留在新发现的里耶秦简J1 (16)52 简中: 鄢到销(今湖北钟祥)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今湖北荆州)二百卌里,江陵到孱陵(今湖北公安南平镇)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今湖南常德)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千四百卌里②。 联系到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亦谓“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界,二十里一邮” ③, 显然, 索应该是当时江南地区交通地位十分重要的城市。 三是汉代的索县先后是武陵郡的郡治(西汉)和荆州刺史治所,政治地位亦十分重要。据《汉书》卷28 下《地理志》,武陵郡所辖十三县中,索县属于首县,故当为该郡郡治无疑。后汉时,武陵郡的治所虽然西迁至“六十里”外的临沅 (今常德市城区), 但索县的地位并没有因此下降, 反而是上升成为 “(荆州) 刺史治” 。这大概就是由于索城的城池基础、交通位置较好的缘故。从索在汉代的重要政治地位,似可以推测其在先汉的楚、秦时代的政治地位同样重要。 四是历史文献中存在一些错误说法。《汉书地理志》指武陵郡为“(汉)高帝置”是不对的,而唐颜师古注《汉志》时以为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也有问题。笔者以为,武陵郡的前身应该是秦洞庭郡,汉高帝五年(前202年)仅仅更名而已。之所以这么说,一则因为秦黔中郡事实上与今湖南省地域无关④,二则因为秦洞庭郡的辖县在汉代大体属于武陵郡。根据上录已公布的里耶秦简,可以知道秦洞庭郡至少辖有迁陵、酉阳、益阳、临沅、零阳、索等县,而到汉代,这些县除益阳划属长沙国外,其余都是属于武陵郡的。顺便说,可能正是因为汉代益阳县被划出了洞庭郡,造成洞庭郡的辖域有些名不副实,洞庭郡才更名为武陵郡的。汉益阳县故城约在唐益阳“县(治今益阳市城区)东八十里”⑤的沅江市明朗山附近(现已沦入南洞庭湖中), 属于古洞庭平原的中心地带。益阳县既不属洞庭郡,那么,洞庭郡的主要辖域就剩下今湘西、鄂西南的武陵山区了,于是汉代更其名为武陵郡也是符合情理的。 结 语 通过上面的讨论,笔者以为可以获得如下几点重要新认识。 其一,历来关于湖南地区古“洞庭”含义为洞府之庭的认识是错误的。洞庭一名的语源很可能来自古百越民族语言, 为红色平地之意。 其二,《尚书· 禹贡》导江章中的“东陵”,自郦道元始, 学者即以为 “ 在庐江金兰县西北” 的所谓 “ 东陵乡” 。这种认识是牵强附会的。东陵一名很可能同样源于古越语, 为洞庭一名的汉字异记。 其三, 里耶秦简出土以来, 学界多认为秦洞庭郡的治所在今长沙。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并不正确。秦洞庭郡的治所应该在索县,也就是后来西汉武陵郡的治所,当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韩公渡镇城址村。 其四, 刘宋以来, 学者指太湖也有洞庭湖的 别名。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完全是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附会出来的。 本文对“洞庭”含义及其相关问题的上述新思考, 也许可以为我们正确认识上古时代洞庭地区的自然地理面貌提供新的依据。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辑第25卷，限于篇幅，注释及部分内容有删减，如有需要请核对原文。 本期编辑：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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