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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三省六部制”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宣帝沉痾不起，随即病逝于帝都长安的大德殿内。此时，国家内忧外患，朝廷宣布，隋国公杨坚临危受命，辅佐年仅七岁的静帝执掌朝政。 次年(公元581年)，杨坚废静帝登基，改国号为隋——一个新王朝由此诞生。 隋文帝登基伊始，所做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了自西魏以来实行的六官制度，在隋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治国架构。 之前所用“六官制度”，即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别出心裁，摹仿西周《周礼》，以天、地和四时(春、夏、秋、冬)创立的一种封建官僚体制。即在皇帝之下，设大冢宰(天官)、大司徒(地官)、大宗伯(春官)、大司马(夏官)、大司寇(秋官)、大司空(冬官)等六位长官，分别司职朝廷各类政务，由大冢宰总领，即实行所谓的“五府总于天官”，这样一种体制。 当年的宇文泰，之所以“仿古”西周，并非心血来潮。他相中的是“五府总于天官”这一体制。其自任大冢宰，既可凌驾五官之上，还能一手遮天地架空弱势的西魏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及至杨坚，也是利用这一体制，当上大丞相(大冢宰)——“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仅驾空了静帝，还逼其逊位，自己做了皇帝。而当他本人利用“六官制”登上皇位后，当然不希望这一制度延续下去，而让其他大冢宰或大丞相来取代自己。 于是，在杨坚的主持下，以复汉、魏之旧，采北魏孝文帝以来的北齐制度作基础，构建起了隋王朝治国新框架。亦即为后人称道、影响深远的“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六部制”，即是在皇帝之下，设：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六个职位。他们是皇帝的顾问、并不常设，成为奖崇大臣的荣誉职衔。在此之下，朝廷设置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 朝廷的五省中，秘书省掌国家经籍图书、天文历法；内侍省只管宫内事务，且全是宦官。此二省，相对而言，管事不多，且管的全是朝内、宫内一些具体事。而国之所系，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总理国之大事，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其下，有左右仆射各一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等六部。各部设尚书一人，分统三十六侍郎，执行部务。门下省，设纳言二人。顾名思义，是在皇帝门口办公的机构。它既可封还皇帝失宣的诏令，亦可驳正臣下奏章的违误。此外，其职责是接受臣下的建言献策。同时，还负责统辖城门、尚食、尚药、符玺、御府、殿内等六局，照顾好皇帝的饮食起居和安全保卫等。内史省，即中书省(因“中”与隋文帝父亲杨忠的名字同音，避讳而改)，置内史监和内史令各一人。主要负责制定诏令。 由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并共同行使宰相职责，可避免权臣篡政。隋文帝慎之又慎，尚书省中的最高职位尚书令，在他在位的二十四年中，一直是空置的，左仆射就成了尚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便是这样一个共同行使职权又相互制约的机构。 文帝登基伊始，废寝忘食，堆积如山的奏章，常使他批阅至夜深。 这日夜里，他感到自己有点走神，于是端起盖碗，呷了口茶，强打精神，拿起一份折子。读着读着，忽地精神为之一振，在心里连呼了两个“好”字。再回神细看上奏之人，竟是深受自己信任的家门杨尚希。 这个杨尚希和另一重臣杨素一样，与文帝皆为弘农宗室后辈。宣帝驾崩时，时为东京司宪中大夫的杨尚希奉大丞相杨坚之命，在河北、山东一带做当地庶民的安抚工作。而当他路经尉迟迥任总管的相州时，觉出情势异常，连夜逃离。赶回京师后，他向大丞相报告了尉迟迥所部的一些反常情况。从此，大丞相便把杨尚希引为知己。 现任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的杨尚希在奏章中写道： 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 这份短短的奏章，正中文帝下怀。 文帝早在宣帝手下任大后丞时，就为“民少官多，十羊九牧”而深感忧虑。那时节，战事频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但是，又有啥办法呢？将士们打了胜仗，还是得用庆功和提拔来提振士气。所以，官越提越多，要给他们安位子，只好增设州、郡。这样，州、郡及县，越来越多，辖地则越变越小，以致形成“十羊九牧”之现状。大隋建立，这一极不正常的状况，必改无疑了！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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