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来源 | 中财MBA
“才、学、识”三长观，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来的。刘说的大概意思是，好的史学家，需具备“才、学、识”三个长处。有知识而无才气，好比一个蠢货，守着万贯家财，不会经营，终于败家；有才气而无知识，又好比有鲁班的才能，却连最基本的尺子、斧子、锯子都没有，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原文参见《旧唐书·刘知几传》）
但是，在《旧唐书》的这段短文里，刘知几好像对“识”，没有展开多说，“识”到底啥意思，也有点让人不明就里。原文的意思，“识”，似乎就是史学家应该秉笔直书。这好像不合情理。
后人研究刘知几的大作《史通》，说那里面体现了刘知几特别重视“史识”，但具体怎样“体现”，却语焉不详。
当然，很多后来人很容易想到“识”，应该是指见识。并将刘知几的“三长”，清晰地阐释为：才气，知识、见识。并且强调，才气是天生的，后天很难补足；知识，则关键是靠后天的勤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然增长；见识，是一种悟性。能找到问题的症结、能得出有效的结论，能让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都属于见识。
我作了一篇小文谈“才学识”，并没有比前人更高的深意，只想把自己学习研究方面的感受，写下来凑凑热闹。
这篇小文本来是以学术界为对象说的，但承蒙NBA的同学喜欢，一定要让我把话题扩展到商界，只好勉强为之，好在我的研究对象毕竟是财经，或有一些有益的感想。
学界是著书立说的，商界则是行动派。但其中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做好商人，同样需要才、学、识。
才
第一，才。什么是商场上的才呢？《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先秦的商圣白圭的话说，经商和打仗差不多，必须有仁、智、勇、强四种优秀品质，否则成不了大器：“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与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读到这里，我深以为然。以“决断之勇”而论，我以为说白了就是胆气，就是商人的冒险精神，也就是现在所谓企业家精神。
商人的冒险精神是天生的，或者是在很小的幼年时期由于家境环境等原因激发出来的。比如中国的企业家大多出身于生活窘困的农民，或者考不上大学的小混混，反倒是养尊处优的家庭，考上好大学的孩子，从社会所期待的比例来说，企业家反而出的少。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就是环境逼出来的。如此说来，上帝倒也是公平的。经济学上讲，人的行为选择有风险偏好者和风险规避者两种类型，风险偏好者做老板，风险规避者只能做经理，差别就在于，敢不敢，有没有勇气拿着自己的财产身家，甚至生命去冒险。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最初投资化工产品——一种塑料，是和几个人合伙，结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技术质量都没问题，就是价格太高，竞争不过美日进口来的产品。王永庆一琢磨，日美产品远隔重洋，供货周期长不说，还要负担很大的运费，为啥反而比我们卖得便宜？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人家生产规模大，有规模效应，平均固定成本反而低，价格就便宜。王永庆琢磨出来了，就给合伙人反复解释，要求增资扩产，但是合伙人们就是不听：现在产量少都卖不动；扩产怎么反而会卖得动？！永庆没办法，只好把自己全部身家赔上，又从亲友借钱，把股份全买下，自己增资扩产，结果成功了，变成了后来的东亚第一大化工企业家。其实，产量扩张，与平均固定成本急剧下降的道理，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是一条非常浅显易懂的曲线，即使没学过也不难捉摸，那王永庆和他的早期合伙人的差距在哪里呢？就是胆气。
