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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文学家、书法家，也是美食家、画家，喜欢酒后填词作赋，也常饿着肚子下地劳作。他曾少年得志、名扬天下、上达天听，中年却屡遭贬谪，辗转大半个中国。 他经历了亦敌亦友的王安石主导的新党变法，也目睹了旧党卷土重来后的政治清算，却因在党争中实事求是、坚持己见，而因言获罪、一贬再贬，“两面不讨好”。 他20岁丧母、28岁丧妻、29岁丧父、47岁丧子。人生八苦似乎是他生命的主旋律，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远离。 然而，他却修炼心性，坦荡襟怀，将自己高开低走、颠沛流离的一生和豁达释然、半道半佛的心境，融入了一首首辞赋中，千百年来安抚了无数受挫的心灵，也慰藉了无数失意的灵魂。他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为后代文人构筑了一座精神丰碑。 他就是苏东坡。  二十学成，名动京师公元1037年1月，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 父亲苏洵25岁时“才知读书”，在“三苏共榜”之前，老父亲已居家苦读二十载，虽已满腹经纶、但仍屡试不中，不得不居家教子读书。母亲程氏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外祖父是眉山大理寺丞。苏轼自幼生长于温暖、稳定的家庭，得到了父母在学识、品行上的言传身教，养成了生性放达、为人率真的性格。 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20岁，跟随父亲苏洵与小自己两岁的弟弟苏辙，辗转来到京师参加科举。最终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小试官梅尧臣的赏识，高中榜眼。坊间传闻，因为欧阳修误以为是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而从状元降为榜眼。父兄三人同榜应试及第，一时名声大噪、轰动京师；每有新作，便会立刻在朝野中广为流传。然而此时，四川老家却传来母亲程氏病故的消息。他和弟弟怀着悲痛的心情，跟随父亲回到眉州，守孝三年。 嘉祐五年（1060年），三苏重新回到汴京。苏轼参加了制科考试，被评为“第三等”，也被称为“百年第一”。当时天下一号人物仁宗皇帝也对苏轼兄弟刮目相看，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随后，苏轼被授予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的签书判官，辅助州官掌管文书。 这是苏轼仕途的第一站。第一次任“地方官”，苏轼的心情是复杂的。于公，他有胸怀天下、出仕济世的凌云壮志。
于私，他也有怀念父亲、手足相离的乡愁别绪。上任启程时，弟弟苏辙一路相送，一直到汴京城外140里才折返。这正是他们手足兄弟的深情写照。
上任途中，苏轼经过河南渑池，不禁回想起五年前与弟弟进京赶考在墙壁上留的诗，故地重游，物是人非，不禁感怀，提笔成书。
 所幸，妻子王弗一直陪伴在身边，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经过四年历练，苏轼于治平二年（1065年）奉命回朝，转到登闻鼓院任通判，又很快调到直史馆，再任职一至二年便可获委重任。年少得志，鲜衣怒马，摆在面前的是一条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似乎经过足够历练，就将达到修齐治平、入朝拜相的人生理想。然而，命运此时已开始泛起波澜，并将在他今后的人生长河中潮起潮落、愈演愈烈。 亲人离世，辗转宦途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返回京师不到半年，便受到沉重打击。年仅27岁的结发妻子王弗猝然长逝，撒手人寰，留下年仅6岁的儿子苏迈。 王弗自幼聪慧谦谨，知书达理，十六岁就嫁给了苏轼。十一年的相濡以沫，王弗陪伴着苏轼走出眉州，来到京师应试，又到凤翔为官，她给了苏轼家的温暖和最美好的回忆。 对于爱妻的不幸离世，苏轼悲痛万分。他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君与轼琴瑟相和仅十年有一。轼于君亡次年悲痛作铭，题曰'亡妻王氏墓志铭’”。于平静语气下，寓绝大沉痛。 十年后，在苏轼辗转调任密州（山东诸城）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唤鱼池”畔的美好回忆和辗转流离的苦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梦见爱妻王氏，执手相望、泪语凝噎，醒后写下了那首空前绝后、传诵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治平三年（1066年），家父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苏轼将父亲葬在眉州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并将亡妻一并葬下。也许是妻子临终的嘱托，也许是对丧母独子的恻隐，苏轼在守孝三年期满后，娶了发妻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续弦。王闰之性格温顺，知足惜福，对待苏迈如同己出，在后来的人生中陪伴了苏轼24年，“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就这样，33岁的苏轼带着家眷，最后一次离开眉州，余生再也没能回到这片魂牵梦绕的故土。 熙宁二年（1069年），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神宗皇帝以王安石为相，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但置身权力中枢，变法更多带来的则是波诡云谲的“新旧党争”和浪潮翻涌的政治风暴。这一年，苏轼守孝结束刚回京，眼中的汴京已不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将迎来重大转折。 苏轼一开始并非像韩琦、司马光一般坚决反对变法，但目睹新法施行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率真直言的他上书直陈，不久便被排挤出京，这也正式开启了多舛的宦途。 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任密州（山东诸城）知州。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任徐州知州。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任湖州知州。 八年间，苏轼往返于大宋各地，虽远离权力中枢，但大志不减；每到一地，他都能体察民情，勤于政事，心系天下。与此同时，履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自然的美景，也让他的心态悄然发生着变化，少了一份桀骜，多了一份坦荡，让他本就豪放的胸襟中多出了些许禅意。 在杭州，他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泛舟于湖光之上，流连于山景之间，即便喝得酩酊大醉被雨淋了一身，仍然自愉自惬。在这里，他也结识了西湖歌女王朝云，视为红颜知己并纳为侍妾。不知是多情、还是深情，自此，苏轼一生中的三个女人都姓王。
