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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以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與《蘭亭序》爲王羲之傳世行書的代表，後者作爲唐太宗的陪葬物而不見于世，所傳爲少數王公大臣所收藏的摹本。《集王羲之書聖教序》亦稱《集王聖教序》，其在唐高宗時期于京城長安弘福寺立石，是大衆可以看到王羲之行書面貌的主要來源。唐玄宗時，《集王聖教序》形成習書風潮，中晚唐又出現于皇室墓志銘。宋太宗設立御書院，王羲之的後人王著將《集王聖教序》書風帶入御書院，在宋真宗朝形成“院體”。宋哲宗以後，“院體”在結字上雖依循《集王聖教序》，但整體變成另一風貌，以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爲代表，此種書風延續至宋徽宗時期。“院體”書家實爲伎術官，地位不高，須通過出職才能轉成文、武官。宋真宗以後，僅能轉成武官。宋神宗的官制改革，斷絶了“院體”書家的出職，使得他們終身爲伎術官。北宋前期，官方“院體”碑版的書者尚有“翰林待詔”頭銜，以及出職後的官職名稱。宋神宗以後，官方“院體”碑版很少見書者姓名。由于北宋後期的“院體”被士大夫視爲俗書，《集王聖教序》受此累而地位陡衰。《集王聖教序》現今被視爲王羲之行書典範，可見北宋末年之後，有再度興起的過程。以臺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爲例，與《集王聖教序》相關的書迹有明董其昌《仿古册之仿懷仁聖教序》、清沈荃《仿聖教序軸》、清張照《臨縮本聖教序册》、清汪由敦《臨縮本聖教序册》、清高宗《御臨聖教序册》，時間上限在晚明的董其昌，多數集中在清代。現存《集王聖教序》拓本之後的題跋，故宫博物院藏有《集王聖教序》北宋早期烏金拓本，有董其昌、張雪峰二家題跋。臺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所謂宋拓《集王聖教序》，題跋者最早爲王翬題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其次是王澍題于雍正十三年（1735）。從王壯弘《崇善樓筆記》的整理來看，歸于宋拓本的題跋以董其昌出現次數較多，時間也較早。若據題跋來討論《集王聖教序》的流行，上限也僅能從萬曆時期開始。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于2021年5月舉辦的“三吴墨妙展”中，有三件展品與《集王聖教序》有關，分别是祝允明書于正德十五年（1520）的《臨集王心經卷》、豐坊書于嘉靖中期的《中峰祖師行脚歌軸》、董其昌書于萬曆三十九年（1611）的《樂志論册》。這三件作品的書寫時間，總體早于前述博物館所藏《集王聖教序》相關題跋與臨寫的時間，爲研究《集王聖教序》在明代的復興提供了新的契機。本文陳述在南宋以後，“院體”和《集王聖教序》的關聯脱鈎情况，以及晚明董其昌是如何詮釋《集王聖教序》的。《集王聖教序》在北宋末年地位陡衰之後，南宋趙孟堅《論書法》亦有相關的負評：又識破懷仁《聖教》之流入院體也，其逸筆處，世謂之“小王書”。此書官告體，《蘭亭》《玉潤》《霜寒》諸帖，即無此逸筆，不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仿羲之帖，先爲此態，觀之可惡。趙孟堅所云的“小王書”，較早的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進士陳槱著《負暄野録》卷上“小王書”條云“世稱'小王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即是宋太宗時期將《集王聖教序》帶入御書院的王著。