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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是一个让人敏感的词，现在突然成为一个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去看一个遥远的天空？有人说，他们是天文发烧友，对那些星座星群如数家珍，知道它们的时空距离和物理生命。也有人说，他们本质是浪漫主义者，热爱探索漫游，喜欢广袤无垠，追求自由变化。但我想，吸引他们的首先还是视觉上的光。 在人类世界里，光是我们现实的需要，人热爱光明而不是黑暗，因为我们是视觉的动物。黑暗中，我们看不见，无法辨别方向，容易迷失，难以迈步。没有光，我们看不清事物的轮廓，看不清限制和边界，我们的想象力会散乱，还会产生很多的不平衡，比如为什么是夜里做噩梦？难道是夜晚让我们更孤独？光也是精神的存在，是智慧、灵感、启发的象征。无论是在文学、艺术还是建筑领域，光都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 有关光的话题，落脚到文学阅读和写作上，文学就是我们头顶的满天星光、浩瀚星空。我们读到的经典之作及写作的初衷，既是写下那些繁星闪烁和消失的过程，也是写下星光瞬息即永恒的过程。其实可以简化为四个字：循光而行。我们的阅读和写作，都是走一条寻找光的路。 光有强弱，有远近，有大小，有圆缺，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一直在发光。有人说文学式微、边缘，但我觉得，只要有人类，只要人类不满足于暗夜行走，只要人类还有精神活动和理想向往，文学就不会消亡。 对一个写作者而言，阅读是绕不开的。写作的前提是须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不会读，就不会写，读在前，写在后。阿多诺说，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如果对阅读的理解是错误的，对生活的洞察是肤浅的，再勤奋努力写再多文字，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认识一位作家：当代先锋写作的代表作家刘恪。他嗜书如命，一生最爱的就是书。他买书、读书、藏书、写书，还总是把喜欢的书买来送朋友。刘恪对书的态度，就是对阅读的态度，是热爱，是博览，是去芜存菁，是解决问题，也是从书籍这个人类经验的储藏室中学习前人的经验。 我想到一位作家：英国著名作家麦克尤恩。2010年中国引进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兼成名作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他毫不隐讳自己在二十出头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模仿过很多经典作家，比如收入该小说集中的八个短篇作品，就是模仿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卡夫卡、托马斯·曼、戈尔丁等作家而创作的。但事实上他在模仿的过程中又逾越了对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提及上述两位作家的事，只是想说明，很多写作者都是从阅读中受到启示而开始自己的创作的。著名的教育家、现代作家叶圣陶，提出要以批判的态度读书，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阅读无外乎两点，读什么和怎么读？这是不断成为讨论焦点的永恒话题。当下出版物多、媒介多元，纸质读物、电子读物、网络文学、抖音视频等层出不穷。要读的太多，无从选择，阅读的时间太少，头脑中塞满了碎片化信息，这些都在困扰着我们的阅读与生活。 关于阅读，我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似乎这已是阅读的真理。它说明了文学包容自由，充满弹性。但往大的方面讲，是不是可以讲“亿万个读者就有亿万个哈姆雷特”，那为什么不是讲“亿万个读者就有亿万个哈姆雷特”。因为文学有它的标准，语言、人物、故事性、艺术性，都会有文学的尺度。万变不离其宗，阐释也是有边界的。你越过了界限，不在这个场域内，也就无从去谈。 文学作品中的灵魂是人物，阅读就是与人物对话的过程。我们通过许多经典作品记住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丰富了我们认知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如《史记·项羽本纪》写到“霸王别姬”时，项羽“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段文字有很强的画面感，我们会读到哀伤、英雄迟暮，也能读到壮烈、儿女情长。这既是写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合理想象，又是文学对历史的延展。文学从历史中寻找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来作支架和依托，历史反过来又以文学来强化历史的真实可信。阅读经典，每个人必然会收获不同的感受。 第二句话：读不同时代的书和在不同时期读相同的书。我有一个感触，一个人四十岁之前读的书在四十岁之后去读，会像是读几乎不同的一本书。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对世界对生命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成熟，是理解，是宽容，是更深的对世界的爱。