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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有朋友说想看看俄罗斯古代问题的解释，这一个其实之前写过，也是老调重弹了，主要是关于集权的，这个集权的问题之前也写过很多很多次了。欧洲分两条线索，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东欧分两个线，一个是罗斯或者说俄罗斯的，另一个是拜占庭-奥斯曼的，这两条线都是十分重要的，甚至说殊途同归的，因为到最后都形成了绝对君主制，只不过宗教系统不同罢了。鉴于粉丝朋友的要求，我们这一次主要探讨俄罗斯的。首先要清楚罗斯在基辅定都期间是个什么状态。罗斯就是俄罗斯，这个没啥好说的，乌克兰的意思是边区，稍微有点语文常识的也知道两者是是什么关系，就不再解释了。两者是一体的。基辅罗斯的创立者，也是俄罗斯国家的第一个朝代留里克王朝的建立者留里克，他本是瓦里亚格人（或译作瓦良格人），在今天的芬兰、瑞典一带活动，临近他们活动区域的东斯拉夫人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二元生活方式，即一部分在英格利亚生活的东斯拉夫人依靠部落与分封关系在农村以部族、部落形式生活，另一部分则主要仰仗商业收入维生，他们形成了城市。其中最大最出名的一个叫诺夫哥罗德，在留里克编造的传说里，留里克自认为是被诺夫哥罗德市民邀请来做大官人的，这一看就是瞎扯，连沙俄史家克柳切夫斯基也直言不讳的表示，这个传说是子虚乌有，真正的情况应当是诺夫哥罗德市内的大商人以雇佣兵形式雇佣了留里克一班人，但是后来因为商人间的利益不同而掐架，发生内战，留里克被驱逐出城，后来留里克趁他们内讧攻入城内，但是仍然不能真正打服这些商人，仅仅是做了一个更强势的雇佣兵头子罢了。为了防止他们雇佣兵自己的利益再度被褫夺，他们索性搞了更大的，直接把这套商人向雇佣兵支付“保护费”的制度政治化，分封了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等职位，并且以《罗斯法典》等法律形式将这些军人的特权合法化，固定下来，当然，随着利益的交融与商人天然的资金优势，这套分封体系，逐渐向商人倾斜，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是城市的情况。 那么农村呢？在《往年纪事》等早期的历史文献里，罗斯人，也就是东斯拉夫人上层和留里克等瓦利亚格人军事贵族的联合体，他们对农村地区，实施一种被称为“巡行劫掠”的政策，也就是每年冬天去农村里面抢吃的喝的，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以便于自己维持生计，并将蜜蜡、绳索乃至奴隶卖到君士坦丁堡去，换取更多的钱财，在拜占庭的希腊人那里买到更多的奇珍异玩，回来再向有钱人兜售，两处获利。这是最初国家实施分封制在经济上的一个本质，也就是控制商业，而非农业。因为他们实际上航控制不了农村，他们在农村有土著的封建主、奴隶主等的抵抗，收服他们非常不容易，不然谁有毛病，不想让这些人直接缴税啊？非要分封出去不收到自己手里的钱财，怕不是有点毛病。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在农村实行直接征税非常困难，所以不得已而在农村地区打秋草，或者分封自己的子弟，实施残酷的军事统治，这种残酷是有原因的，是基于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统治的背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他们必须在财政上仰赖商业收入，他们与拜占庭之间的交往仰仗水路，而南下的水路主要就是第聂伯河，第聂伯河在森林地带的南缘就是今天的基辅，所以留里克和他的后人们逐渐把南方的其他商业据点作为自己发展的重心，经过多代的征伐，他们控制了基辅，而政治重心也从诺夫哥罗德南移到了基辅，所以基辅既不是一个所谓独立的“乌克兰国”的都城，也不是乌克兰所属的罗斯国家最早的都城，它是迁都形成的第二个都城。他的历史积淀程度还远不如诺夫哥罗德。历史上所称呼的基辅罗斯，不过是为了便于解释其历史时期而后天加上去的称呼，就像人们称呼南宋北宋，东晋西晋，历史上本身并不这么称呼，这么称呼只不过是根据他们的都城位置而论定的，比如说北宋的都城相对于南宋就是在北方，而东晋的都城相对于西晋就是在东，毕竟南京在洛阳的东面吗，西汉东汉也差不多，东汉是在洛阳，而西汉是在长安，长安在西，而洛阳在东，所以以都城界定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不同历史时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基辅罗斯也是一样，你包括莫斯科大公国，严格意义的称呼，也是留里克王朝，只不过他们的中心成员是莫斯科，而非基辅，基辅罗斯是留里克王朝在基辅定都的阶段，而莫斯科大公国是留里克王朝在莫斯科定都的阶段，仅此而已，某些傻查认为两者是不一样的，甚至对立起来，不过是对留里克王朝历史真的不清楚、不了解罢了，是无知的体现。
