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庶之别 唐代柳芳论魏晋以来的⼠族——绅⼠家族——在政治上的特权说： 魏⽒⽴九品，置中正，尊世冑（世代做官的），卑寒⼠（祖先不曾做过官的），权归右姓（⼤家族）已。其州⼤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族为之，以定门冑，品藻⼈物，其别贵贱，分⼠庶，不可易也。 ⼠族的成⽴是由世代做官⽽来的，凡三世有三公的称为膏粱，有尚书、中书令仆（射）的为华腴，祖先做过领（军）、护（军）⽽上的为甲姓，九卿和⽅伯的为⼄姓，散骑常侍、⼤中⼤夫的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统称四姓，也叫右族。  就个别的绅⼠家族⽽论，⼠族南渡的为侨姓，王、谢、袁、萧是⼤族；东南⼟著叫吴姓，朱、张、顾、陆最⼤；⼭东为郡姓，王、崔、卢、李、郑是⼤族；关中的郡姓以⻙、裴、柳、薛、杨、杜最著名；代北为虏姓，如元、⻓孙、宇⽂、于、陆、源、窦等家族都是。从4世纪到10世纪⼤约七百年间，中国的政治舞台被这三⼗个左右的绅⼠家族所独占。 ⼠族⼦弟做官依族姓门第⾼下，有⼀定的出⾝，甲族⼦弟⼆⼗岁便任官。后门则须满三⼗岁才能考试做⼩官。名家有国封的，初出仕便拜员外散骑侍郎。谢景仁到三⼗岁才做著作佐郎，有⼈替他抱屈说，司⻢庶⼈⽗⼦怎么能不垮？谢景仁这样⼈三⼗岁才做这个官！甚⾄同⼀家族，还分⾼下，王家有乌⾐诸王和⻢粪诸王两⽀，⻢粪王是甲族，甲族是不做台宪官的；王僧虔作御史中丞，⾃⼰解嘲说，这是乌⾐诸郎的坐处，我将就坐⼀下。⾄于做郎官的，那更是绝少的事。 北魏孝⽂帝曾和廷⾂辩论⼠庶任官的典制。 孝⽂帝问：“近世⾼卑出⾝，各有常分，此果如何？” 李冲对：“未审上古以来，张官列位，为膏粱⼦弟乎？为致治乎？ 孝⽂帝：“当然是为致治。” 李冲：“然则陛下何为专取门品，不拔才能乎？” 孝⽂帝：“苟有过⼈之才，不患不知。然君⼦之门，借使⽆当世之⽤，要⾃德⾏纯笃，朕故⽤之。” 李冲：“傅说、吕望，岂可以门第得之？” 孝⽂帝：“⾮常之⼈，旷世乃有⼀⼆⽿。” 秘书令李彪：“陛下若专取门第，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 著作佐郎韩显宗：“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 孝⽂帝：“必有⾼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不久，刘昶⼊朝。 孝⽂帝告诉刘昶： 或⾔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清浊同流，混⻬⼀等，君⼦⼩⼈，名器⽆别，此殊为不可。我今⼋族以上，⼠⼈品第有九，九品之外，⼩⼈之官复有七等。若有其⼈，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为⼀⼈，浑我典制也。  这段谈话说明⼠庶在政治上的相对地位，⼠是君⼦，是清流，是德⾏纯笃的。庶⼈呢，是⼩⼈，是浊流，是要不得的。要维持治权，就得分别嫡庶，使之⾼卑出⾝，各有常分。 其次，⼠族都是⼤地主，⼤庄园的占有者。⼤量⼟地的取得⼿段是兼并，官僚资本转变为⼟地资本。更重要的⽅式是⽆条件的占领，⾮私⼈的产业如⼭林湖沼，豪强的绅⼠径⾃封占，据为⼰有，这情形到处都是，皇权被损害了，严⽴法禁，不许绅⼠强占，可是绅⼠集团不理会，政府没办法，妥协了，采分赃精神，依官品⽴格，准许绅⼠有权按照官品⾼下封⼭占⽔，下⾯⼀段史料说明了5世纪中期的情形： 扬州刺史⻄阳王⼦尚上⾔：⼭湖之禁，虽有旧科，⼈俗相因，替⽽不奉，熂⼭封⽔，保为家利。