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开篇的楔子选择从“最早中国”谈起。这一广为人知的概念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先生于2009年出版的《最早的中国》一书,提出二里头遗址及以其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然而在目前的学术界,关于这一概念和相关的“最初的中国”概念并不是唯一解,“在具体的观点上,则出现了'西周最早中国说’'二里头最早中国说’'陶寺最早中国说’'庙底沟最早中国说’”(第4页)。《寻夏记》一书的作者在“二里头最早中国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向社会公众进行讲述的主要议题:“'最早中国’诞生于何时何地?她究竟姓甚名谁?容貌如何?性格怎样?仍然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回应社会公众关切、回答'何以中国’时代之问的必然要求。”(第6页)
在第一章“老祖宗的古史观”中,作者再次援引何尊关于“中国”的概念,开宗明义指出周人关于洛阳盆地是“中国”的认识,“因为这一地区是'有夏之居’。……在西周人的心目中,'中国’就是中土之国夏王国”(第14—15页)。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系统介绍,第十二章“百年学案揭底”中,通过对夏文化探索考古学史的回顾,作者指出:“夏文化探索历经几十年,主流认识几经变动,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但不同时期的学者相互讨论,再加上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最终促使学界在'谁是夏文化’这一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第192页)在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和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基础上,以1977年登封会议为契机,通过邹衡先生“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学术观点的提出和学术讨论以及1983年偃师商城的考古新发现,学术界在关于夏文化探索的学术讨论中走向了共识。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强调了二里头遗址作为“最早中国”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究其原因,建立在最早见于铭文记载、最早突破龙山时代文化格局、对周邻地域强力辐射、与商周文明一脉相承、开启龙崇拜的正宗源头,从而对“最早的中国本姓夏”上升至理论层面的论述。
总之,《寻夏记——二里头考古解揭秘最早中国》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浅出的科普论述,将夏文化考古工作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逐一呈现。夏文化考古研究的相关关键工作的直接参与者杜金鹏先生题写“卷首语”,进一步增强了该书的学术分量。该书在公众普及的基础上,不失学术思考和理论探索,作为面向全社会的大众读物,既保障了专业性,又具有可读性,是关于夏文化考古研究的一部优秀大众读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