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明代幅员辽阔，至洪武时期边疆北至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东北至黑龙江口、库页岛，西北至新疆东部哈密、青海柴达木盆地。
在辽阔的疆域面前，明代统治者实行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治疆政策，实现了边疆之治，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由于明代少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所以难以全面地研究明代的边疆管理问题。 故此所见的著作多集中于明代一地的边疆管理问题的研究。笔者以明史文献为基础，参考同仁著作，以地理方位为主线索，试图从明代边陲地区的历史脉络中，再现明代的边陲之治。 明朝治理北部边疆的法律政策明代很注重北方边陲的统治，因北方的蒙古人，以前是前朝的“主人”，所以，为了对付最强大的民族，他们采取了刚柔并济的法律政策，制定了很多的治理政策。
1.分封王族亲贵守卫北部边疆 中国古代社会，分封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它在巩固家族势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战争的频繁，所以明朝皇帝采取了“分封”的政策，将自己的后代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等他们长大了，就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军事要地。 根据当时的国家军情来看，边疆以蒙古为中心，所以太祖沿着长城内外，在要害之地，分为九王：北平燕王、大宁宁王、广宁辽王、宣府谷王、太原晋王、宁夏秦王、甘州肃王、诸位藩王、镇守要塞，统领武将，扫荡沙漠，抵挡蒙军的入侵，巩固了北方的边疆。
2.册封蒙古的将领及使臣 明代为加强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册封蒙古各属诸侯和使节的制度。 明朝对蒙古各大部落的首领和分封的大臣进行官的授予，官位从六品到正一品。该制度对蒙古各个首领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封王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也会让他们更加努力的管理自己的领地，这对于明朝来说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对边疆地区的直接和有效的管理。
3.建立“九边重镇”和卫拱卫北部边陲 为了巩固对北方的控制，明朝初期，从喜峪关开始，沿长城向辽东和鸭绿江地区进发，先后在辽东（今天沈阳）、宣府（今宣化）、大同、延绥（陕西绥德）、宁夏、甘肃、蓟州（今河北迁西）、三关、固原（今宁夏固原）等地建立九坐要塞，即“九边重镇”，九座要塞均有大量兵马把守，严格辖区要地。 同时，还对长城进行了沿河整修，增强了防御力量。洪武时期，左、右卫设置于内蒙古长城以北的托克托具。日本内外的军事防御声势联系，为北朝鲜提供多重保障
明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法律政策明代东北地区是明代“掘墓人”的大本营，明王朝在北方边境防守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东北。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卫所是明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置的军事单位，但在东北的卫所却有一种“羁縻”的味道。所谓羁縻,就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招抚、牵制。 明成祖时期，部分女真部族的头目，在朱棣面前表明了臣服。在这样的形势下，朱棣做出了一个决定，凡是臣服于他的部族，都会以自己的部族为基地，组建一个卫所。
在建立卫所的时候，每个部落的族长都会被授予官职，并颁发诏书（凭证）。卫所的官员是世袭的头目。他们的族人平日为百姓，遇到战争就会成为士兵，而他们的头目则是上马管理军队，下马管理百姓。 该制度与中原的卫所体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的行政色彩更重于军事色彩，具有“羁縻”的特点，是明朝边疆政策的一种特别表现。 明代已在东北地区设立了一百三十余处卫所，其分布范围遍布今鄂嫩河、嫩江、松花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享滚河、乌第河、乌苏里江等流域。其主要功能是征收贡赋，招安降民。
2.设立奴儿干都司 明政府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认为必须在卫所之上建立一个较高一级的行政机关，以统一管辖。 1409年，为巩固中央政权加强对该区域的统治，设立了奴儿干都司。奴儿干都司下辖西边的鄂嫩江、北边的外兴安岭、东边的库页岛、南边的日本海，下辖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余所。 奴儿干都司是一个拥有相对独立、自主的军政一体化组织，是明政府监视、牵制东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加强努尔干地区的统治，明代还修建了许多驿道和驿站，既方便了管理，也为女真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治理西北边疆的法律政策明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构成比较复杂，以畏兀儿、蒙古族、藏族、回族为主体。明代对各民族实行“区分对待”的政策，以适应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1.设立卫所有效管理畏兀儿地区 畏兀儿区的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历史称之为“畏兀儿”，分别在哈密、吐鲁番、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以北）、火州（哈喇和卓）、柳城、哈实哈尔（喀什）等地区。 自元朝到明初，畏兀儿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分裂的局面，内部头目更迭,不相统属。元朝时，畏兀儿在察合台汗的统治下，明初时察合台国四分五裂，明朝在不断的内战中趁机对畏兀儿进行了统治。
明代治理维吾尔的主要途径是建立边卫所，明代建立了哈密卫、蒙古赤斤卫、安定卫、沙州卫等，以畏兀、蒙古贵族为首领，维持与中原的朝贡，建立驿站，保证贸易，从而增强了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2.设立土司制度强化对土族地区的管理 明朝时期，甘肃一带生活着土族，那时被称作“河湟”，河湟具有“北拒蒙古，南捍诸国”的功能，所以，朝廷非常重视这一区域的统治。 明代在土司区域的治理中，除了实行传统的治所体制外，还建立了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指当部族的族长归降后，统治者授予他们分封土司民的权利，允许他们继续管理自己的部族，这形成了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特征是： 第一，土司都是军人，他们有大量的士兵，他们的职责是保卫土地，保护人民。 二是土司大都受朝廷的俸禄，土司在其管辖范围内设立衙门、监狱、土差、土兵，并依地方风俗，制订“土规”和“土律”。 土司之下，通常设立千总两人，一名统领军队训练，一名负责护印、征税，千总以下，设把总两名，一名管理军，一名为总管，把总下面还有家长、纵观、稿房、衙役等。土司在各自的大村子里各设一个管事，也就是所谓的“庄户”，代土司管理这个庄子。
