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一件青铜器的历史文化信息远超二里头考古遗址

（作者：赵辉 民族科学家）探寻华夏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已成为今天中华民族、中国考古界、中国史学界最为迫切的历史使命。虽然中国百年考古，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先后产生出许多中华文明产生的新模式、新理论，如盛行于1950～1970年代的“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1970年代以来的“满天星斗说”（苏秉琦），1980年代以来的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2000年以来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2年的“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等等。虽然“多元一体说”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并非学界共识，其盲人摸象的认知模式，使其成为一种文字游戏式的认知观。

考古学是由已知推知未知的学问；通过考古学对历史的认识，未知永远比已知多得多；远古时期的考古遗址残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很难完整全面地还原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状况。尤其是当今考古学界以二里头考古遗址为夏文化研究目标，而建立的中华文明起源论，更严重误导了中华文明探源任务的圆满完成，这是当今考古学无法根本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历史使命的基本原因。

一种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形成，并非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所能产生；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的诞生、发展与传承，更是需要数千年的延续发展。以已知的殷墟文化推定二里头遗址为夏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对文化文明发展观的认知严重短视行为。周武王千里奔袭，周革商命；商革夏命，难道是偃师商城的商汤革了六公里外的二里头遗址的夏命？邹衡的二里头夏文化说，彻底搅乱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进程，中国考古学也因此走入了历史迷局，毁了几代中国考古人的学术生命；虽然个别考古人可以得到百万年薪的经济收入，但其学术价值终将被抛入历史的垃圾桶。

虽然，中国考古界至今没有寻找到夏王朝夏文化存在的中心地区，但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公认的对夏王朝夏文化概念来自于东周时期。虽然历史研究普遍认为，西周的镐京与洛阳是西周时期的两个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但是，种种证据表明2800年前的实际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却另有它处。这就是整个西周时期，西周政权军事力量一直用兵不断的目标——淮夷地区的四方湖古城。

虽然淮夷地区的四方湖古城，目前为止并不为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所认知，但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西周京师控制统治整个淮夷地区乃至东南夷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成为西周的京师军事驻扎之地。京师之所以成为都城的代名词，与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西周京师成为西周都城代名词的历史渊源。“四方来朝”“四方来贺”的四方湖古城，成为西周时期中国东南地区各诸侯国、淮夷地区各诸侯国，每年朝拜西周王朝并进贡的京师之地，成为中国东南地区、淮夷地区先进的华夏文化进入西周上层王公贵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在历年各地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中，根据青铜器铭文记载，大量的青铜器的来源与铸造，与西周京师对淮夷、东南夷、东国、南国的军事行动有关。如：

【录尊】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

【竞卣】唯伯犀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坯。

【臤尊】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师遇从。

【帆卣】积从师，雍父戍于古师；

周穆王十三年【公元前954年】

【雍伯鼎】王令雍伯鄙于古，为宫，雍伯作宝尊彝。

【伯雍父盘】伯雍父自作用器。

【穑卣】穑从师雍父戍在古师。蔑历，赐贝卅锊。穑拜稽首，对扬师雍父休，用作文考日乙宝尊彝。其子子孙孙，永福。戉。

【笱卣】笱从师雍父戍于古次。蔑历，赐贝三锊。

【穆卣】穆从师淮父戍于古阜，蔑历。赐贝卅锊。穆拜稽首，对扬师淮父休，用作文考日乙宝尊彝。其子子孙孙，永福。

等等西周青铜器，不一而足。而在这些千千万万的西周青铜器中，出土与宋朝时期的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兮甲盘极其铭文，将淮夷地区的四方湖古城历史地位描述的更加清晰与明了。

【兮甲盘】铭文：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兮甲也就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集者尹吉甫，在西周周宣王的“宣王中兴”时期被派驻到南淮夷的四方湖古城，负责征收淮夷地区、东南地区的税赋，并为西周王朝提供各种人才与能工巧匠，维护四方湖古城京师的市场繁荣。对于违反西周王朝相关行政与市场管理规定者，进行军事“扑伐”、刑事追究。淮夷地区历来是西周王朝的锦帛供应之地，不敢不为西周京师提供人员与货品，来古城市场进行各种产品市场交易，使得四方湖古城成为西周王朝的实际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中心。

尹吉甫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并不是以其政治、军事、经济才能显著于世，而是以中国民间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集者闻名于世。《诗经》从民间的采集与整理，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业，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经过数年的辛勤努力才能实现。尹吉甫既要长期管理南淮夷地区的四方湖古城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又有精力与时间从民间采集《诗经》作品、创作《诗经》作品。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尹吉甫所采集的民间诗歌《诗经》作品，只能或大部分只可能来自于南淮夷地区的四方湖古城地区；尹吉甫所创作的《诗经》作品，也只能来自于对四方湖古城地区所经历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事件的所感所想。

“皇父作都于向”（《竹书纪年》），“皇父孔圣，作都于向”《诗经·十月》，“皇父”也即尹吉甫，“向”即西周时期的向国。《竹书纪年》与《诗经》从两方面的文献典籍证实了尹吉甫的《诗经》作品都来自于向国。向国即今天淮河流域的四方湖古城，《水经注·阴沟水》云“北肥水又东南径向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国也。《世本》曰：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京相璠曰：向，沛国县，今并属谯国龙亢也。杜预曰：龙亢县东有向城，汉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为侯国，即此城也。俗谓之圆城，非。”。由此可知，尹吉甫采集并创作《诗经》的“向”即是今天的四方湖古城，四方湖古城的历史在西周周宣王时期即是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而非只是西汉时期的向县仅仅二千年的历史。

“心向往之”、“向往”美好生活，可以想见，2800年前的四方湖古城是何等的繁华与繁荣，成为“四方来朝”“四方来贺”民族圣地，成为西周王公贵族来到四方湖古城时，将所受的几十贝赏赐，铸造成青铜器并铭文记录下来，传之后世子子孙孙，永享曾经在四方湖古城的荣华与尊崇。事实上，从大量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些西周王公贵族的来到南淮夷时的自豪与荣耀，并将南淮夷先进的华夏文化传播到西周王朝统治上层的继往开来传统。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得到一个明确结论，在2800年前的整个西周时期，淮河流域的四方湖古城是实际上的西周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中心。之所以形成这种历史，是因为四方湖古城曾经是四千年前夏王朝的都城，在经历商王朝五百多年的打压沉寂后，西周王朝继承了四方湖古城沉淀下来丰富繁荣的华夏文化并发扬光大，最终形成博大精深、传承不断的中华文明。华夏文化与华夏民族也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的标志。（作者：赵辉 民族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