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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水师始于江忠源、郭嵩焘，成于曾国藩。 咸丰三年（1853）二月，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写信告诉曾国藩，江面不清则后患无穷。五月，江忠源救援江西省城南昌，湘勇在江上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再次向曾氏建议当务之急是建造炮船。同在军中的郭嵩焘完全支持江的想法。七月，郭嵩焘建议“置战船、练水师”，并代为起草奏折。这是关于水师的第一次官方讨论。 曾国藩非常认同江、郭二人的观点，不过却无暇顾及。此时的他正深陷在与湖南官场、绿营的争斗漩涡之中。曾氏奉旨办理团练，到长沙后即成立审案局。审案局和提刑按察使司的职能有重合。曾氏雷厉风行，带领手下把事情都干完了，让按察使司非常难堪。加上原本捉拿、审讯、行刑等各个环节都有很多灰色空间，如今审案局一把抓，还不要钱、不怕死，别人都没机会捞油水，能没有意见么？ 更糟糕的是湘勇和清廷官方军队绿营之间的矛盾。绿营士兵多次和湘勇发生械斗。曾氏要求绿营提督鲍起豹整顿军纪、严惩士兵，可鲍并不理会。相反，鲍提督还借机唆使绿营兵前往曾氏官署闹事，他差点被绿营兵杀死，只能移驻衡州。 选择衡州是因为这里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是战略要地。小西门外的演武坪是练兵的好去处，比长沙南门外的练兵场还要开阔。不仅如此，此地距湘江不过五六百米距离，江面宽阔、水势平稳，正是建造战船、训练水师的好地方。 七月，骆秉章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商议后，向清廷指出民船配炮“恐难得力”，不如雇佣广东战舰更为实用。清廷基本采纳其建议，不过却下旨令其仿照拖罟制造战船，并命两广总督叶名琛等购买洋炮。骆秉章对造船一窍不通，只能求助于曾。恰逢当时武昌危急，清廷又命曾氏前往支援，造船一事便被搁置下来。 武昌危机解除后，造船才被重新提上日程。九月，湖北重镇田家镇的失利导致两湖江面力量化为乌有，这让曾国藩忧心不已，从而加快了筹建水师的步伐。十月二十四日，他递交《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述说如今两湖地区的现状是“无一舟可谓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因此要想痛剿太平军唯有“以办船为第一先务”。他主动请缨在衡州造船添炮，训练水师。咸丰帝大喜，准奏。 就这样，曾国藩正式开始筹备水师。官场掣肘、军队冲突，迫使他来到衡州，却在不经意间开启了湘军新篇章。然而想要练就水师，尚有一系列难题在等着他。 在开始创建水师之前，曾国藩必须首先解决经费问题。自从办理团练以来，他一直被筹饷问题所困扰。 从入不敷出的陆军挪出军饷来办理是不现实的。曾国藩只能把目光瞄向其他地方，他盯上了江南大营的军饷。十月二十四日，他在《请截留粤饷筹备炮船片》中汇报，有广东运往江南大营的军饷十万因战事滞留在长沙，奏请截留四万余两作为筹备炮船的经费，不足之处他设法通过劝捐解决。为了打消朝廷顾虑，他解释此前圣旨曾命两湖筹办炮船，有广东协饷二十万两用于湖北水师，两湖本是一家，这次截留款可从中抵扣。咸丰帝一看可行，再次同意。就这样创建水师的启动经费有了着落。 曾国藩之所以要动广东这批饷银，是因为穷得实在没办法了，组建水师需要军费十万两银子，而湖南藩库里只剩三万多两。不仅如此，他还截留了广西巡抚劳崇光派人送往湖北的两百尊大炮以及护送的水手，作为战船军需物资并充实队伍。仅靠这四万两银子和截留的大炮、水手就想打造水师仍然是水中望月，他也很清楚这一点。正如在奏折中所言，不足部分还需通过劝捐解决。 由于国库空虚，办理团练采取就地筹饷解决经费问题。湘军军饷的主要来源有七种：捐输、饷盐、厘金、丁漕、协济、关税、杂捐。此时的曾氏没有督抚一类实职，因此他所能主导的只有捐输一项。 曾国藩一到衡州就设立了捐输局开始筹饷。十月中旬，他曾颇为自信地告诉骆秉章，衡州周边五个县的士绅们都很积极，预计下个月能有不错的进项。可到了月底，他就跟李瀚章诉苦捐输之难，各县士绅虽然积极，但“总无起色，所入皆钱，尚不满万”。为了做好劝捐，他是想尽一切办法，“痛哭之书函，严厉之札催，剀切之告示，友朋之陈说，委员之守提”，然而效果很不理想。偶尔有所收获，也不过是零头之数，甚至有些还是白条。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没有地方实权，想要筹措军饷实在是太难了。