虽然会有不同，但阅读是不能等待的，不能说等以后知识面宽了、生活积累够了才开始阅读。年轻时多读书，记忆力和理解力会让年轻的你比年长时有更多的奇特收获。 我们在不同年龄读同一本书，感受会不同；我们读不同时期历史的书，又可能会有相同的感受。这是情感的分歧、分岔和共鸣、共情，在阅读中的催化、发酵。我们为古代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悲剧落泪，说明古往今来的人都共享同一种情感；我们欣赏古画，理解画的意境、画家的心情，表明古往今来的看画者和画家共享同一片情景空间；我们参观名人故居、名胜古迹，感慨的原因在于我们和逝去的人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日起日落，花开花谢，吃喝拉撒，爱恨情仇，看起来不起眼、很平常的俗事，却是人们千百年来一天天过来的。读者一旦和文学世界里这些活泼泼的生命相遇，就共享了别人的人生。 人类的生命、性情，留存得最多的地方，就在文学；阅读文学，你就能知道前人是怎么活、如何想的，因为它里面隐藏着一个幽深的生命世界。文学笔下的历史，既是生活史，也是生命史，所以钱穆说，“中国文学即一种人生哲学”。对生命的独特书写，是文学的高贵之处，是激荡心扉之处。阅读让我们更加懂得生命不可重复，生命的个体形态全然不同，文学必然一直处于创造之中。 第三句话：阅读是有方法的。读书的方法有很多种，如精读、泛读、略读等等，也有依照名家推荐书单去读，或从读书中的发现顺藤摸瓜去读。 但我觉得最有效的是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有美学的分析，有哲学的分析，有史学的分析，最重要的是实践的分析。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想人家是怎么想怎么做的，人家是怎样将生活提炼出人物与事件，又是怎样将人物与事件上升到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文学高度。当写作有了思辨能力和习惯，做别的事情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会更理解他人；理解他人，也就更能理解自己。 这里我想举一个文学和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高兴了笑，伤心了哭，以文学中多种多样的哭泣为例，当我们仔细地去辨认不同场合和不同状态的哭泣和眼泪时，会懂得文学就是生命的学问。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我们心中的共识是爱流泪，看见花草枯萎了哭，听到有人出言无礼也哭，有情绪没情绪都容易以泪洗面。有一次见宝玉来了，黛玉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最近好像眼泪少了。这句话中关键的是一个“少”字，表明黛玉已经伤心欲绝。泪尽而亡，是殉情，是肉体之死，更是精神之死。确实，真正的悲伤，不一定是泪如泉涌，也可能是欲哭无泪。林黛玉的“泪尽而亡”，追求一种心心相印的感情流泪至死，这种死是有重量的。这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的性格形象，同时也赋予了她精神上的高度。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写到黄药师在船上听说女儿命丧大海，先“哈哈大笑”“仰天狂笑”，然后才“放声大哭”“哭了一阵，又举起玉箫击打船舷，唱了起来”。黄药师歌哭无常，符合他纵情率性的生命风貌。金庸贴着人物写作，也是从生活、生命的角度出发的。 阅读给一个读者、给一个写作者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去寻找另外的文学源头。我们可以从红楼梦那里找到唐诗宋词，从鲁迅那里找到《搜神记》那些神话传说；也可以从麦克尤恩那里找到卡夫卡，从卡夫卡那里找到但丁。每个作家以不同的姿态和方式走上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又是在书写一些共同的人生命题。博尔赫斯说，千百年来，人们都是在写同一本书。而文学存在的神秘的力量，是让人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作品中，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就像在别人的镜子里看清楚自己的形象。 作家余华在谈到阅读这个话题时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他说：“阅读对作家来说，就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如同阳光影响植物的生长一样，最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阳光照耀而生长的时候，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生长，而始终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生长。” 因此，阅读应该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自己，而不是像其他人。阅读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带给一个人对世界认知的加深，是不断改变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也是教会一个人审视世界时应该从哪里窥看。 阅读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你的写作有更丰富的延展。