⾃顷以来，颓弛⽇甚，富强者兼岭⽽占，贫弱者薪苏⽆托，⾄渔采之地，亦⼜如兹，斯实害⼈之深弊，为政所宜去绝，损失旧条，更申恒制。 ⼦尚是皇族，代表皇家利益要求重申禁令，政府当局根据壬⾠诏书所⽴法制，占⼭护宅强盗律论，赃⼀丈以上皆弃市，尚书右丞⽺希以为： 壬⾠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占⼭封⽔，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朝顿去，易致怨嗟。今更刊⾰，⽴制五条：凡是⼭泽，先恒熂爈，养种⽵⽊杂果为林芿，及陂湖江海⻥梁鳅 场，恒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第⼆听占⼭三顷，第三、第四品⼆顷五⼗亩，第五、第六品⼆顷，第七、第⼋品⼀顷五⼗亩，第九品及百姓⼀顷，皆依定格，条上赀薄。若先已占⼭，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若⾮前条旧业，⼀不得禁。有犯者⽔⼟⼀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年壬⾠之科。从之。 即承认过去的封占为合法，并规定各官品的封占限额。皇权向绅权屈伏了，绅⼠由政治的独占侵⼊经济，享有封⼭占⽔的特权。此外，⼠族还有不服兵役的特权。  ◎⼠⼤夫和寒⼈ ⼠族是⼀个特殊的阶级，不但严格讲求谱系阀阅、郡望房次、官位爵⾢，来保证朝廷官位的占有，并且严格举⾏同阶层的通婚，⽤通婚来加强右族的团结。当时寒⼈要加⼊这个集团，⽐登天还难。随便举⼏个例⼦，如宋⽂帝时的要官秋当、周赳，不⻅礼于同官张敷，《南史》卷三⼗⼆《张敷传》： 敷迁正员中书郎，中书舍⼈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与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讵可轻⾏？当⽈：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旁设⼆床，去壁三四尺。⼆客就席，敷呼左右⽈：移我远客！赳等失⾊⽽去。 徐爰被拒交于王球、殷景仁： 中书舍⼈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王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庶区别，国之章也，⾂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 蔡兴宗不礼王道隆，王昙⾸⻅秋当不命坐，王球拒接弘兴宗： ⻬明帝崩，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秋当诣太⼦詹事王昙⾸不敢坐。其后中书舍⼈弘兴宗为⽂帝所爱遇，上谓⽈：卿欲作⼠⼈，得就王球坐，乃当判⽿。殷、刘并杂，⽆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球举扇⽈：君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我便⽆如此何！ 纪僧真要作⼠⼤夫，被拒于江教： 永明七年（489）侍中江 为都官尚书。中书舍⼈纪僧真得幸于上，容表有⼠⻛。请于上⽈：⾂出于本县武吏（《南史》作⾂⼩⼈出⾃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此，为⼉昏得荀昭光⼥，即间⽆所复须。唯就陛下乞作⼠⼤夫。上⽈：此由江谢沦，我不得措意，可⾃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移吾床远客。