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初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大力兴学，官学迅速发展，在太宗朝时达到鼎盛，实现了魏晋四百多年以来官学的“勃然勃兴”。 在此期间，地方官学也争相立学，覆盖面很广。然而好景不长，地方官学发展到高宗朝末期时开始日渐衰颓，各地官学学馆破败，生徒流散。  至玄宗末年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地方官学更是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局面，虽然唐政府为挽救这一形势采取了很多措施，在某些时期甚至出现了复兴的景况，但总体而言，唐代地方官学的发展历程是短暂复兴与长期衰落的交织，在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里，地方官学的衰颓已然无力回天。 唐太宗时期的粲然复兴隋末战乱，学者凋丧，儒教衰息。自李唐统一，天下略定，统治者便很重视官学的恢复与发展。高祖初入长安，即“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在召集全国各地的隐士遗才充入中央官学之余，地方上也建立了州-县-乡三级地方官学体系。  但因“凋弊之余，湮替日久，学徒尚少，经术未隆，《子衿》之叹，无忘兴寝”，所以高祖将地方官学制度纳入中央官学体系，要求地方举送优秀士子入中央官学，同时还设置考课方法，鼓励地方士子通经入仕，地方官学开始走在复兴的道路上。 但因此时国家刚结束战争，各地官学的设置也仅是当地官吏的教化，还没有达到系统化的完善。如颜师古的叔叔游琴，武德初年担任廉州刺史，此时刘黑闼叛乱初平，地方百姓多强横，至游琴到任着手教化乡风后，廉州“礼让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诏嘉奖之。 王恭，少时笃学，博涉经礼，武德年间曾“教授乡闾，弟子数百人”③；马周，精通《诗》、《传》，被补为博州官学助教；张士衡，贯知大义，隋朝大业年间兵起，诸儒废学，唐统一以后，学校复兴，“士衡复讲教乡里…以《礼》教诸生”等等，都是武德年间在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地方州县乡里官学开始恢复的表现。  太宗时，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不断完善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制。 贞观六年，太宗下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数次下诏令州县置学，重新编订五经，提高各级官学生待遇，降低各级官学生入仕标准，广征群儒充实学官队伍，可谓是“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这些规定为唐前期地方官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使官学的局面自武德以后不数年大为改观，由“犹辞不行”变为“求者寝多”，实现了魏晋四百多年以来官学的“煟然勃兴”。  与此同时，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唐王朝周边各国也开始积极派遣子弟入学，官学发展之盛前所未有。在统治者的推动之下，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学兴学之风随处可见。 如贞观年间的马嘉运，少年时虽为沙门，但精通儒学，贞观初年于白鹿山传经，“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张武，于绵州官学任博士；钱元修，策试通经，贞观五年任于长兴县官学任博士；同年的李谞，明经及第后于常州官学任博士；毕粹，贞观五年进士及第后于密州官学任博士；贾玄赞，贞观十五年于洛州官学任博士。 王庆，上党黎城人，贞观六年时入地方乡校读书，笃意儒业，遂究诗礼，最终举进士策高第；向彻，贞观十一年于韩州官学任助教；王义方，贞观年间任儋州刺史时，大力发展当地官学，此时甚至一些偏远地区州县也设有地方官学，一些出土文书中出现了有关唐贞观年间西州地区州、县学生的活动记载等等。  这些都足以说明太宗朝全国各州县官学已经相继开设，学校林立，覆盖范围较广，学官质量也很高，此时的地方官学发展相对比较成熟。此后，唐王朝的历任统治者也一直在贞观时期的官学基础上兴学。 高宗初年，官学继续发展，唐政府经常鼓励学士、儒者竞相辩论，地方上再次规范地方官学的设置，颁布了统一的官学教材，并将其定为明经考试的标准，使地方官学与科举联系的更紧密，此外，还明确规定地方学官的选任条件，继续任命有识之士充实地方学官队伍，落后州县的官学也在发展中。  然而到高宗统治后期，因其重文吏轻儒术，官学的发展出现了停滞。 统治者虽对地方官学的振兴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此时的地方官学还是不可避免地初露颓势，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唐高宗以后的政教渐衰唐代官学发展到高宗末年时，虽仍在继续发展，但已经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地方州县官学孔庙年久失修，学馆破败，发展出现停滞，一些地方“生徒无肄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致飘露，深非敬本”，故高宗咸亨元年五月诏令地方修葺学馆孔庙，原本未置官学的州县令所司速事营造。  