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篇采用作者：林炎清秋的原文，其它部分来源于网络总结，为表达国画的遗失问题，望作者谅解！  中华文化背后的血泪史，为何会有那么多书画藏品丢失与毁坏？ 纸寿千年，绢保八百，其实不然，和金属质地文物相比，书画藏品的保存非常艰难，纸质脆弱，墨迹单薄，根本经不起漫长岁月的风吹雨打，如果保存不善，只怕数十年的风霜都难以经受，与自然侵蚀不同，人为的破坏更令人心痛，中国历史上就有多次对于珍贵书画的劫难，堪称中华文化的血泪史。  第一次大劫难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罪魁祸首就是梁元帝萧绎。梁元帝是个残疾皇帝，早年因病一眼失明，但他爱好读书与喜好著作，以及作画，“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自称“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他一生勤奋，藏书四十余载，收集起古代罕见的十余万卷图书。世人对他的评价是“才子皇帝，表里不一”，他性格极端，不是个成功的君王，列位中国亡国皇帝之一。当时侯景起兵叛乱，攻占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萧绎拥具实力，却坐观国祸不理，故意放纵侯景，竟然看着老父亲梁武帝被侯景活活饿死逼死，演出了一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残忍剧情，等到所有潜在竞争对手相互残杀，力量削弱之后，他才发兵勤王。  登上皇位之后，他能力有限，无法坐稳江山，被西魏打败，兵败城陷，他惦记着自己的那些收藏，唯恐图书、古物落入敌手，命令舍人将聚集数十年在城中的太王、浑天仪毁掉，又取古画、法帖、古今图书十几万卷尽焚于一炬，还悲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此次焚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书画大劫难，彻底毁掉了大量的名画名迹。以至于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感叹：“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第二次大劫难发生在隋朝建立不久，隋文帝杨坚也喜好收藏书画，内府藏品，不乏名贵作品，他在东部洛阳建妙楷台，用来收藏历代古书家墨迹，在西长安建宝迹台收藏历代名画。“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公元616年，隋炀帝杨广巡游扬州，同行的还有一船珍贵书画名迹。谁知半途船只发生故障，沉没运河，书画落入水中，命运可想而知，书法名画再一次遭受厄运。游玩还带着书画，运河为隋炀帝拓展，此处成为国宝损失之地，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  第三次大劫难发生在唐武德五年，李世民命宋遵贵将王世充、窦建德所藏书画用船运往长安，结果快到的时候，遇船底触石，书画漂没于河水中，经过抢救，还是所剩无几，这是书画史上的第三次大劫。《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后来的安史之乱，宫中书画再遭浩劫，馆藏的书画几乎损失殆尽，且绝大部分都是名家真迹，据唐代张彦远《书法要目》中记载，当时王羲之书法真迹就有465件。众所周知，王羲之书法作品尚无一件真迹存世，现在的王羲之作品均为摹本。 第四次大劫难发生在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圆明园，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是我们心中的滥觞，是不可磨灭的，但大部分的英国人并不在意这段历史。1860年，为了迫使中国打开关口，进一步扩大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在鸦片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再一次派军进入北京。他们以为中国会这样屈服，然事实证明，他们失算了，中国人并末就此屈服，反而展开了报复行动。与此同时，法国的军队已经到达了圆明园，英军随后而至，两个强盗在圆明园中掠夺，所有的官兵陷入了疯狂之中。  中国历史上的文物就这样被强盗夺走，带不走的就地烧毁，随后，他们留下了一把大火，大火烧了好几天，一座万园之园，就这样毁于一旦。1900年，他们再一次对贫弱的中国发动战争，而这一次，英国将目光瞄准了皇家的另一座园林——颐和园。1860年之后，清朝的皇帝曾想过修复圆明园，但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且圆明园被烧毁的面积太大了，故修复计划并未能够施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英军头目偷偷地溜进颐和园中，盗走了很多的中国文物，其中就有现存在大英博物馆中的《女史箴图》。  第五次大劫难发生在日本侵华时期——战火下的无耻掠夺 在我国历史上由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期间，日本在我国犯下了滔天大罪任意地滥杀和抢夺我国的资源，然而当日本犯下的罪行还不止于此，在整个抗日年间侵华日军还通过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肆无忌惮地掠夺我国的文化财产1879余箱，这其中不乏许许多多的字画古玩等多的不计其数，在之后的日本有关方面记载总计之后竟然达到了惊人的结果那就是在整个侵华期间抢夺了上百万多件的文物。  早在明朝时期的倭寇，就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真正第一次大规模的掠夺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北海静心斋遭日军洗劫，光万佛楼内大小万尊金佛无一幸免。从此以后，日本掠夺中国文物便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主要以考古、探险的名义盗掘古墓和遗迹，掠夺大量有价值的文物。