僧真丧⽓⽽退，告武帝⽈：⼠⼤夫故⾮天⼦所命。 南朝中书舍⼈关谳表启，发署诏敕，为天⼦亲信，权倾天下，最是⼀时要官。历来多⽤寒⼈武吏。虽然地要权重，有的还承皇帝特敕，要求和⼠⼤夫交游，可是，都被拒绝了，⼠庶不但有别，⽽且，⼠族深闭固拒，绝对不给寒⼈以礼貌，更不必说准许寒⼈参加⼠⼤夫集团了。 在朝廷如此，在地⽅也是⼀样，最著名的例⼦是庾荜⽗⼦，庾荜拒邓元起做州从事： 荜为荆州别驾。初梁州⼈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名挂⼠流。时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解⼱不先州官，则不为乡⾥所悉。元起乞上籍出⾝州从事，憺命荜⽤之，荜不从，憺⼤怒，召荜责之⽈：元起已经我府，卿何为苟惜从事？荜⽈：府是尊府，州是荜州，宜须品藻。憺不能折，遂⽌。 庚乔⼜拒范兴话做州主簿： 乔复仕为荆州别驾。时元帝为荆州刺史，⽽州⼈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皇太⼦及之，故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及属元⽇，州府朝贺，乔不肯就列，⽈：庚乔忝为端右，不能与⼩⼈范兴话为雁⾏。元帝闻，乃进乔⽽停兴话。兴话羞惭，还家愤卒。 寒⼈处处碰壁，被摈于⼠⼤夫集团之外，只有两条路可⾛，⼀条是以才⼒得主知，挤到要地，做要官，却做不了⼤官、清流官。⼀条路是从军，⽤战功⽤武⼒来抢地盘，进⼀步抢政权，篡位做皇帝，如刘裕和陈霸先，前者是⽥舍翁，后者是寒⼈，便是著例。 寒⼈被抑勒出清流之外，和寒⼈有同样情况，庶⼈中的⼯商，凭借雄厚的财⼒，操奇计赢，⻓袖善舞，要进⼀步保障既得利益，和发展业务，也⽤尽⼀切⼿段，挤进政治舞台来了。绅⼠们感觉威胁，⼀致抗拒，运⽤政治权⼒，限制⼯商出仕，抑勒⼯商不⼊流品，⼯商任官的只能任低级官。如477年的法令： 北魏太和元年，诏⽈：⼯商皂⾪，各有厥分，⽽有司纵滥，或染流俗（流俗，《北史》作清流）。⾃今户内有⼯役者，官⽌本部丞，若有勋劳者，不从此制。  到隋⽂帝开皇⼗六年（596）更下诏制定，⼯商不得仕进。唐制⼯商杂类不得预于仕伍，“依选举令：官⼈⾝与同居⼤功以上亲，⾃执⼯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其旧经职任，因此解黜，后能修改，必有事业者，三年以后听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毁告⾝，即依庶⼈例”。则不但⼯商不能⼊仕，连已⼊仕的官⼈同居⼤功以上亲也不许经营⼯商业了。 ◎⼀千年后的绅权 隋唐以降，门阀被摧毁了，⼠族在社会⼤动荡中逐渐式微了。李唐时代的⼆⼗个左右⼤家族已经不完全是六朝时代的三⼗家族，到宋代这些家族都听不⻅说起了。考试制度代替了门阀制度，新官僚代替了旧官僚。 虽然如此，前代⼠族的特权仍然遗留给后代的新绅⼠。绅⼠的本质变了，绅权并没有什么⼤变。试举明代的例⼦来作对照。 明代⼠庶两阶级的分别，从⼤明律名例条关于⽂武官犯私罪⼀款最清楚。这条例规定：“⽂武官职，举⼈，监⽣，⽣员，冠带官，义官，知印，承差，阴阳⽣，医⽣，但有职役者，犯赃犯奸，并⼀应⾏⽌有亏，具发为⺠。”发为⺠就是褫夺绅⼠所享的特权。 绅⼠最重要的特权是免役，关于⻅任官的免役，洪武⼗年（1377）⼆⽉特降诏令说： ⾷禄之家，与庶⺠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之事。若贤⼈君⼦，既贵其⾝⽽复役其家，则君⼦野⼈⽆所分别，⾮劝⼠待贤之道。