留里克王朝在亚罗斯拉夫时期达到了鼎盛，在此之前，一种有别于传统分封制的分封制度在罗斯分封的诸侯国中间非常流行，被克柳切夫斯基称为“顺序制”，什么是顺序制呢？就是说，每一代的兄弟们，都要轮流坐庄，这个轮流坐庄不是单纯说基辅的大公宝座轮流坐，还包括各个封地也这么搞，比如说你二叔在切尔尼戈夫，你三叔在佩雷亚斯拉夫利，下一代，他们的儿子就要根据每块封地的肥瘦寡富来重新坐庄，二叔的儿子可能就要在佩雷亚斯拉夫利坐庄，而三叔甚至要跑到白湖领地去坐庄，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治理当地的反叛斯拉夫人精英的任务完成，把叔叔伯伯们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农村的反叛土人精英的共同利益没了，那么他们就会贪恋各自的封地了，更别说代远情疏的问题在西周末期就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了，世界各地的分封体系都是这个尿性，查理曼搞得法兰克帝国可不单单是分裂成东中西三部分，每个法兰克王国底下还分裂出大大小小好几百块封建主的领地，每个领地里还分不同的小封臣的庄园，东周西周都不用提，日本的前两代幕府都是那个德行，以至于出现了村战的概念，这种讽刺说明了当时日本分封后分裂割据的程度之深刻。罗斯也不例外，到了13-14世纪，经常有账单等历史文献报道一个王公只领有一个村子的情形。世界各国莫不如此，没有能逃离这个漩涡的，只不过东亚是靠两种集权终结了这种情形，而欧洲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回到罗斯的历史上来，为了解决大家不愿坐庄的问题，在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死后，1197年举行的柳别奇会议上，一个祖宗的兄弟们说好了，每个人就都领有自己现有的领地，谁也别动了，大家固定分封，而不再是流动坐庄分封。形成了东北西南两个诸侯群体，东北的以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为中心，西南的以基辅-加利西亚为中心，其他公国的历史都围绕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争斗展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诺夫哥罗德虽然还有王公，但逐渐过渡到了商业共和国的政体模式，基本上与世无争；而加利西亚自己后来也想自成一统，所以后来的历史上被奥地利兼并，彻底成了另一个文明的一部分，当然，中间还有波兰这个吃腥的响马贼掺和，尤其是趁着蒙古西征的空档，瓜分了罗斯的西部大多数诸侯国，大致分布在今天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中西部地区，这也是乌克兰今天高扬自己闵租意识的一个“历史根据”，这着实令人尴尬，被殖民后喜欢上了殖民自己、作践自己的波兰人，还数典忘祖的背弃了东正教，改宗天主教，不禁令人唏嘘。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乌克兰有什么“闵租性”的话，那一定是被波兰殖民的历史属性，这段殖民史深深的烙印在乌克兰的灵魂里，比起所谓的乐曲《西乌克兰尚在人间》更刺激，更具灵魂穿透力。
分封时代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蒙古西征带来的入侵。之前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弗谢沃洛德等人的事迹虽然“辉煌”，甚至奠定了东北罗斯对西南罗斯的优势，给莫斯科崛起做了铺垫，但这些都远不如蒙古入侵以及随之到来的波兰入侵影响大。很多沙俄乃至苏联时期、后苏联时期的史家都认为蒙古入侵给罗斯带来的影响是中央集权意识，这就好比说阿拉伯人给波斯带来了集权意志一样荒谬，事实上，阿拉伯人对中央集权的认识远不如波斯人强，而蒙古人的集权意志相对于罗斯人而言也不过是半斤八两。蒙古人在意识上可能会强调实现中央集权，但在实践上是丝毫没有体现出来。