又云：黄長睿《志》及《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序》，近世翰林侍書輩學此，目曰'院體’，自唐世吴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誥勅者，悉規仿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陳槱從南宋“院體”來推想王著帶入的書風，所引用的北宋末年黄伯思關于《集王聖教序》和“院體”關係的引文，寫于宋徽宗政和時期。是針對前言所云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以降，這類“院體”行書，有感而發。陳槱此處“中都”指首都，爲南宋的臨安。陳槱所評論的南宋院體，時間上與之接近，以上海龍美術館所藏宋孝宗乾道二年（1165）《司馬伋告身卷》爲代表。司馬伋爲司馬光之兄司馬旦的曾孫，南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司馬伋受詔，以司馬光族曾孫爲右承務郎，嗣爲司馬光之後。南宋《司馬伋告身》卷與北宋《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的時間相差五十二年，然書風大體接近。《司馬伋》與《司馬光》這二件告身的書風，與《集王聖教序》差异甚大。然而受“院體”之累，直到南宋末年的趙孟堅，仍從“院體”的角度，對《集王聖教序》的評價保持惡劣。
《司馬伋告身》卷 趙孟堅之後，意識到《集王聖教序》的重要性，應始于元代的趙孟頫。虞集在論述趙孟頫的書法淵源時云：趙松雪書，筆既流利，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若從虞集陳述，會以爲趙孟頫重視《集王聖教序》。臺北故宫博物院藏趙孟頫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小楷抄録南宋姜夔所著的《禊帖源流考》，首云：“《蘭亭》真迹隱，臨本行于世。臨本少，石本行于世。石本雜，定武本行于世。”可見在南宋時，是以《定武蘭亭》石刻拓本作爲王羲之的行書典範。《定武蘭亭》石刻于北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于河北定武州發現，直到元代，仍然是王羲之的行書典範。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定武蘭亭》拓本，有趙孟頫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題跋云：“《定武蘭亭》，余舊有數本，散之親友間，久乃令人惜之。今見仲山兄所藏，與余家僅存者，無毫髮差也。”據此可見，對趙孟頫而言，《定武蘭亭》的分量遠超過《集王聖教序》。趙孟頫對《集王聖教序》的見識，并未對明初書風産生影響，形成一波學習風尚。《集王聖教序》見于楊士奇編的《文淵閣書目》。永樂十九年（1421），取南京藏書，送北京左順門北廊，又命禮部尚書鄭賜四處購求。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奉聖旨，將藏書移貯于文淵閣東閣，并編纂書目。《文淵閣書目》卷三《法帖》有“《聖教序》一部一册”，記録有四，表示藏有四部。前後法帖有《蘭亭帖》《蘭亭行書》《十七帖》《羲之帖》等。可見《集王聖教序》在明代擺脱了宋代“院體”之累，作爲王羲之的法帖之一來看待。此時，學習《集王聖教序》的不多，除有天順年間舉人、嘉定人徐忭的記録外，尚未見到重要書家的臨寫。目前傳世與《集王聖教序》相關的明代書迹，可見較早的有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所藏，祝允明書于正德十五年（1520）的行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其款識云：偶得經箋一卷，將書詩詞，則嫌于褻；或書文，則吾儒之緒餘，又于釋典不同道。故對摹《聖教序》之《般若經》一過，庶幾其以類而相從矣，至于筆畫之毫分不肖，無暇計也。正德庚辰歲春日，吴郡祝允明書于句曲之崇明僧舍。 