再拿白圭所谓的“取予之仁”来说，我的理解就是要有分享的品行。现在中国有大量的家族企业，都是靠企业主从小作坊、皮包公司一点一点打拼起来的，非常辛苦，好多小商人年龄不大，已经弄出一身病来。说哎呀，现在我钱也赚了一些，经营渠道也有，但就是实在没力气干下去了，不干又可惜，儿子又接不上班，要是能找几个职业经理人帮我干就好了，只可惜职业经理人不能像我自己对企业一样能那么尽心。于是我把我多年思考的职业经理制的研究成果告诉他们，也没很多新鲜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像晋商学习，给职业经理人分红权，舍得分享，才能赢得忠诚。谁也不是傻子。道理讲得很清楚了，小企业主们听得也很兴奋，觉得是那么个道理，但是临到实施方案的时候，却迟疑了。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我没什么好教他们的了。
今天，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非华为任正非莫属，羡慕崇拜的人很多，华为全员持股和“知本主义”让有创造力的穷学生们分享企业红利的秘诀也被广泛传扬，但有几个人能够像任正非那样舍得分享？！这就是品质的差异，这就是才气的差异。难怪白圭老先生说没这些个才气，就不用学经商术了，做点小生意混混吧。
学
第二，学。在学术圈里，学更多的是指读书破万卷，那么，在商圈里，我觉得，学更多的就应该是经历。没有亲自经历商场上的沉浮，就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商业周期，就不知道自己算老几。有好多东西，读书，看别人的东西，是学不来的，非得亲身经历不可。当然，多看看老前辈的经验教训，肯定也大开眼界，但总要亲身经历过，才能有茅塞顿开的效果。
我大学时候，有个同学好友，一下子进了个资本特充裕特牛逼的大公司，一下子拥有了好大的资本运作权力，旁人羡慕的不得了，他自己也一下子膨胀起来，每次到北京，都住高级宾馆，一通电话，招来一大帮穷哥们，指点江山，说要做这投资那投资，让我们给筹划筹划。我自己觉得没那个才分和经历，常常默默底坐在角落里不敢开口，但心里也为他担忧：好多东西，您都没实地考察过，选点布局都不知道，这投资也他妈太不靠谱了把？！过不多久，由于人事纠纷的原因，这朋友一下子被拉了下来，只好自己从零开始，打回原形以后，才发现一切都是这么难，摆个小摊还需要研究研究布局设点啊。说白了，不是拿着自己的钱玩儿，就不会被逼出那种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砸锅卖铁、债主追杀的教训，就不会有那种痛定思痛啊。
韩非子说：将军起于卒伍，宰相出自州部。现实永远是复杂的，何况中国这样的社会，没有教科书式的规矩。想想当年的林彪，战前总好死盯着地图看半天，脑子里其实每个连排的排兵布点都想到了，他要是没有从井冈山当小连长做起的经历，怎么可能运筹帷幄呢？！
这些年经济形势不景气，学生里面找我谈创业的很多，最近刚好有个学生说要投资现代农业，觉得大致的框架谈的差不多了，信心满满地想干，我说你为啥不先找个已经干过的人问问，了解了解细节再说？最后帮他找了个干过好几年现代农业的学生聊了一晚上，才发现他想象的太幼稚了，中间差了无数环节都没想过。
学的更深一层境界，是经历的持续性，这也可以理解为修炼。其实在中国人的语境里，学，更多的意思不是学知识，而是指修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还说我那个想要投资现代农业的学生，对投资的前景犹豫不定。我就说，我觉得，投资成功与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不在外在的东西，而在你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今年投资，可能想的是，赚了，就再干一年，亏了，也许再干一年，要是再亏了呢？就不干了。可你有没有想过，虽然持续亏损了，但是这两年你可能积累下了经验、市场和人脉，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积累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结果半路上你反而不干了，岂不是可惜？我爱看中央电视台的农业节目，我看到好多城市下去做农业成功的人，都是经历几次悲喜交加，但是有足够的韧性，终于掌握关键技术，掌握市场规律，人事关系也调整得比较顺了，到了那个时候，想亏都不容易了。
这就是“锲而不舍，金石可缕”的道理。我看今天中国商人的心态，大都是投机主义的，今天这里试一下，明天那里试一下，赚钱了就接着干干，不赚钱就走人换地方，从不想着失败是成功之母，经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就可立于不败之地。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有著名的大公司，还有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坚持做一个很小的行业里面的一个很专业的产品，甚至只是一道工序，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却做到世界之最，非他不可。