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深入中国境内，历时近6年的时间，踏遍中国西北40多个城镇，乱挖乱掘，窃取中国大量的地下宝藏。如敦煌藏经洞内的古籍被洗劫一空，珍贵的古墓人体标本、人首蛇身图、楼兰古城震惊世界的《李白文书》等。三次洗劫一共窃取了多少文物，已经无法统计，不过记载表明，仅第三次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13公斤。 这种假借考古、探险之名的劫掠行为，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期间陆续不断地有“探险队”来到中国盗掘古墓。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中国历时6年进行盗掘活动；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旅顺多个汉墓；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日本山中商会的山中勾结中国奸商，对太原天龙山石窟实施劫掠；日本考古队对辽祖耶律阿保机的陵墓进行发掘；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对中国龙门石窟的“调查”；还有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古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殷墟遗址等等都被所谓的“学会”发掘，致使中国大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流失日本。 “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些日本所谓的考古学会和机构以及私人团体，已经不满足于这种考古名义的盗取，开始和军队勾结进行有计划有目标的公开掠夺。比如占领沈阳以后，日军立即进入沈阳博物馆，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便是此时被掠走的。到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收藏，均无一例外地遭受野蛮的洗劫。 北平沦陷前，虽大量文物南迁，但是仍有部分珍贵文物没有来得及转移。这些文物就成为日军明抢暗夺得目标。1937年6月，日军借口查禁抗日宣传资料为名，进入故宫太庙图书馆，抢走和撕毁图书万余册。1937年8月17日，日军闯入故宫和颐和园，劫走大量珍贵文物。1942年8月，日伪当局搜刮了故宫金缸上的金屑，并掠走故宫收藏的铁炮1406尊，以熔铸枪炮。1944年，博物院所藏珍贵古籍11022册又遭到日军洗劫。随后日军又先后掠走院内铜缸54尊、铜炮1尊、铜灯亭91座以熔铸枪炮，并从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内劫走珍贵文物1372件。日军连雍和宫的金丝楠木柱都没有放过，用水泥柱替换后，运送至日本国内；长城古城墙也没能幸免，据统计，日军共损毁长城45公里，拆下的完整的墙砖也都运送到日本国内；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神秘失踪，震惊世界，至今下落不明。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后，残暴的日军在展开疯狂大屠杀的同时，也对保存于城内各公私机构内的文物大肆洗劫与破坏。据粗略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其中包括殷墟发掘团所藏商代青铜器、玉器等诸多举世公认的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579册。公家方面还损失文玩杂件648368件。私人方面损失碑帖3851件。 然而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中原河南也是难以逃脱掉日本人的魔手，据统计当时河南省也是遭到了重大的文物损失其中当时的古迹研究会所文物6500件、书籍3000被劫。博物馆更是丢失了非常重要的文物古董53件。河南省图书馆所藏16箱字画被日军飞机炸毁。河南省通志馆所藏古籍8000册被敌掠走。就连当时是在温县的慈胜寺鲁班所造的建筑其墙壁上所著的画也是被日本通过特殊手法给窃取，巩义石窟寺造像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战争中我国文物损失较重的文化机构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珍贵文物2144件于1942年3月在汉口被敌劫掠。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古迹研究会所藏古物6500件、书籍3000册于1938年开封沦陷时损失。河南省立博物馆损失珍贵文物53件。河南省图书馆所藏16箱字画于1938年在南阳被日军飞机炸毁。河南省通志馆所藏古籍8000册被敌掠走。南阳民教馆于1945年被焚毁，馆中所藏壁画64幅、古物170件、古书板1000块被毁。巩县石窟寺造像200余尊被毁。 上海市立博物馆于1937年沦陷时，所藏古物7423件、字画190幅、书籍4611册被敌劫走。安徽省立图书馆损失古物96件、字画298幅、书籍138123册。广西省立科学馆于1944年被日军焚毁，损失古物390件、字画151幅。江苏省立图书馆所存元、明古籍善本417部被敌劫走。山西省立博物馆所藏先秦铜器，魏、唐造像等诸多珍贵古物被劫掠。福州私立协和大学于1944年9月福州沦陷时损失古物3601件、书籍28000余册....。.此外，北京大学[微博]、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内所藏珍贵文物和书籍，遭劫掠或毁坏者也达近百万件。 日军对华掠夺可谓是罄竹难书。按照抗战胜利后“清损会”的统计，抗战期间遭日军抢劫和毁坏古迹741处，书画类1万5千多件，器物类1万6千多件，碑帖类9千3百多件，珍稀书籍3百万册，杂件60多万件。数据不包含从民间和私人所抢掠的物品，却已让人触目惊心了。