明·祝允明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緣由是祝允明發現“大宋端拱元年戊子歲二月日雕印”的《金光明經》，此版本同于江蘇江陰縣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所出土的端拱元年漢文刊本《金光明經》。在此時期，蘇州文人始使用藏經紙來寫字，藏經紙一般是指浙江海鹽金粟寺抄寫佛藏用箋，又稱金粟山藏經紙，約造于北宋治平年間（1064—1067）。祝允明發現早于金粟山藏經紙的佛經，非常高興，欲書于佛經背面，認爲書寫詩詞則有褻瀆佛經之嫌，又或書寫文章，則儒家與釋典不同道，于是祝氏對摹《聖教序》之《般若經》一過，大概可以以類相從。這“《聖教序》之《般若經》”即是《集字聖教序》後附的僧玄奘翻譯的《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局部） 現藏故宫博物院、祝允明書于去世前一年嘉靖四年（1525）的《楷書臨米、趙千文、清净經册》款識云：吾性疏體倦，筆墨素懶，雖幼承内外二祖懷膝，長侍婦翁几杖，俱令習晋唐法書，而宋元時帖殊不令學也。然僕每觀米、趙二公書，則又未嘗不臨文欣羡，及援筆試步，亦頗得形似焉。引文提到祝氏書法最初承受祖父祝顥、外祖父徐有貞以及岳父李應禎的教導，專學晋唐法帖，諸長輩去世後，始涉及宋元書迹。諸長輩中，李應禎卒于弘治六年（1493），祝氏三十四歲，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祝氏書于弘治三年（1490）的《祖允暉慶誕記》，明顯有北宋黄庭堅風貌。以此爲準，則祝氏三十歲前專主晋唐，三十歲後始涉及宋元。相較于祝允明《楷書臨米、趙千文、清净經册》款識所云，自己每次觀賞米芾、趙孟頫的書迹，不未嘗臨文欣羡，等到自己提筆臨寫，亦頗得形似，這樣的自負之態，不見于祝氏書《集王聖教序心經》。由于寫于佛經上，故祝氏心情敬慎，特意對摹，謙説“至于筆畫之毫分不肖，無暇計也”。雖然《集王聖教序》就時代上歸于晋唐一路，由于此帖不是祝允明平日所習，此處謙辭可當真實語。祝允明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地點在崇明僧舍，祝氏又云“對摹《聖教序》之《般若經》一過”，表示有《集王聖教序》在旁對看。僧舍收藏《集王聖教序》，合乎情理。《集王聖教序》的緣起，本是玄奘請唐太宗，爲翻譯完成的佛教諸經論賜頒《三藏聖教序》一文。同時，玄奘在請皇太子李治寫《述三藏聖記》外，自己又新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太宗賜序、皇太子文章，與新譯《心經》，一同放在新譯的佛教諸經論卷首。此外，玄奘翻譯佛經的地點在弘福寺，寺主圓定請將前述文章和《心經》立石，獲准。寺僧懷仁依據文章與經文内容，集王羲之字而成石刻書迹。祝允明在僧舍發現宋初的藏經紙，恰好僧舍收藏《集王聖教序》，正符合唐代孫過庭《書譜》所云“五合”中的“紙墨相發”和“偶然欲書”。于是，就有了祝允明書《集王聖教序心經》的出現。祝允明之後，王世貞對于文徵明的書法學習來源，見于《天下書法歸吾吴》條云：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唯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懷素，行筆仿蘇、黄、米及《聖教》，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一家，唯絶不做草耳。這是指文徵明爲人所熟知的小行草的來源。然現今多傳世文氏所書《蘭亭序》，未見書《集王聖教序》傳世。王世貞認爲文徵明書風學自《集王聖教序》，是自己的觀察，還是耳聞目睹，不得而知。活動于嘉靖時期，與文徵明有交游的豐坊所書《中峰祖師行脚歌軸》，款識“豐道生敬書”，無年款，從書風判斷寫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嘉靖十九年（1540）以後，“豐道生”的落款取代了“豐坊”。《中峰祖師行脚歌》軸字在行楷之間，列舉其中的“觸”“處”“無”“雙”“識”“本”“賢”“機”等字來看，其結字方式，都可以在《集王聖教序》找到相同的或近似的字形。此外，整幅作品又不難見得“二王”刻帖、趙孟頫、宋克的影子，但諸家體勢又十分協調地統一于腕下。