 在密州，他用如椽巨笔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直抒报国心志和对弟弟苏辙的思念。
在徐州，他为百姓的丰收而兴高采烈。
在湖州，他感叹痴迷于太湖美景。
这一时期的苏轼，虽然官场失意，却能够随遇而安、不忘初心。 乌台诗案，人生谷底所谓“才高天妒，情深不寿”。苏轼作为皇帝钦封、当朝公认的大才子，自然少不了他人的妒忌，一举一动都被放在放大镜下挑毛病。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的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几遭杀身之祸。 坊间传言，苏轼在狱中知道凶多吉少，于是与儿子苏迈约定，如果要杀头的话，就送自己最爱吃的鱼进来，让自己有个心理准备。一天苏迈身上带的钱不多，只得去找开封附近的亲戚借钱。临走前委托一位故友帮父亲送饭。这位故友不知道苏轼与儿子的约定，想着苏轼一向喜欢吃鱼，就让庖厨做了一尾鱼给苏轼送了进去。苏轼看到鱼之后，便在狱中写下了绝笔诗。
最后，还是靠着亦敌亦友、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最终被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经过此番生死，苏轼变得心灰意冷，面对怀才不遇、功业未就、老大无成的人生，他选择纵情于山水，神游于宇宙之中，在排解忧愤之情的同时，境界越来越旷达。 在此期间，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自诩为“东坡居士”。他发扬吃货本色，开发了猪肉的做法，被世人成为“东坡肉”。
 他也多次与朋友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名作，借古抒怀，大气磅礴，笔力遒劲，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所谓“国家不幸词家幸、人生穷困文笔工”。在黄州的五年，苏轼彻底完成了心灵的升华和灵魂的蜕变，由才高八斗的苏轼，转变为乐观旷达的苏东坡。
 几经沉浮，超然物外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这一年，他已47岁，年近半百了。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朋友朝夕相处。苏轼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为相，旧党重新执政。受益于被新党排挤的原因，苏轼在短暂调任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后，又火速被召还朝，先后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时间内连升四级。另外，苏轼也终于能够与同在京城为官的弟弟苏辙相伴。命运在开了前半生的“玩笑”之后，似乎开始对苏轼亲爱有加。 然而，在看到旧党拼命反扑、尽废新法后，苏轼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又遭诬告陷害。至此，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朝中变得无跻身之地，于是便自请外调。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第二次到杭州做官。适逢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苏轼率人疏浚西湖河道，修建长堤三十里，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雇募人力在西湖淤地中种菱，将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和救济荒灾缗钱与粮食；待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两次执政杭州，五载光阴，苏轼早已将杭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杭州安恬淡然的生活，也让他更加参透古今、超然物外。
 虽然等待他的仍是周折反复的劳顿，但是内心已不再有任何束缚。 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调任颍州知州。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调任扬州知州。
元祐七年（1093年）九月，调任定州知州。
 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重新执政，于六月被贬惠州。在广东偏远之地，苏轼仍然超脱旷达，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这次对荔枝“开了刀”。
流放海南、命陨常州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此时的苏轼已经六十二岁。 弟弟苏辙亲自赶到广西滕州为哥哥送行，在雷州一别之后，便再也没能够见面。被贬路上，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病故。又三年，侍妾王朝云病故。 此时的苏轼已然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埋骨之地。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开国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后来，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轼先后调任廉州（今广西合浦）、舒州（广东韶关）、永州，后在朝廷大赦中获准北归。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六岁，一代文坛领袖就此陨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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