日军到底掠夺和损毁了中国多少文物和文献，其实是难以计数的，这将是一个永远的谜，也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历史告诉我们，贫穷落后，就会被欺侮，只有国家强大，民族复兴才会让所有侵略者望而却步，才能守护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为夺《金山胜迹图》，海员、客商被投大海 在掠夺中国珍贵文物上，日本帝国主义可谓丧心病狂，著名的“真迹008”失踪事件，便是一场发生在日伪之间的丑恶争夺。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搜罗亚洲国家珍贵文物的“东方史馆”，中国明代著名画家唐寅的名作《金山胜迹图》被编号为“真迹008”，成为日寇亟待攫取的重要文物之一。 侵华战争爆发后，众多日本文化特务潜入中国，四处打探“真迹008”的下落。终于，他们得知这幅画竟在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手中。素爱古玩的陈璧君对隆裕太后送给汪精卫的这幅昔日宫中珍宝一向秘不示人，长期把它存放在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独乐寺愚山和尚的密室里。日本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获悉后，伺机劫掠。1940年1月，对此有所察觉的陈璧君匆匆赶到天津，准备携《金山胜迹图》搭乘开往青岛的“海鸥号”游艇取道回南京。 1月26日夜，陈璧君预定搭乘的“海鸥号”在渤海海面上被山本四太郎率领的几十个日本人拦截，船上5名中国雇员和19名客商全被抛入大海。但日本人搜遍了全船，也没找到陈璧君和《金山胜迹图》。原来，事先得知消息的陈璧君已偷偷改乘“富士丸”从塘沽潜回南京了。躲过一劫的陈璧君将名画秘密转存在大汉奸周佛海家一间有钢骨铁门结构的地下密室中。 不久，无孔不入的日本特务再次打探到了消息。1941年1月11日的大雨之夜，山本四太郎带着10多名特务，趁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汉奸头子晋见日本官员之机，潜入周佛海宅中，用切割机打开地下室铁门，盗走《金山胜迹图》，然后在周宅纵火，销毁罪证。然而，《金山胜迹图》被运到日本后，却被“东方史馆”的专家鉴定为高仿的赝品。山本四太郎闻讯，恼羞成怒，跳海自尽。 对于这段谜案，有人推测运到日本的画的确是真迹，只是狡猾的日本人为混淆视听，故意使了一个指真为假的障眼法；还有人认为陈璧君藏在周佛海家的是一幅假画，真正的《金山胜迹图》被她藏到了别处。 潇湘卧游图 《潇湘卧游图》并非名家作品，作者是南宋李姓画家，之所以珍贵是由于它的特殊画法在中国山水画创作中有巨大的价值，属于国宝级别的文物。清代乾隆帝曾经收藏过这幅图，后来流入日本成为私人收藏，如今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红白芙蓉图 《红白芙蓉图》是南宋画家李迪绘制的绢本设色画，共有两幅，被认为是南宋院体工笔花鸟画的最高水平之作，是研究南宋花鸟画的重要资料。这两幅图原本存于圆明园，后被日军掠走，如今与《潇湘卧游图》一起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观音猿鹤图 除了以上珍贵文物，日本还藏有我国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丧乱帖》、《观音猿鹤图》、《菩萨处胎经》等等价值连城的国宝，除了少数是唐代流往海外，其余的基本都是在抗战时期被掠走。 第六次大劫难是末代皇帝溥仪造成的 清朝宫内书画藏品众多，当年，末代皇帝溥仪出于私心，将大量书画带出宫，运往天津租界，当时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可见数目之多。之后被陆续变卖了几十件。后来日本人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往东北长春，放置溥仪的伪皇宫。伪满垮台，溥仪逃亡，这些书画被抛弃，被偷窃，被低价贩卖，损失惨重。 据说，当时北京琉璃厂的许多书画商纷纷赶往长春，想方设法，出高价希望买回这些国宝，可惜得之甚微。从伪满宫廷留下的《字画簿》等账册中，可以清楚地了知其字画的收藏情况，如晋王羲之《曹娥碑》拓片，王献之《二谢帖》，张瑀的《文姬归汉图》，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手卷真迹，称为二赋，是世间仅存的稀世之珍，仅上面钤盖的收藏印章就多达66个，宋徽宗的花鸟画，以及钟繇、僧怀素等人的手迹。这些作品，经历代皇帝、名人鉴定后钤盖印章收藏，有乾隆的“古稀天子”和“天禄琳琅”印，系清宫所藏真品。 第七次大劫难发生在那个“神秘时期” “这个时期”的十年期间，全国所有从事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人通通遭到迫害。我们今天好多人都不了解，甚至都没听过。例如：潘天寿（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的老爹），国画大师，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丰子恺，弘一大师的得意弟子，美术教育家漫画家，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白蕉，从元代赵孟頫以来，写王羲之写得最好的第一天才。兰花画得极好，他对书法的论述资料全部烧毁。 遭到迫害的远远不止上面我说的这几位，几乎全国写文章、拿笔画画的人都是迫害对象。“这个时期”就是文化的人的一个劫难。林风眠、蒋兆和也受尽迫害。连当时已经去世的齐白石都被翻出来批判。 书画藏品，历史古迹，学术资料通通毁灭。“这个时期”则是全民总动员去消灭文物，十成没了九点九成。毁灭度不开想象。 再加上历代权势与利益的临摹者，临摹完就对真迹的销毁。如今，诸多至正珍品，字画瑰宝，或消失于世，或九死一生，一笔一墨，似乎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历史的真相，令后人扼腕长叹。 资料来源于网络综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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