这为他咸丰七年（1857）向朝廷要权埋下伏笔。 就在这个困难时刻，已故湖北巡抚杨健的孙子杨江表示愿意捐两万两，不过得以帮助杨健入乡贤祠为交换条件。曾国藩急于用钱，当即答应下来，并向朝廷上奏此事。没想到，咸丰帝大怒，认为杨健是问题官员，不能入乡贤祠，曾氏被交吏部处理。 曾国藩劝捐不仅得罪皇帝，还得罪过左宗棠。安化陶家（前两江总督陶澍家族，左宗棠和陶澍是亲家）是劝捐的重点对象。当劝捐不能奏效时，勒捐随之而现。此时陶澍已经过世，由儿子陶桄当家。据称，曾国藩要陶桄捐五万两白银，陶不同意。于是他就派人把陶绑了，逼陶捐钱。左宗棠得知后立刻找曾氏说情，希望能通融，可遭到拒绝。后来在胡林翼的劝说下，才同意陶家捐五千两。 曾国藩劝捐陶家是事实，左宗棠为此求情他没同意也是事实，不过其中的细节却有出入。勒捐陶家期间，他跟骆秉章说：“陶家仅捐一万，侍（我）已严批不允。”胡林翼求情时，他的回答也很坚决：“筹饷更难于将兵，舍勒捐一法，盖别无可图。”曾氏幕僚赵烈文有类似记载：“（曾国藩）令陶子少云（桄）出钱万缗，左（宗棠）袒之不得，因是切齿。”一缗是一千文铜钱，一万缗折算成当时的白银约为七八千两。这个数目与最终的五千两相比就比较合理了。杨家捐了两万，曾氏就兴冲冲帮着请愿。要是能从陶家搞到五万两，别说胡林翼，怕是湖广总督来也拦不住他。劝捐陶家犹如一颗种子埋在了左宗棠的心中，成为他与曾国藩交恶的源头。 为了提高士绅们捐输的积极性，曾国藩还申请改变原本颁发执照（捐输后官方颁发的凭证）的方式。之前流程是先捐钱，然后经朝廷批准后再由吏部发至各省。他建议负责捐输的官员在吏部报备后提前申领执照，然后一手给钱一手给照，极大地提高成效。  ▲湘军攻占武昌省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卖官，是曾国藩的另一个筹集经费方式。入驻衡州不久，省城就有传闻说曾侍郎在衡州不按行情卖官，一个从九品的官衔只卖不到一百两白银。这让省城官员很恼火。曾氏得知此消息后立刻给骆秉章写信解释：衡州的事由陶县令全权负责，核实之后并无降价甩卖这一说。 搞劝捐卖官所得跟所需军饷一比缺口仍然很大。到了十二月初，原先截留的四万两水师专项经费已经用去三分之二。无奈之下，曾国藩向骆秉章求助，希望省库能协济。没想到湖南财政也很空虚，只剩五千两。幸运的是，临近年底一手交钱一手发照的方法开始见效，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想方设法开源，他还搞起节流。原先制作三板艇的预算是一千串铜钱，而实际做下来需要一千四百串，超支40%。船多需要的水勇也多，那么将来亏空就更大了。于是他把原先计划的八十艘缩减成五十。 就这样，曾国藩通过截留他省军饷物资、劝捐卖官和压缩建造成本等方式开始创建水师。多管齐下，一点点解决经费问题。 曾国藩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缺乏技术，而技术难题的本质是缺乏人才。 湘军研制战船最早可追溯到江忠源支援江西时期。为了抵御太平军的水上攻击，他在樟树镇造了几十艘木排，把炮架在木排上，用以攻击太平军的战船。可惜不久太平军就退出了鄱阳湖，未能测出实战效果。 十月初，曾国藩在衡州开始试点工作：造排改船。这些木排在湘江中尚能凑合，一旦放到长江或者大的湖泊中，由于体积不大很难抗住大风大浪。如果把木排放大，那么就会变得很笨拙。不过此时他训练水师的目的仅仅是保护湖南地区，所以对战船要求不高。他原以为“一月可成”，没想十天过去了毫无进展。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买民船将其改造成炮船。湖广一带的民船难以改造，再次失败。于是转而学习此前提到的广东水师。可没人见过广东战船，不知道如何制造，一时陷入僵局。 曾国藩通过多方协调，请来熟悉炮船的岳州水师守备成名标和广西候补同知褚汝航、知县夏銮等技术专家。成名标一到衡州，就对改造战船提出不少建议。他这才有些头绪，并盛赞其“办船甚为得力”。曾氏和他们一起研究战船样式，并开始招募工匠制造。在共同努力之下，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拖罟、长龙、快蟹、舢板，同时用改造的民船作为辅助。 技术层面除了要解决建造战船的问题，还要解决谁来打仗这一关键问题。没想到“凡在外调来之官，聘请之绅，皆不肯带水勇”。湖南人对于水师这一新鲜事物不仅没兴趣，反而人人有所怀疑和畏惧。陆勇每天能招募几百人，愿意带领陆勇的士绅也很多，可一旦让他们去水师，都避之不及。  ▲湘军水师战船 营官虽难，可由曾国藩出面加上丰厚的报酬，终究还是有人愿意一试的，最难的是招不到普通水勇。外面不好找，那就干脆让营官们从陆勇里去招。衡州陆勇六营的副右营杨将官为了号召大家加入水师，苦口婆心地讲了很多大道理，什么前往江南杀贼，部队又将如何严明等等。