学，还有更深一层境界，是经历完整的商业周期，投资决策，人事管理，才会变得更加沉稳，张弛有度。
我近年来研究金融史，翻看晚清到民国的钱庄史料，颇有感慨。那时候的钱庄经营，颇为自由，既没有金融监管当局的法定准备金要求，也没有股东的插手干预。放款规模的控制，全凭掌柜的随心所欲。而那时候的诱惑也颇多，什么橡皮风波、股市风潮、房地产风潮，一波接一波的。起先都是重大利好，卷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疯狂，“三人成虎”，就像今天的股市疯狂一样，一般人很难把持得定。钱庄掌柜抵制不住高利率的诱惑，往往就栽进去了。但总有很多钱庄老掌柜，硬是能够不为所动，全身而退。哪里来的这份定力？靠的就是经历，对完整的商业周期的经历。我们常常背地里嘲讽张狂的新手：呵呵，这小子没吃过亏。是了，没吃过亏，才不容易把持得定。
现在有好多非法半非法的地下钱庄，老板的素质很差，经营手法很短见，人事制度很拙劣。相比之下，传统社会的钱庄掌柜，就显得极有商业修养，让人仰慕。这些修养怎么来的？是经历来的，更是师徒代代传承过来的。
更有一些商战老手，在商业周期的大风大浪里，居然修炼出了波澜不惊，越是市场行情高涨的时候，他能做到心如古井；反倒是行业崩塌，商情悲观到极致的时候，人家却冷静地察觉到商机，人弃我取，火中取栗了。这份定力，没有修炼和传承，是得不来的。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从各地《文史资料》里所看到的，从晚清到民国的大量各地商业奇才的回忆录，这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商业传统，可惜中断了，需要后人汲取其中的精神，薪火相传。
识
第三，识。就是茅塞顿开，就是悟性。做学问要有悟性，搞艺术要有悟性，练武要有悟性，经商岂得不需要悟性？！
但是，我以为，商场上的悟性与学问上的悟性之不同在于：学问的导向是理论的，经商的导向是实践的。学问上的见识是发散的，夸张的，必须给人一种标新立异的感觉，一种全新的视角。而商场上的见识，则往往是收敛的，内聚的，不求标新立异，只在微妙之处见功夫。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无数的商业大潮，有新开放的行业领域，有新引进的产品技术，有新流行的经营管理理念，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也一阵风地投入了，模仿了，萝卜快了不洗泥了，又一阵风地做滥了，没有商业利润了，亏损了，大家作鸟兽散了。但每次潮水退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小撮，也许一个，也许几个，却不为潮涨潮落所动，做出了自己的模样。然后你才会感到其中的微妙差异，这就是悟性的差异。
1980-90年代的时候，为了配合乡镇企业大发展的资金需求，国家一度放开了民间金融，各种城信社、农信社、合作金融组织满天飞。严格地说，这是一种挂靠在基层政府身上的官商合作民间金融，私人运作的空间极大，当时的民间金融自由度比今天还要大，结果大量参与其中的土企业家、土金融家们忘乎所以，为所欲为，造成了严重的金融秩序混乱，迫使政府不得不治理整顿，实行严厉的关停并转政策，合作金融一下子销声匿迹。大潮退后，却留下了浙江台州的几家民营银行——泰隆银行、台州银行等，存贷资金平衡搞得很好，风险控制搞得颇有章法。差距在哪里？细微之处见功夫。
还是八九十年代，各种国外引进产品和技术一波接一波，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手机……由于中国热烈的市场需求和巨大的市场容量，几乎开一家火一家，给点阳光就灿烂。没过几年，需求饱和了，市场做滥了，树倒猢狲散了，但是却总能剩下那么几家，诸如海尔，就能屹立不倒，差异就在微妙之处。房地产，打九十年代开始，持续火了二十多年，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潮水退去，显出了万科的本色。在中国，餐饮业从来都繁荣，也从来都江湖险恶，竞争激烈，谁也没有秘诀，谁也没有竞争优势可言，可偏偏一个小地方冒出来叫张勇的小老板，把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火锅，做成了奇葩，差距在哪里？《海底捞你学不会》！
所有这中间的差异，就是悟性的差异，就是商场上的见识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