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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人的政治性 阿伦特对存在主义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她对海德格尔的回应和对人政治性的思考。阿伦特批评海德格尔在政治上非常幼稚，既不懂政治，也看不起政治，认为哲学沉思远远超越了政治性的公共生活。 此外，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强调个人要孤独地面对死亡，由此产生摆脱沉沦的决断。孤独地沉思和孤独地死亡，都是典型的非政治境遇。而阿伦特坚定地认为，海德格尔强调个人生存里面，那些好像与政治无关的特征是错误的！阿伦特很有洞见地看到了死亡的反面：人的出生。表面看来，我们是赤裸裸、孤零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像我们终将孤身一人离开那样。但是如果我们深想一步就会发现，绝非如此。 出生这个事件，恰恰显示了个人与共同体密不可分。我是由父母生出来的，我的父母又来自他们的父母，我生活在某个家庭、某个社区、某个国家之中。如果说死亡是把个人与他人扯开、孤立起来的境遇，那出生就是一种把个体与他人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境遇。 阿伦特还更进一步，认为死亡其实也不像海德格尔说的那么孤独，也带有很强的共同体色彩。阿伦特不否认，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塑造了每个人生存的意义。但是一个人完整的人生意义，只有在他死后才能盖棺定论。而这个盖棺定论的工作，必然只能交给他所属的共同体去完成。 死亡让一个人把自己完整的生命意义交给他所属的共同体，让共同体对他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叙事”或者说“故事”。至于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家庭、一个工作单位，还是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取决于一个人生前做了哪些事，但是不管怎样，给人生赋予完整意义的工作都属于一个共同体。 这么看来，我们生存的一头一尾，出生和死亡，就都是和他人、和共同体紧密联系的。在出生与死亡之间，我们就更是跟共同体密不可分了。 有某个共同体，就意味着一群人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境遇之中；同时也就意味着有复数的、多元的人。共同的境遇和彼此不同的个体，正是我们“政治性”的核心特征。那些塑造了“自我”的、我自由选择的行动，看似是我这个个体进行的选择，其实都是和我所处的共同体，以及我的政治性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这件事。 第一个角度。就是我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孤立的，总是要和他人发生关系。如果我不想让自己的行动徒劳无功，就要把自己的行动编织进其他人已经进行了的和正在进行着的活动，而这只能在一个共同的境遇中实现。 第二个角度对阿伦特来讲更重要。她认为，在公共生活里面，我们才能真正行使自由，公共生活才是更加“本真的生活”。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违反我们的常识，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公共生活意味着权威、约束，我们在公共生活里面也需要更多的面具，总之就是各种不自由。那阿伦特为什么认为公共生活才成就了我们的自由呢？ 这是因为，在公共的生活里，我们让自己的言谈和行动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中，同时为公共的利益考虑，用公共的理性交流，承担公共的责任。在这样的生活里，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全方位的能力，才是一个大写的“人”，才能充分展现我的自由。 在阿伦特这里，自由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在几个现成的选项里，按照自己的喜好随便挑一个，而是像孕育一个新的生命一样去行动，每一个这样的自由行动，都是一个新的开端，带来新的可能性。在阿伦特看来，把自己局限在家庭和私人生活里面，那才是“非本真”的生活，是一种“低于人”的生活。她肯定不会把如今很多人过的那种整天宅在家里，养个宠物、刷个剧、打个游戏的生活，看作是真正的自由生活。 阿伦特认为，在公共空间中与不同的人自由而理性地交流，对人的生存来讲至关重要。如果这种公共生活被破坏了，不仅会导致政治上的畸形，也会破坏人的道德。像纳粹德国这样的国家，就是取消了人的多元性，取消了理性讨论的公共空间，把人变成了奴隶。而消除了政治的公共空间，人就会丧失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从而变得“平庸”，就会造就像艾希曼那样作恶的官僚。 我们看到了政治性的公共空间对于自由行动的重要意义。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由行动带来的混乱。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力有限的行动者，哪怕是大家都出于公共利益，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也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在一个共同体里，总是可能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和剥夺我们行动的自由。阿伦特看到了这个问题，她认为我们需要两种能力去保障自由的行动：一个是宽恕，另一个是承诺。 阿伦特说，宽恕针对的是过去的行动。宽恕让过去行动的结果成为过去，从而为新的行动创造了可能。和宽恕相对，承诺是面向未来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类行动的不可预见性。承诺的能力确保了人们未来的生存，给出了开始一个新行动的依据。 关于新生与政治性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她说：“新生的要素内含在所有的人类行动中，而行动是最典型的政治活动，那么新生，而非人终有一死，才是政治的核心范畴。” 在这句话里面，阿伦特颠倒了海德格尔：我们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新生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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