武则天主持政事以后，为了更好地笼络庶族地主，以获得更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唐政府放宽了科举以外的入仕途径，弘文、国子生只要任斋郎一次即可授官，官学明显的颓废下来，发展受到了阻碍，官学之废已经达到了“学堂芜秽，略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的地步，由京畿至州县，各级官学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对官学的热情消退，只想依靠投机取巧入仕。 故则天称制之后，全国官学的风气已经沦落到，无论是贵族王孙亦或是寒门子弟都驰废学业，官学无法培养出优秀人才为朝廷所用。因此韦嗣立提出为了解决现状，唐政府应广开庠序，大敦学校，同时他还主张封闭除官学以外的入仕途径，王公以下子弟强制入国学。  从韦嗣立所奏中可以看出，从太宗贞观年间的“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到则天称制，国学的生源已经沦落到甚至需要强制征发，等而下之，地方官学的景况恐怕更不容乐观。可见短短四十余载，全国各级官学衰败速度之快，程度之深。 但也有学者对唐代特定区域官学发展演变考察后，对地方官学在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衰落程度表示怀疑，认为此时的地方官学衰隳程度或许不及中央官学程度之甚，虽是地方个案，但对研究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地方官学整体兴衰仍不可忽视。  唐代西州官学生的墓志记载：“君姓张,字安吉,西州高昌人也。君乃幼挺神童,早超令誉……忽以总章二年十月廿一日卒于私第,春秋廿有一”，西州官学生张安吉于总章二年卒于州学生任上，后人为其做墓志，可知高宗时期西州的官学仍在运转，且此时官学生的社会地位可能依旧相对较高。 又有出土文书《武周学生令狐慈敏习字》，主要内容是武周时期的西州官学生令狐慈敏的习字草稿，也证明了此时西州官学似乎受武周放宽入仕政策影响较低，各级官学仍在正常维持。  这也可能是因为武周时期通过担任“斋郎”入仕的政策是针对中央官学生的，地方官学生徒仍然需要通过勤学和科举入仕，因此此时的地方官学生脱离地方官学的可能性较小，整体虽已呈现衰败迹象，但仍在继续发展。 地方官学发展到唐玄宗时，开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矛盾。一方面，官学衰落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在统治者的努力之下，又短暂地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地方官学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后人评价为“玄宗时，两京国学有明经进士，州县之学绝无举人”。而此时乡贡士子及第入仕的比例大大高于由政府举办的官学生徒，地方士子开始向以乡贡为主的私学流散。而事实上，为了挽救官学危机，玄宗继任以来就开始采取措施重教兴学，地方官学在衰颓的大趋势中曾短暂地呈现出复兴局面。  唐玄宗重视儒学，尚为太子时便曾亲临太学，讲经论议，行释奠礼。 即位以后，更是意识到“重学尊儒，兴贤造士，故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所繇焉”，“儒道惟百王之政，元良乃万国之贞”，数次下诏令地方州县推举精通儒学之士。 开元之初，玄宗重教兴儒的目光便已经注意到地方教育，令国子监学官为地方乡贡士子释经，还要高品阶的官员前往观礼，其想要振兴地方教育的心态可见一斑。 开元中期，官学生徒科举及第的概率更低了以后，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下诏，这条诏令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官学的设置，首先规定了地方官学生徒升入中央官学充俊士的条件，鼓励地方士子积极研习经书，对地方官学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 其次，对地方生徒的补阙和修习内容做出了规定，地方官学生徒如有员阙，由州县长官负责补署，生徒在修习正业以外，需要兼习礼仪程式以备不时之需。 此外，唐政府还准许地方百姓任立私学，承认了私学的合法性，这也说明此时的私学已经发展到无法忽视的地步了，影响到了地方官学的发展，唐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管理，准许私学学生进入州县官学受业，也是拯救地方官学的举措之一。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再次下令重申对地方官学的设置，“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对地方官学的学官设置也很重视。 结语私学的发展已不可遏制，唐政府迫于压力承认其合法性以后，更是助长了乡贡的比例。为了抑制乡贡，保护地方官学，天宝十二载七月，玄宗诏令直接从法律层面禁止乡贡，地方士子想要入仕只能通过各级官学。 然而此时私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乡贡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禁止乡贡明显脱离实际，这种尝试最后也只能是徒劳无功。因此天宝十四载，迫于现实，唐政府只能“复乡贡”，至于地方官学系统此时的景况，也只能是“州县博士学士，惟二仲释奠行礼而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