3.对乌斯藏地区的管理山显宗教政策 明代，西藏被称作“乌斯藏”。乌斯藏地区的治理，一方面注重建立和健全的行政机构，从洪武四年至洪武六年，明政府先后设立了乌斯藏、朵甘指挥使、宣慰使、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府等各种行政机关，使西藏的行政体系得以完善，并在明代的基础上确立了军事和政治的统治秩序。 这两个机构的组织结构与实际操作上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区域的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的僧众官员担任，而不是政府外派的汉族官员。
同时，明代还设立了西藏的僧人体系，包括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各级僧人受朝廷委派，官职等级不一，僧人任用由朝廷负责。 明廷还册封西藏其它地方的政体首领，分别称为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赞圣王等，并在“政教合一”的统治实践下，设立机构与册封制度一道，构成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体制。
明朝治理西南边疆的法律政策明朝的时候，云南和贵州都有中央设立的“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以下，较为先进的地方废止了土司，改由流官来治理。在较落后的地方，仍保持着元代的土司制度，并指定地方少数民族的上层官员为土官来管理。 云南统一后，明政府在建立布政使府州的同时，也根据云南边陲民族地区的特点，继承了元代的土司体制，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实行“改土归流”，从而为云南的边陲治理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保证。
1.继续沿用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就是土官对土民的统治，是一种以夷制夷的制度。广义上的“土司”是指“土衙署”，是由土人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自行建立的、由国家法律许可的地方，也就是土官。 狭义上的土司是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土司制度起源于宋代，至明代逐步趋于成熟。 明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土司，是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与汉族的差异，从而体现了土司制度的特点。 在这些制度中，土司的任命是由中央控制的，而且受到当地官员的制约。土司除上缴本省的布政司缴纳税赋,外，还定期进贡给朝廷。
明朝宣布十司可以册封，也宣布可以用地方科考来选拔官员，同时，十丘征战中立下战功的人，也会得到嘉奖。朝廷通过实行土司的世袭制，使当地的部族领袖得以安定，同时也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当地的权力，从而为朝廷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条件成熟地区的改土归流 随着实行了土官制度，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结合，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央政府对云南少数地区的直接控制能力的增强，加上各地的土官出现了割据和权力膨胀的情况，中央决定取消少数民族的世袭土官，改以流官来治理少数民族地区。
流官是朝廷指定的，经常轮流任职，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这就是所谓的“改土归流”。 在许多地方，土司制度已由土司制度都被改为流官。这一体制的出现，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集权统治。改土归流即平定民族矛盾，增进民族利益，也是当权者对边陲控制的应有之意。 改土归流，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机构，使各民族的权力机构与汉族保持一致。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明末统一管理，又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另一方面，由于明末追求改流的速度和范围，忽略了改流的质量，难免会出现急于求成的现象，从而导致后期明代改流制度贯彻的不彻底、粗糙、被动、反复无常。 明朝治理东南边疆的法律政策明代东南边境地区，最大的边境问题就是倭寇和海商。明代的东南沿海地区，与其他的边陲地区不同，在那里，除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统冲突外，还有一些外国势力的入侵，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明朝时期的称之为“倭寇”。 所以，在东南边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打击海盗，二是治理百姓，三是监督海洋贸易，四是防止其他国家入侵。明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1.抗击倭寇 明代建国后不久，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反明党的残余力量退守海岛，与倭寇勾结，对政府构成了威胁。 早期的倭寇起于日本入侵山东沿海，嘉靖时期，倭寇转为入侵东南沿海，从浙江、流窜淮杨、吴越、闽中两广。东南方的倭寇之战，历时二十余年，以明军之力，以抗倭明将为首，到嘉靖四十三年，戚家军已将福建一带的倭寇一网打尽。
第二年，俞大猷在戚家军的帮助下，将广东残余的倭寇剿灭。抗倭虽然胜利，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再加上对倭寇的一些策略的偏颇，使抗倭斗争一波三折。 2.大兴海禁 为了有效保障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明朝颁布了一条禁令，大兴海禁，禁止任何私人和沿海各国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统治者制定了大量的犯罪对象，从官员到士兵，再到平民，再到妇女，都是非法进行私人海上贸易的主体。
制定造船的规格，仅造轻型船只，不造大型出海的船。统治者们也经常颁布海禁令，对违反法令的人进行严惩。统治者在实行海上禁令时，很大程度上是以“巩固统治防御倭寇”为借口。 从短期来看，它的确能有效地打击倭寇，但长期来看，它也抑制了沿海贸易的发展，摧残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结语综上所述，通过对明代治理边疆法律政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政府对边疆的管理十分重视，并制定了很多具有特色的边疆管理体制，其中很多都具有很强的民族特征，这也说明了明代在边疆问题上的开放性。 尽管从目前来看，明朝的边疆管理政策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参考价值，但是其在边疆管理中的因地制宜，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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