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实证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地与历史时期是工程研究的首要任务。文明一般是指文化、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层次，城市是一种聚落形态，而国家是一种政治体制。只有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得以确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有一个摇篮，并最终诞生伟大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探寻《诗经》文化的源头，才能走进中华文明的门槛，打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之门。 《诗经》做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其产生地必然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经济繁荣的地区。所谓西周周宣王时期的尹吉甫采集于全国各地民间诗歌，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历史想象。中国远古时期的《诗经》文化，即使放在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又有几人完整看过？有几人能看懂其中的含义？又有几人能创作出《诗经》水平的诗词？难道远古的《诗经》文化已经普及到全国四方大众？难道古代中国文化水平已经达到如此阶段？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决定了远古时期的中国先民文化水平不会超过今天社会的平均水平。因此，《诗经》采集于当时中国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民间诗歌，是根本错误的认识。  但是，历史事实是《诗经》确实诞生于中国三千年前的历史时期。在全国不可能实现文化普及的历史情况下，《诗经》只可能产生于一个特定的人群，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特定地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文化基础的历史文化城邑。这一人群、这一地区、这一城邑，就是中华文化的摇篮。中华文明的源泉，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原始载体，记录了中国夏商周历史的原始信息，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记忆。“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是《诗经·民劳》中名句，是“中国”名称的最早历史出处；更是记录下“中国”与“四方”人民的中华思想核心。这里的“四方”究竟是怎样的地理概念，是关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来源的历史性问题。 有人说“四方”概念还有什么疑问？就是“中国”所在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或区域，简称“四方”。但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传承不断、充满现代活力的古老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很多历史文化问题又岂是一眼可以见底的？“中国”与“四方”的历史内涵，就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本质内容。  今天的“中国”概念泛指中国广大的疆域，原始的“中国”地理概念只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城邑，只是一座经济繁荣的城池；今天具有诗情画意的地域广阔的“四方”概念，在遥远的古代只是特指一个特定的地域，一个风景如画、物产丰富的河流湖泊。《诗经》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历史穿越到今天，就是今天的“四方湖”畔的“中国”“古城”。西周初年，周公东征淮夷后，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为了广大东南地区的人民，确立了“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王朝发展国策，经营“古城”“中国”以抚慰“四方”湖地区的淮夷人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周公继承四方湖地区的夏文化，与召公采风涂山“南音”，成为《诗经》之“周南”“召南”。“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的《吕氏春秋》记载，明确了《诗经》产生于涂山“南音”的历史事实。  虽然《吕氏春秋》的记载非常明确，但是要让中华民族确信《诗经》产生于涂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诗经》的诞生年代久远，已模糊于历史，但这一历史事实终究不会被抹杀，必将以多种方式传承这一中国原始文化。明朝万历年间出版的《淮上诗序》，同样记录了这一历史文化功绩：“孙子曰：诗自四方始，音变之极为金元曲”。这里的“孙子”具体所指不太清楚，孙子说《诗经》从四方湖起始，却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说这里的“四方”为泛指四面八方，也是解释不通的。《诗经》从四面八方开始产生，产生于全国各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孙子曰：诗自四方始”的“四方”只能是特指“四方湖”区域的“古城”“中国”。 《淮上诗序》中的“淮上”在历史上具体指哪里呢？对于中国的历史学界、考古学界、文学界并不太清楚，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与文化问题。在古诗词中，有人在这里遇到了亲友，有人在这里辞别了朋友，还有人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故事。淮上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故事？ 准确讲，淮上不是一个地名，而是泛指一个区域。在古代，淮水之北都叫淮上，历史地名特指今安徽淮水之北。《左传》载: 襄公三年（前570），“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即此。淮水，就是现代人常说的淮河，淮河划分中国南北，是古人远游的必经之路。古人渡过淮河，有种到了一个新地方的感觉。气候变化了，环境变了，人文风物变了。故此，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留下精彩的诗篇。苏辙被贬途径淮河，留下了千古诗篇《和子瞻濠州七绝涂山》：娶妇山中不肯留，会朝山下万诸侯。古人辛苦今谁信，只见清淮入海流。 以“淮上”作为地名，早见于春秋时期。后来历史上的许多诗文，常以“淮上”来指淮河两岸的地区。如果就其“淮上”最初指向地区，淮河中游的涂山一带，可以说是它的本源所在。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国在灭亡吴国后“以淮上地与楚”，即把原来被吴国侵占的楚国淮上之地还给楚国。在此之前，吴楚两国争霸，长年争战，“楚失华夏”淮上之地被吴国侵占后，淮上人民得知越国攻打吴国，“吴犯间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左传》）。  中国文献典籍中记录下众多吴楚之间在淮上地区的战争： 前538 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 前537 楚灵王以诸侯及东夷伐吴，楚将薳启强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楚师济于罗汭，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莱山。薳射帅繁扬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吴不可入。楚灵王遂观兵于坻箕之山。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楚灵王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启强待命于雩娄。 前536 楚灵王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薳泄而杀之。 前529 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吴灭州来。  前519 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战于鸡父。 前518 楚平王为舟师以略吴疆。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前511 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 在更早的年代，僖公十五年（前645年）“【传】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在公元前645年前后楚人通过战争将徐国的“诸夏”之地纳为楚国之地。 由此可知，地处吴楚之间的淮上之地，“吴犯间上国多矣”！同时，一个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问题也得以确立：“淮上”的历史文化含义为“淮夷上国”，“淮上”之人实为“诸夏之人”；历史上的“诸夏之人”乃为今天的淮北“淮上”“上国”之人。 在淮北淮上之地，有一条淮河支流——北淝河。据《蒙城县志》记载，北淝河古称夏水、北淮水、北淝水、泓水、陂水，下游古城镇一带是上古夏氏居地，传说四千多年前上古夏氏曾迁居于此。北淝河的下游在古城镇一带，自古称之为“四方湖”。周公东征淮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历史文化含义，正是周公经营“古城”为“中国”以抚慰夏后氏族的“华夏”“四方湖”地区之人。“诗自四方始”的历史来历，自此有了一个具具体体、实实在在、明明确确的特定地理位置。《诗经》从“中国”四方湖古城地区开始，传承到今天，传播到“中国”各地，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源泉与核心。 综上所述，最晚在明朝万历时期，《诗经》的诞生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仍然是清晰而明确的——“诗自四方始”，《诗经》诞生于四方湖地区；最晚在战国时期，“华夏”之地、“诸夏之人”所在的地理位置，仍然广为人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楚失华夏”“诸夏之人莫不欣喜”；随着越国灭亡吴国，越国“以淮上地与楚”，楚国与越国交好，“华夏”重新纳入楚国疆域，“诸夏之人”成为楚国人，“淮上”成为“华夏”新的地理名称，“诸夏之人”也称之为淮上之人；《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理想家园，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一座“古城”遗址与一方湖泊“四方湖”，在默默地诉说着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发展的沧海桑田。（作者：赵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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