明·豐坊《中峰祖师行脚歌》軸 豐坊有《童學書程》一文，强調學習書法的次第，八歲至十歲先學大字顔真卿楷書，十餘歲學歐陽詢楷書，之後學鍾繇、王羲之小楷。楷書既成，在十七至二十歲乃學行書；行書既成，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學草書。草書先習章草，知偏旁來歷，然後學王羲之草書，後再學狂草。行書部分，豐坊强調“凡行書必先小而後大，欲其專法二王，不可遽放也”，標定十七、十八歲學《蘭亭序》以及《開皇蘭亭》，十九歲至二十歲學《聖教序》《陰符經》、王獻之諸帖。這是一個鮮明的證據，豐坊承認《集王聖教序》足以爲王羲之的行書典範外，亦標定先學《蘭亭序》《開皇蘭亭》而後學《聖教序》。豐坊曾摹刻《蘭亭序》，又《開皇蘭亭》爲定武石刻本系統。可見豐坊將《蘭亭序》一系作爲王羲之的基本型，《集王聖教序》是之後的變化型。在晚明，王世貞對《集王聖教序》評價甚高，有二條文字云：《聖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從高宗内府借右軍行筆摹出，備極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余平生所見凡數十百本，無逾于此者，其波拂鈎磔處與真迹無兩，當是唐時本耳。去歳嘉平臘得此本，今年伏中復得《定武蘭亭》，爲自快自賞者久之。窮措大餘生一何多幸耶。《聖教序》未裂本予往往得之，多爲人乞去，而留其頗佳者，此亦其一也。懷仁既善書，又從文皇借得真迹摹出，以故雖不無偏旁輳合，而不失意。他集右軍書者，未盡爾也。這兩段引文反映出王世貞活動時代的《聖教序》拓本甚多，僅王氏一人即見過“數十百本”，從這拓本流傳的數量來看，《集王聖教序》已經普遍流行了。王世貞又往往得到年代較早的“未裂本”，目前西安碑林的《集王聖教序》石刻上方有一道由右上往左下明顯裂開的痕迹，斷裂時間諸家之説不一，目前認爲在元明間正式斷裂，故“未裂本”可視作北宋本，王世貞珍重其收藏而説是唐本。王氏認爲《集王聖教序》雖有“偏旁輳合”之嫌，但不失原來的書寫之意，可直稱爲“墨池龍象，蘭亭羽翼”，地位僅次于《蘭亭序》。
《集王聖教序》拓本 萬曆二年（1574）進士孫鑛所著的《書畫跋跋》續卷一《章藻摹琅玡法書墨迹十卷》云：僧懷仁集《聖教序記》及《心經》，雖不無偏傍輳合，或不必盡本筆，而字體行模精整雅潔，遂爲法書之冠，臨池者至今利賴之。此帖乃行世法書第一石刻也。右軍真迹存世者少矣，即有之，亦在傳疑，又寥寥數字，展玩不飽，惟賴此碑尚稍存筆意。緣彼時所蓄右軍名迹甚多，又摹手、刻手皆一時絶技。視真迹真可謂毫髮無遺恨。今觀之，無但意態生動，點點畫畫皆如鳥驚石墜，而内擫法緊，筆筆無不藏筋藴鐵，轉折處筆鋒宛然，與手寫者無异。《書畫跋跋》是孫鑛續王世貞《書畫跋》而成的著作，孫鑛後任南京兵部尚書，卒于萬曆四十一年（1613），該題跋反映在萬曆朝中後期有一類的觀點認爲《集王聖教序》已然爲法書之冠而成爲學書者依賴的法帖。項元汴長子項穆著有《書法雅言》，前有支大綸的萬曆二十八年（1600）序，《書法雅言·取捨》云：如前賢真迹，未易得見，擇其善帖，精專臨仿，十年之後，方以元章參看，庶知其短而取其長矣。若逸少《聖教序記》，非有二十年精進之功不能知其妙，亦不能下一筆，宜乎學者寥寥也。此可與知者道之。大體是將《集王聖教序》作爲欣賞爲多，專主學習則少，然將此帖的地位置于米芾之上。晚明安鳳世的《墨林快事》卷四收有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到天啓五年（1625）之間的《殘宋拓聖教序》《古拓不缺聖教》《聖教序李本》《徐本聖教序》《宋拓藏序》諸題跋，已可見不同拓本之多。在此可以王鐸爲例，萬曆三十四年（1606），王鐸十五歲時始學《集王聖教序》。王鐸在天啓二年（1622），三十一歲成進士，現今見到王鐸最早臨《集王聖教序》書迹爲天啓五年（1625）八月所書，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天啓五年十一月，始見臨《蘭亭序》。可見，王鐸是以《集王聖教序》作爲入手帖的。後來的幾十年間，王鐸多次臨習《集王聖教序》，并在多册宋拓本題跋中明示其字迹來源以《集王聖教序》以及之後的集王字諸碑爲模樣。