文无定法，我们可以说写作像博尔赫斯笔下小径分岔的花园，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像肖洛霍夫笔下那条静静的顿河，像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其实，写作从古至今都是在不变中衍生新的变化，在变化中又保存着不变。今天的文学变得越来越庞大、复杂和精巧了，而我们要洞悉文学的秘密，就必须通达你所面对的世界，文学所呈现的那个生命世界。 有人会问，我们要通达的是一个怎样的生命世界？它既平常又不平常。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言由心生，写作是帮助我们把那些不便于陈述的感受、最微妙且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以及深藏的情感传递出来。 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表达不同的生命感悟，写作的妙处正源于此。世界是一个大生命，个体是一个小生命，小生命寄存于大生命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不断变化、积存，写作记录的就是这个动态的生命史，写作就是写下这些平常生活中的不平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意识到我们的写作和生活是在呈现同一个生命世界，才不会把写作变成单一的使用知识、材料、经验或写作技巧，而会以细节、情感、心灵来表达生命和世界的存在。 作家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洋洋54万字，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一个叫沙湾的村庄的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时代变迁。作者在看似寻常的生活叙事中建立了一个非常充沛的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这两个和谐的世界是由什么建立起来的？是事无巨细的日常，饱满的生活细节，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真实流动的生活气息。作品中的方言、民间语言，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地域的风俗民情。是生活的积淀，是家乡人物的神态、腔调、笑貌，以及他们的言行思维、生活态度等，帮读者和作者构建了一个南方的文学乡村。 写作者应该是有常识的人。在王跃文写到的乡村物件用具，日常起居、衣食住行中，都是有着大量实证的。如同专家把古董拿到手上，就能断定年代、材质、真假；专家看到植物就知道它的科属，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以及何时开花结果、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一个再伟大的作家也只能成为他所写的生活专家，而不是所有生活的专家。文学不缺题材不缺讲故事，缺的是在题材上下深功夫的人。尚大之风，是写作者切不可去模仿的。漫长的历史，几代人的生活环境，精神历程的变迁，如果不去做专业的研究，熟悉程度不够，所有人物的腔调、不同年代人说的语言、用的器物，仅仅依靠有限的经验，是很难写好的。写作者一定要进入那个时代的语境情境，把所写的落到实处，才具有真实感。《家山》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我有个文友，人称“三湘第一女'鸟人’”。她常年背着相机，全国各地拍鸟，其实她入道时间并不长，但她爱钻研，很快就记住了很多鸟的特点。有一次我们走在一片丛林中，听到鸟声她立刻就说出了鸟名和生活习性。我问她怎么认识这么多鸟，她说一只只拍，一只只认识，是到田野湖洲山林里走出来的，是下了几年扎实功夫的。所以她身上就有一种难得的实证精神。 读鲁迅笔下的阿Q，会发现鲁迅对他的生计交代得一清二楚，住哪里，干什么，钱从哪里来；去当铺，先当棉袄，再当裤子，最后没当的东西了，就去偷萝卜。鲁迅是一步步把阿Q的生计问题写出来，这样产生了对人物的信任感。经典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有一个硬件，就是必须经历时间的淘洗、经历一代代读者的检验。具有生活中的实证精神是通过检验的必由之路。 写作是一件极其个人的事情，诉诸内心，诉诸语言的创造，伟大的作家必然会有自己的文学风格和面貌。朱光潜说，最好的文章是写给自己的，其次才是写给别人，再次是写给大众的。比如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是作家写给自己的，所以才那么真实，那么有感染力。前面我们谈到细节、情感的来处，就是生活。所以要细致观察生活、要深入体验生活，要贴着生活书写，贴着人物说话。可以说，来自身边的人和事，来自我们习焉不察、最容易被忽视的那部分生活秘密，成就了不一样的写作，创造了不一样的文学作品。作家毕生应该是寻找并创造一个伟大的“自我”，只有这个“自我”被个人发现了，写作才能说自己的话，个人感受才能自洽地被谈论出来。 我这两年在湖南师范大学给写作专业的学生上课，发现有些学生的文笔语言漂亮得很，但看过后就是没法真正喜欢起来，总觉得差了些东西，原因在于无论他们写情感还是写各式故事，都是别人的，有不及物不落地之感。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模糊的，都是飘摇的。归根到底是下的笨功夫不够，实证的东西缺少了。