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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们已经说过，在曹魏时期，正书、行书、草书的地位蒸蒸日上，在上流社会风行起来，和赋诗、围棋、弹琴等其他技艺一样，进入士大夫的精神生活，渐渐成为士大夫笔下充满意兴的表达方式，成为他们点缀生活的雅兴所在（这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这个时期，书法真正成为可以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但，在魏国，新书体还没有取得掩压篆书、隶书的位置。书家多以篆、隶显贤与能，碑刻上的书迹，还是以篆书、隶书为主。曹魏时期，正书字仍然是隶书体，古体字是篆书体，用这两种字体写碑，才称得上“作字得体”，“体用得法”，“得体”又“得法”，才是“方正循纪”，否则，就有鄙陋不文或于事不恭的“失礼”之嫌。这源于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们总是崇古的，特别是在碑这种需要庄重书体的书写场合。曹魏时期，“古文”还有很高的地位。所以才有《正始石经》（即《三体石经》、《三字石经》）。石经刻于正始四年，每字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书写。《三体石经》的小篆，“是作为传统的标准字体被重视而刻出”的，字法承袭汉篆，笔画细劲，方圆兼备，结构整饬如仪，书法平稳规矩。如图： 
另外，又有《上尊号奏》碑额，阳文篆书“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笔画蹈方循圆，又粗壮沉厚；字内空白布置得很匀称，字形偏方；体势雄浑，气势宏壮。
《孔羡碑》碑额，阴文篆书“鲁孔子庙之碑”。笔画圆润流丽，向背有致，体态周正而秀韵，很有婀娜的风姿，与汉代《华山庙碑》《孔庙碑》的篆额风范相近。结构异于汉字，篆法却不很规矩，比如“鲁、庙”两字。
《范式碑》碑额，阴文篆书“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字形方正（这是汉篆的特征），笔画圆厚，然而笔势不及《孔羡碑》篆额写得活脱潇洒。虽然书法仍是汉篆一路，但字法已见讹化。如图：
再有《苏君神道》题字，阴文题字“魏故骑督平寇将军关中侯广平曲梁苏君之神道”，写得方正稳当，布白匀称，笔画刻得光洁，横画平铺则显无力感，纵笔垂画的末端多呈锐状，少了“无垂不缩”的遒势（这似乎是用隶法在写篆书）。总括来说，魏国碑额、神道阙上的篆书，《上尊号碑》与《受禅表》雄浑圆厚，装饰性和古意兼具，乃当时大家手笔，这是一种类型；《孔羡》《范式》两碑额笔画圆润流转，颇显姿态，大有汉碑额篆书“婉而通”的遗韵，又是一类；《苏君神道》虽然结字工稳，但布白过匀，无疏密迭宕的姿态，结构显得松懈。书写者不自觉地采用了隶法，依违篆隶而失势，可谓新意不显，古意不明，别为一类。1、秦隶。又称古隶，战国时期“秦国的兵器、漆器、陶器上笔画省减、直多弯少的简体字都出于工匠之手，已是隶书的雏形。”2、汉隶。其特征是横长竖短，有波磔，呈横势。由20世纪出土的汉简隶书可知，典型的汉隶大约形成于西汉武帝后期，是汉朝的正体字，东汉碑刻隶书大多是用这种体势书刻。3、八分。这是东汉后期出现的隶书样式。其形体方正，笔画匀称，纵向笔画引长了，波挑写得十分工整。虽然写得工整整饬，但是过于标准，千篇一律，失去了汉隶古仆的气质。八分的典型之作是《熹平石经》。魏国的隶书，是汉末“八分”的延续。如上面图中所示，《三字石经》中的隶书，几乎是《熹平石经》上八分书的翻版。《上尊号奏》和《受禅表》中的隶书，也与《熹平石经》一脉相承。
这些庙堂碑刻隶书笔画几乎笔笔相似，绝无一丝松懈率意，这样才算标准正规，才能显出整肃感和庄重感。在当时，这些碑刻上的八分隶书，是公认的楷范，是公认的高水平。曹魏时代，追仿正规风范的碑刻隶书，还有《孔羡碑》《范式碑》《王基残碑》《毋丘俭纪功残碑》《曹直残碑》《皇女残石》《上官掾残石》等等，其笔画都具有“折刀头”形态，字形方而“不扁”。如图：
但这些隶书显然已有了正书的影子，魏国书家更关注笔画端部的修饰，笔画的中段因此显得怯弱乏力。总之，曹魏时代的标准隶书的确丧失了汉隶雍容朴茂的气象，徒有隶书的外表。如清朝金石家们所说，曹魏的隶书“矫厉”“寒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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