明·王鐸臨《集王聖教序》（局部） 從萬曆到天啓年間，《集王聖教序》普遍流行，并成爲學習的範本。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有董其昌于萬曆三十九年（1611）書《樂志論》，其款識云：“沈商丞歸思甚急，運筆如飛，不能詳謹，以爲學《聖教序》，誰能信者。”董其昌自云學《集王聖教序》，然而總體觀之，却是標準的董氏行草書。要如何解釋董其昌以何方式來詮釋《集王聖教序》，爲此節的重心。
明董其昌《樂志論》册（局部） 此件書迹的受贈者爲沈商丞，此人見于董其昌《容臺集·别集》卷二云：今日寫各體書，煩熇未平，對客拈筆，每仿一種不能百字，僅嘗一臠，似窮五技。然使紙有餘地，凉風嘘之，當不止此。商丞百里見訪，不孤其意，未知得如賈耘老换羊書否？偶背臨鍾、王楷書各一種，失其文句，不能與原本相合。可知董其昌曾爲沈商丞背臨鍾、王楷書。沈商丞住處距離董其昌住所有百里之遥，呼應與《樂志論》所云歸思甚急，故書贈以滿足求索之意。“换羊書”典故見宋趙令畤《侯鯖録》卷一：“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换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許换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换羊書矣。’坡大笑。”董其昌亦知沈商丞求書目的是出售得利，于是用典故戲謔。董氏誤植典故的人物，爲蘇軾朋友賈收。董其昌的題跋，亦可向購藏者證明是親筆所書。故董、沈二人交往，不算生疏。董、沈二人交往，亦可見萬曆四十五年（1617）二月，董其昌携《宋元寶繪册》至嘉興，汪砢玉同項德新、項聖謨過舟中觀看。翌日，董其昌又與雷仁甫、沈商丞至汪砢玉家齋中，携黄公望畫二十册與汪砢玉之父汪愛荆同觀，并觀看汪家藏品。沈商丞的身分，見汪砢玉萬曆四十八年（1620）立秋日跋《吾子行書古文篆韵二帙》云：吾禾沈叔雅弘嘉、望子商丞，工篆隸八分，所往還多名流。董氏《戲鴻堂帖》，其手摹勒石也。與余交有年矣。叔雅垂盡時，以是書授余曰“此吾一生得力處也”。余即酬而閲之，豁然心目焉。蓋篆既分韵，可檢每體各書字文所出爲：古《孝經》、石經《周易》、古《毛詩》、古《尚書》、古《周禮》、古《禮記》、古《春秋》、古《論語》、古《爾雅》《周書》《隂符經》《道德經》、古《老子》、古《莊子》、古《漢書》；碧落文、籀文、古文、雜古文、説文、演説文、荆山文、石郭文、開元文、牧子文、澄裕古文；古《世本》、古《月令》、古《樂章》《乂雲章》《汗簡》《鳳栖紀》《茅君傳》《天台經幢》《南岳碑》《華岳碑》《三方碑》《雲臺碑》《彌勒傳碑》《王庶子碑》《樊先生碑》《貝丘長碑》《陳逸人碑》《比干墓銘》《季札墨銘》；趙琬璋《古字略》、李商隱《字略》、衛宏《字説》、郭招卿《字指》、庾儼《字書》、朱育《集字》、李宗吉《釋字》、王存又《切韵》、祝尚《書韵》、崔希裕《略古》、顔黄門説、張庭珪《劍名》、裴光遠《集綴》；《濟南集》《楊天夫集》《徐邈集》《張楫集》《李彤集》《孫彊集》《馬日集》《林宜集》。諸書觀止矣！無以復加矣！乃叔雅故，今之子行也，不但伎倆相當，品行亦相若。惜其父子相次作古，無有繼之者哉。題跋云沈商丞爲嘉興人，與其父沈弘嘉工篆隸八分。沈弘嘉去世前，授與汪砢玉畢生撰集之書，汪砢玉出資購買。此書以現在的角度而言，即是“篆書分韵字典”，此書采集歷代碑刻與諸家所集字書頗多。既爲篆書字典，故字型的描摹要精準，不可臆造失真。沈商丞繼承其父絶學外，二人亦同爲萬曆三十一年（1603）董其昌刊行《戲鴻堂法帖》的摹刻者。沈弘嘉、商丞父子二人在萬曆四十八年以前，均謝世。董其昌對《集王聖教序》的收藏，最早爲萬曆二十一年（1593）收有唐拓懷仁《集王聖教序》。萬曆二十六年（1598），董其昌以翰林編修辭官歸鄉後，于萬曆三十一年（1603）刊行《戲鴻堂法帖》。法帖卷六收有董其昌自藏懷仁《集王聖教序》，内容爲李治作《三藏述聖記》的一部分。同卷尚刻有褚遂良書《樂志論》《帝京篇》《文皇哀册》《枯樹賦》、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懷仁《集王羲之書蘭亭詩後序》、陸柬之《五言蘭亭詩》等書迹。