一个走得远的写作者，一定要有笨拙、朴素的品质，我们也可以说，好的小说，像大动物，貌似平静懒散，貌似不动声色，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量。 细节是写作中无法避开的部分，它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个细节不真实，几个细节的漏洞，会立刻让读者对小说产生的信任感坍塌崩溃。好的推理其侦探小说，我们明知道是虚构的，但读起来仍有真实感，就在于其中关键的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里面的道具、人物、历史、时间，小说是因真实的细节而变得羽翼丰满的。 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我们知道人是不可能变成甲虫的，那能不能就此说这个小说是假的呢？为什么我们又能从中读到真实感，就是因为细节。细节之真，带来了对整部作品的认同。有个细节，格里高尔的肚子太大，被子滑下去了；别人看他的眼神，他的心理活动，都显得非常真实。 细节建立起的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精神真实。有些作品的人物也许有真实原型，历史、事件是真的，但细节假了，年代和历史就跟着变假了。刘亮程在散文《一个人的村庄》中写了很多村庄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来自最日常的事物之中，房子裂了口，没有翻新，门框是斜的，墙壁是裂开的，但人住在里面是不会有担心的。有过乡村生活经历和研究的人，都知道乡下的房子多数是裂的歪的，哪怕裂了好多年，但墙和梁都是铆合在一起的，像一对老夫妻，天天争吵，但始终不会分开，不像年轻夫妻，动辄就分开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房子住久了，有了感情，哪怕是歪的裂的，也给人安全感，这就是细节的力量。有专业精神和实证精神的人，是绝不会在细节上出问题的。细节是一部作品的加分项，这个分就加在读者的“信任”之上。 今天有人把写作完全变成了牟利、谋生、沽名钓誉的工具，笔虽然还在写，心里对写作却是轻贱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写出好作品？钱穆很早就说过，学文学就是学做人，那个修养、胸襟，都会在笔墨中流动。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的，还是他的胸襟和见识。小说的背后必定也是站着一个人，这个自我是小我、大我，还是超我，你读到的作品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 我们有时说到写作中的野心，其实是敬畏、笨拙、坚韧、诚实、广阔、越界的同义词。这是文学中成大事者所需要的品质。202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说：“谁只要见过世界的边界一次，他就会锥心地感受到自己遭受的禁锢。”从另一个角度说，当你的阅读和写作多了，你慢慢往世界的边界去看过了，你写作的野心也就会让你所立足的地方，根扎得更深，地域拓展得越大，枝叶长得更加繁茂。 经常在一些文学场合，有人会问到一个问题，当代文学是在走一条怎样的路？或者说，当代作家在写什么？喜欢阅读并关注文学、影视的同学可能有个印象，学术界历来重古典、轻当代，影视是重历史题材比过重现实题材。但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一个优秀的作家，无论选取何种题材，或者说有价值的写作，是心须有当代意识，要直面现实、思考“现在”。 胡适当年坦言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最大，赫胥黎教他学会怀疑一切，杜威教他如何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这种“顾到当前”，就是一种处理现实的能力。福柯曾经说：“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讲人的主体性，问“我是什么？”也许需要多少经历、多漫长的路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需要用一生来建构。但我们知道，“一生”是无数个“现在”的绵延和组成，一个作家，要思考普遍人的状况，但更要思考“现在”“我是什么”的问题。 以自己的方式生长，是阅读与写作中让自己渐渐变得面目清晰、气象万千的关键。好的写作一定是有难度的写作。我只是简单地谈些理念，好的理念是写好作品的前提，有难度挑战才更显写作的价值。没有一次风暴会发生在杯水之中，只有当水变成河流、海洋，也就是当你的阅读、生活和写作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波浪也好，风暴也好，自然就会生成在你的作品之中。 注：本文刊发于《新课程评论》2023/3「名家」栏目。本文摘要、关键词与参考文献等详情见纸刊。
文 / 沈念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评新课程，论大教育。《新课程评论》设置「名家」「专题」「前沿」「研究」「纵横」「弦歌」等栏目，刊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领域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以理性、建设性助力教育发展，展示一线教育教学成果，加强学术交流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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