结果却是“各勇纷纷告退，无一顾者”。正前营诸将官和正左营龙将官则采取完全不一样的招募方式。他们不讲大道理，而是告诉湘勇去水师每天发多少口粮，每天只需要学习放炮、荡桨等等即可。陆勇听后欣然前往报名。曾国藩立刻推广经验，才解决了水勇招募的问题。 曾国藩的水师队伍这才慢慢走上了正轨。 曾国藩遇到的第三个难题是时间问题。军情瞬息万变，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十二日，朝廷下旨命曾国藩抓紧组建水师，并率新招募的六千楚勇由洞庭湖进入长江，顺流而下直奔安徽，与江忠源水陆夹击，以收复安庆等城。 曾氏收到圣旨可是愁坏了。筹备水师的折子才发出不到20天，基本团队都没搭建好呢。现有的湘勇，不仅要防守湖南，还要协防湖北。不得已，他如实汇报自己的处境，并表示船、炮、水勇三者不是一个月就能准备好的，“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必须明春乃可成行”。咸丰帝哪里能理解地方上的难处，下旨严斥曾氏：“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 曾国藩的犟脾气上来了，他回奏说自己本应在家丁忧，只因大局糜烂不敢推辞才夺情复出办理团练。在缺兵少粮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替朝廷办事，有多少成效也不敢保证，但至少问心无愧。面对朝廷催促，他表示“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咸丰帝很无奈，再这样争执下去，万一撂挑子不干那就麻烦了。只能安抚一番，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皇帝可以等，可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却等不到了。咸丰三年（1853）九月，吴文镕抵达武昌当天就得到田家镇失守的噩耗。不久太平军围攻武昌，贪生怕死的湖北巡抚崇纶想搬到城外以便随时跑路，可吴坚决反对。后来武昌解围，崇纶却以闭城坐守弹劾吴文镕。清廷偏听其言，下旨命吴出兵进剿。 省内兵力不足，吴文镕调胡林翼前来会剿，同时向曾国藩发出求援。可曾并未出兵，反是多次让老师坚守省城。他还建议面对“严旨切责”时，应“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徒挫声威”。他甚至跟骆秉章断言“以此进剿，坐见其溃”。吴文镕明白拖延是唯一的办法，迟迟不肯出兵。没想到崇纶看没反应，便讽刺他贪生怕死。吴无法忍受，愤然出兵。他清楚此行凶多吉少，于是交代曾国藩：“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 咸丰四年（1854）正月十五，吴文镕出征，屯兵堵城。不久兵败自杀，武昌随之被攻陷。 隔岸观火的崇纶得知吴文镕死讯后居然落井下石，称其失踪不见，言下之意是当了逃兵。曾国藩哪里受得了这种抹黑，但他并没有急于揭穿崇纶，而是等待合适的时机，一个不给对手任何翻身的机会。数月后，曾氏收复武昌。他前往堵城摸清情况，这才上奏朝廷。他怒斥崇纶对吴文镕“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湖北大局之所以如此败坏，“莫不怪罪于崇纶！”这封奏折杀机尽现。果不其然，咸丰帝勃然大怒，下旨严惩。崇纶自知罪孽深重，服毒自杀。 拒绝皇帝和恩师，并不意味着曾国藩不知道时间的紧迫性。为了尽快出征，他“岁暮不息”，“督催船工，招募水勇”。为了加快进度，在衡州、湘潭两地设厂制造战船。他很清楚在哪些方面必须等待时机成熟。他并不是在等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一刻，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对手不允许。 在创建水师的过程中，曾国藩抱怨“水师之难，难于上天”。可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湖湘文化“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想方设法筹集经费、招募人才，并且不畏皇权争取时间。在他的努力下短短数月之内就制造出了坚固耐用的战船，配以洋炮，从而使得湘军水师一举成为当时最为先进的内河水师。水师的建成，是湘军制定溯江而下平定东南战略的关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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