《戲鴻堂法帖》卷六摹刻《集王聖教序》（局部） 古人摹書用硬黄，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内景經》同一黄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黄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迹，輒隨人言下轉耳。董其昌。此書視陜碑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懐仁自運，即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董其昌。董其昌收藏的《集王聖教序》爲絹本，字數僅一百四十三字，題簽爲宋徽宗泥金縹字，董氏斷爲懷仁自運。董其昌對《集王聖教序》爲懷仁摹集的看法，極力反駁，并舉出自己所收藏的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大宋河陽濟源縣龍潭延慶禪院新修舍利塔記》，其款書“楊虚己習晋右將軍王羲之書”來證明。將“集”字理解爲“習”字，于是認爲《集王聖教序》爲懷仁的自運真迹，并認爲自家收藏的絹本“視陜本特爲姿媚”，此“陝本”即是現藏于西安碑林的《集王聖教序》石刻。
《大宋河陽濟源縣龍潭延慶禪院新修舍利塔記》（局部） 成書于萬曆四十四年（1616）的張丑《清河書畫舫》卷二云：“唐釋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真本尚存，今在董太史玄宰家。點畫結構，富于法度。”董氏在泰昌元年（1620）修禊日《臨聖教序》款識云：“懷仁真迹在余家一紀餘，未嘗展觀。今乃臨石本，政如漢元殺毛延夀。”“一紀”在時間上一般爲十二年。董其昌用漢元帝殺畫工毛延夀的典故來比喻。毛延夀是漢元帝的御用畫工，元帝后宫多，不得常見，乃使圖形，案圖召幸。諸宫人皆賄賂毛延夀，獨王嬙（王昭君）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婚，元帝按圖召王昭君和婚。及召見，貌美而舉止閑雅。元帝悔之，然重信而不换人。于是窮案其事，畫工皆弃市。董其昌藉此來比喻《集王聖教序》絹本才是真容，石刻本摹寫失真。董其昌對《集王聖教序》絹本印象深刻，于崇禎七年（1634）跋《集王聖教序》云：絹本《聖教序》墨迹，昔爲余藏數年，經年不三四發篋展玩，頗意其劍去爲刻舟者所寶耳。蓋唐時謂之小王書，乃懷仁一筆摹擬，不盡出于右軍，即右軍劇迹有大小肥瘦不類者，懷仁亦置弗摹。以《蘭亭序》相較，其不合者多矣。今觀宋拓《閣帖》《絳帖》《潭帖》《戲魚堂》等刻右軍書，率意數行，天真自遠，何能一一束縛入此定法中耶。自唐至勝國數百年，其以小王書名世者寥寥，足鏡矣。然書家鮮有不家置一册者，而宋拓特罕見。此本是南宋所拓，故少五字，“紛”“糾”“何”“以”，及“内出”“出”字，如《禊帖》之有損本，或五字，或七字，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耳。從跋文可確定，《集王聖教序》絹本在此時已經讓出。除了認爲是懷仁擬王羲之書外，亦有己意，然而天真處不及王羲之傳世尺牘。當時書家，很少有不家置一册，即表示《集王聖教序》已全然普及。又以“紛”“糾”“何”“以”“出”等五字的殘缺與完整，來作爲北宋本與南宋本的判斷標準。從董其昌于萬曆二十一年到崇禎七年，這四十年間其關于《集王聖教序》的收藏與題跋，反映出《集王聖教序》在晚明的盛行。董其昌對時人學《集王聖教序》的方式，評價不高，見《容臺集·别集》卷二、卷三等諸記録云：今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邇來學《黄庭經》《聖教序》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古人，自謂合轍，雜毒人心，如油入面，帶累前代諸公不少。