蒙古人的分封还是老样子，事实上他们是被城市和农村的定居文明牵着鼻子走，逐渐被动的进行定居文明意义上的那种集权的。分封制本身，尤其是定居条件下的分封制，本身就是为了遏制分裂而在特定的历时期形成的，针对的是依托土地收入的本地经济精英；在与之合流的过程中，各地逐渐消化和融合了这种威胁，矛盾转而成为中央王权与地方贵族之间的矛盾了，所以王权才能通过和经济精英的合作架空军事贵族分封体系，才能逐渐的去分封化，形成中央集权。这就是西欧走的路子。西欧有强势的教会，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共同削弱教权的号召力团结军事分封贵族和市民，而在这个过程中，暗度陈仓，为他们下一步对付军事分封贵族奠定了基础，也就是从军事分封贵族手里强夺农业劳动力，并推动这些农奴转向相对自由的劳动力，这样才形成了各个国王建立的“自由市”。自由市最早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商业城市，而是一群在国王鼓励下从服役贵族庄园里逃跑出来的农奴逃难的“难民营”，只不过他们在国王的庇佑下成为了相对服役贵族而言的“自由人”而不用给服役贵族去服经济役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农奴的解放也是根源于此的。
相对的，农奴制为什么在东欧强化了呢？恩格斯马克思所说的谷物价格上升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并非是核心原因，因为农奴制度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制度，还是一种政治制度，什么意思呢？他们不仅仅是以这项制度给我多少回报来计算的，还是按照他能否发挥一定的我所需要的政治作用而定的。农奴制度是分封制度对克制本土的经济精英而形成的军事服役贵族体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农奴制本身可以固化阶层跃升，防止新的大地产主出现，这一点是服役贵族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共同利益，所以后者虽然受到前者的束缚，但是也乐于接受这种制度的原因，第二，这种制度也赋予了经济精英某种程度的报酬权与政治影响力。在很多地方，服役贵族并非是自己创办庄园的，相反，他们是直接征用土人的庄园作为自己采邑的。所以土人不可能心甘情愿的出让自己的利益，参考南北朝的坞壁，你就能知道他们是怎么一个情况了。他们是不可能完全屈服的，而是要求合作统治，成为统治集团的有机组成和一份子，否则他们绝对不会支持这些外来户，甚至会鼓动自己的坞民让外来户们陷入到坞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多时他们就会完蛋。只有合作，他们才能立足。包括西欧也都是这样。你看丕平，他表面是和教皇合作，实际上这代表了罗马灭亡后罗马本土的大地产主阶层同蛮族的服役贵族之间的合流关系。所以法兰克王国的子孙们才能继续享国到近现代，虽然在中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但是一旦世俗的经济精英集团从教会中剥离出来，不再选择教会作为自己的代言人，那么世俗的服役贵族，尤其是国王，是有机会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绝对君主制的。所以忍了一时的土人精英，日后就能做真正的王，这是实施分封制和农奴制的根本原因。
但是，东欧和西欧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教权不能高于王权，这一点在拜占庭历史中被反复强调，所以罗斯也没有办法，不能靠树立教权这个靶子拉拢服役贵族的同时偷梁换柱、釜底抽薪，把农业劳动力以自由的报酬夺取到自己手里面，所以他们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赋予庄园以更大的权力，事实上，早期的留里克国家虽然有一定的农奴制，但是不是很明显，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农奴制才得到加强，农奴制本身是对中央集权的加强而非削弱。因为在俄国的农村，同样存在本土的地产主，如果对秦晖的《俄国农民史》有所了解，则不难想到“黑乡”这个概念，他们类似于东斯拉夫人自身主导的农村经济模式，有劳役租，但是人身限制不是很强烈，后来随着莫斯科统一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等地而终结，但是也是在16-17世纪才最终确立了农奴制后而消亡的。可以想象，这些在“账房”里掌握税收权力的“长老”或者“德高望重之人”都是些什么人了，他们会轻而易举的放弃自己手里的權力么？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是被纳入到整个庄园体系内了，罗曼诺夫王朝是真正确立农奴制的俄国王朝，也正因为此，俄国最终不是因为贵族叛乱而灭亡的，而是因为军队大多参与世界大战，经济崩溃而灭亡的，否则临时政府和布儿食维科是不可能打倒他的，真正灭亡罗曼诺夫王朝的不是内部矛盾，而是一战对国力的巨大消耗。