⾃今百司⻅任官员之家，有⽥⼟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任官是做官的本⼈，⻅任官的⽗兄⼦弟则是乡绅。两年后⼜令“⾃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所与”则不但⻅任官，连退休官也享有免役权了。嘉靖⼆⼗四年（1545）规定，京官⼀品免三⼗丁，⼆品⼆⼗四丁，⾄九品免六丁，外官各减⼀半。不但⻅任或退休官员，连学校⽣员除本⾝外，也免户内差徭⼆丁。明代的⾥役最为⼈⺠所苦，有⼆⼗亩产业的中农，要是不出⼀个秀才，⼀轮到值役，便⽴刻破产。⾥役有⾥⻓、甲⻓两种，⼗年轮值⼀次，原则上是由殷户充当的，殷户中最殷实的是绅⼠，绅⼠不服⾥役，负担便全部转嫁给平⺠了。 16世纪末年，⼤概现年⾥役，得破费⼀百两银⼦，恰是中⼈的家当。⾄于⼀被签为南粮解户，即使是中⼩地主，也⾮破产不可。以⼀般情形⽽论，⼤县有秀才千⼈以上，假定这县有⼗万顷⽥地，秀才占五万顷，余下的五万顷的地主就得当⼗万顷的差；秀才如占九万顷，余下的⼀万顷得当⼗万顷的差，⼀句话，地⽅上的绅⼠愈多，⼈⺠愈倒霉，绅⼠愈富，⼈⺠愈穷，贫富的对⽴也更尖锐。 其次是豁免⽥赋，正德⼗六年（1521）的优免事例，规定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顷，五品以上三顷，七品以上⼆顷，九品以上⼀顷。嘉靖⼆⼗四年（1545）⼜改为京官⼀品免粮三⼗⽯，⼆品⼆⼗四⽯，到九品免粮六⽯，外官减半。⽣员⽆⼒完粮，可以奏销豁免。甚⾄可以于每⽉朔望到知县衙门恳准词⼗张，名为乞恩，包揽富户钱粮⽴于⾃名下隐吞，⼀年约摸有⼆百两银⼦，也够花销了。 其次是居乡的礼貌，洪武⼗⼆年（1379）的诏令规定：“致仕官居乡⾥，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者会则序爵，爵同序⻮。其与异姓⽆官者相⻅，不必答礼。庶⺠则以官礼谒⻅，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婚丧之家，招待绅⼠另辟⼀室名⼤宾堂，不和平⺠共起坐。出门坐⼤轿，扇盖引导，有的地⽅官还送门皂、吏书、承应。⽣员出门，也有门⽃张油伞前导。 畜养奴婢也是特权之⼀，明制庶⺠是不许存养奴婢的，《明律·户律》：“庶⺠之家存养奴婢者，杖⼀百，即放从良。” 法律所赋予的特权之外，还有法外的权⼒。把持官府，嘱托词讼，武断乡曲，封⼭占⽔，甚⾄杀⼈，⽆所不为，例⼦太多，不必列举。这⼀类⾮法权⼒的形成，赵南星有⼀解释：“乡官之中多⼤于守令者，是以乡官往往凌虐平⺠，肆⾏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则明辱暗害，⽆所不⾄。”以为守令官⼩，不敢得罪⽐他⼤的乡官。 顾公燮以为是师⽣和同年的年谊作怪：“缙绅尤重师⽣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抚按访拿。甚⾄门下之⼈，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呼唤，⽴即扶出，有司⽆可如何。其他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帖弭之。”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皇权对绅权的有意宽容放纵，⼠⼤夫成为皇权的统治⼯具，只要不直接和皇权冲突，违反皇家的利益，动摇皇家的基础，区区凌虐剥削百姓的琐事，皇家是不会也不肯加以⼲预的。 ⼀千年后的明代情形，和魏晋南北朝没有什么两样，理由是封建关系不变，绅权也不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