余故爲一一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懷仁聖教序》書有蹊徑，不甚臨仿，欲用虞永興法爲之，方于碑刻習氣有异。董氏反對從刻帖入手，臨得越像反而離書道越遠，批評時人自信在外形上學《集王聖教序》愈像，其學到碑刻習氣愈深而成俗書，終身無法脱去。董其昌提供一種破解的方式，則是用虞世南的筆法來寫《集王聖教序》，虞世南學智永，而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孫，有所謂筆法的傳承。
董其昌《菩薩藏經後序》（局部） 董其昌書《樂志論》款識提到學《集王聖教序》，誰能信者。整體書風確與《聖教序》不類，全是董氏書風。藏于臺北故宫博物院，董其昌書于萬曆四十六年（1618）的《菩薩藏經後序》款識云：“世知有高宗《述三藏記》，此後序無傳，故以《聖教序》筆意書此。”（圖10）《菩薩藏經後序》出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玄奘進呈所譯《菩薩藏經》，時李治爲太子，奉唐太宗敕命撰序。然此序無碑刻傳世，董其昌遂以《集王聖教序》風格書之。《藏經後序》與《樂志論》書風大體一致，《藏經後序》隨年歲增而顯老辣，然可確定董氏有自認爲詮釋《聖教序》的方式。元代趙孟頫《蘭亭十三跋》之第七跋有云：“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功，蓋結字因時而傳，用筆千古不易。”此爲影響後世的名言。一位具有自家風格面貌的書家，用筆與結字爲一體二面。董其昌的慧詰處，在于將用筆與結字分開處理，以自家的用筆方法隨機選取臨帖的字形特徵來書寫。所以，在外形上不像所臨之帖。董其昌所書《樂志論》，外形頗不類《集王聖教序》。舉若干字來看細看其結字，例如“無”“儀”“綜”“地”“體”“有”“高”“則”等字，方理解是學《集王聖教序》。沈商丞專長在摹刻，故尚形似。然臨帖形似，對董氏而言爲俗書。故藉臨寫《集王聖教序》，對沈氏示範師其意而不類其形的正法眼藏。《集王聖教序》自唐高宗立石以來，直到北宋中期，被視爲王羲之的行書代表。北宋的官方“院體”行書，源于《集王聖教序》。在北宋中後期，“院體”另成風貌，被士大夫鄙視。由于《集王聖教序》和“院體”的聯繫緊密，形成固定印象，因而受累，不被重視，直到南宋滅亡。所幸“院體”行書止于宋代，此後與《集王聖教序》無所關聯。元代趙孟頫雖有學習《集王聖教序》的記録，然而趙氏所重視的是《定武蘭亭》。明代皇家圖書館文淵閣，《集王聖教序》爲所藏之書，此時已爲王羲之法帖之一。在明代前中期，尚未有名書家學習《集王聖教序》的記録。嘉靖時期，《集王聖教序》已被重視，文徵明與豐坊都有學習的記録。豐坊除有與《集王聖教序》相關的書迹傳世之外，更將《集王聖教序》與《蘭亭序》并列爲童蒙學習行書的代表法帖。萬曆前期，可以確定《集王聖教序》已經流行，地位甚高而僅次于《蘭亭序》。然而似乎是收藏爲重，學習較少。萬曆中期之後，學《集王聖教序》已然流行。甚至有一種觀點出現，認爲是王羲之法帖之冠，臨書者至今頗爲依賴。晚明的書法大家王鐸，年輕時亦是以《集王聖教序》作爲入門法帖。在《集王聖教序》盛行的風氣之下，董其昌認爲此石刻書迹是懷仁的自運，同時也認爲此書迹的天真處不如王羲之其他諸帖。對于時人以逼真來臨學《集王聖教序》，董其昌持否定的態度。現今傳世董其昌在款識中云以《集王聖教序》方式來書寫的作品，實爲自家用筆方式，實際上在結字則是取法《集王聖教序》。這是董其昌個人的神悟。之後直至清初，尚能見到書家臨《集王聖教序》的作品傳世。然就收藏而言，《集王聖教序》作爲王羲之代表法帖，地位已然不可撼動，不再出現北宋末年賞玩絶少、評價甚劣的狀况，這是明代中後期書壇對《集王聖教序》復興的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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