强化农奴制，可以将在留里克时期被削弱的服役贵族置于同原地产主转化的“庄头”、“管家”等真正管理税收的经济精英的矛盾统一体之中，这样强化农奴制不是强化庄园主的服役贵族，而是强化经济精英的地位了。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控制了一定的“宫廷农奴”，也就是直接受管辖的庄园，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构？因为如果完全是沙皇政府自己控制，那么必然会陷入到与经济精英的直接对抗之中，而控制这么一部分土地，则可以利用服役贵族，因为服役贵族并不能真正有效的控制庄园，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关系：沙皇利用经济精英在庄园里给军役贵族分权，极大削弱军役贵族的势力；军役贵族为了保有自己的收入，也愿意缴纳一部分的收入给沙皇，沙皇组织大军队帮助他们在必要时弹压经济精英可能的叛乱；军役贵族的服役与封赐帮助沙皇巩固自身对宫廷农奴和军队的领导力。所以农奴制越强化，管家庄头的利益就越大，军役贵族就越需要沙皇帮助自己以保住收入，他们就越愿意缴纳自己的庄园俸禄中三分之一左右的收入给沙皇，并给沙皇服役。沙皇就得到了最强的武力和最强的经济收入，沙皇与这两个阶层共享庄园农奴的利益，却要靠他们的相互博弈完全占有宫廷农奴创造的利益，所以沙皇可以集权，在这个意义上，罗曼诺夫王朝确实比留里克王朝在集权上更进了一步。 留里克王朝的军事集权比较混乱，伊凡雷帝的措施只不过强化了对服役贵族的打压，而忽略了对经济基础的控制，所以在无嗣后没人帮着王室，叛乱的人也多的很，甚至还和波兰人勾勾搭搭起来，狼狈为奸。莫斯科大公国的统一是建立在对内极度削弱军役贵族，防止推恩令的负面影响基础之上的，特辖制下对大贵族的严厉制裁与特辖军团的建立，使得留里克王朝几乎丧失了军役贵族的完全支持，而经济精英就压根没涉及到利益分配格局中，为了笼络特辖军团的小贵族，继续推行分封，中小贵族也瓜分了被集中起来的原大贵族的领地，留里克王朝是用小贵族取代大贵族、限制和消灭大贵族的办法来集权，而对于物权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分封是不合时宜的片面人事政治决策，而非纳入物权逻辑的决策结果，可见即便是莫斯科大公国，分封的思想还是深入人心，至于利用农奴制限制经济精英和军役贵族，并使之相互颉颃的思维，则几乎没有出现。贵族仍然会出现兼并和固化，这些利益固化和壮大了的原中小贵族如果演变为大贵族，那么他们又用什么来限制呢？
没有农奴制，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特别是随着叶卡捷琳娜以《贵族宪章》的名义“杯酒释兵权”，贵族虽然享受了世享官奉的好处，却被褫夺了本就不多的兵权，使得他们的利益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沙皇宫廷。他们是被“腐化”了，却也为了与事实上的经济精英竞争而不得不更依靠沙皇的權力，依靠的另一面就是支持。弱者代表强者的利益，而强者不会代表弱者的利益，强者和强者会为了利益而展开旷日持久的争斗，最强者喜欢利用弱者和次强者之间的关系去削弱次强者。俄国农奴的国家主义意识是欧洲最强的，这是西欧的庄园农奴所不及的。沙皇-庄园主-农奴是一整套的精神谱系，而沙皇-庄头-庄园主是另一套物权逻辑链条，农奴本身和庄头的关系也存在对立，所以农奴制不单单是物权的，也是精神的。庄园内的动员体系，庄园外的动员体系，庄园内外的物权博弈逻辑，三位一体的确保了沙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性。这是一个糅合了传统中央集权、农奴制基础上的有限分封与绝对君主制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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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