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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和占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实两者之间的逻辑差别是巨大的。拥有偏重于曾经拥有过，占有的潜台词更倾向于长期甚至永久占有。 但是，一说到“永久”这个话题，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比如历史上很多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很多王朝都追求功业不朽，很多名人都追求流芳百世……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追求功名利禄的有效期的问题。 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永久保质的东西呢？其实客观的东西是没办法去实现永久的，比如长生不老的寿命、千秋万代的基业、世代常青的政权等。但主观的东西是有的，比如思想、精神和文化等等。 臧克家诗云：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其实就是从辩证角度对生命和生命的价值一种阐述，也是关于“永久”的一种诠释。
总而言之，客观的生命力只能适度地去延长，没办法永久性去延续或者传承。人老了，很多器官的机能会衰竭；一个系统用久了，会慢慢出现诸多BUG；一个设备老化了，会因各种损耗而达不到精度要求……这些都是一个道理——自然之道。 潮涨潮落、花开花谢、日升日降，万物皆有始终，生命如此，政权也是如此。《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中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实就是陈述了政权更迭的客观规律。 那么，一个王朝或者政权的崩溃与消亡的成因往往是因为什么呢？这跟看病一样，要找出发病的诱因才行。也就是要从它的结构根源上去找问题。
以大汉王朝为例。当年刘邦打败西楚霸王项羽，给大汉王朝揭牌开张，其实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刘邦融资了六国贵族联合创业成功后，公司上市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家致富的，其实就早已决定了你必须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后续的经营管理。联合创业背后往往就意味着要联合经营，毕竟不是每一个股东都是那么高风亮节，只要点分红权，而把经营权拱手让人。 所以在汉初的权力结构之中，实际是“多权并立”的。老刘家的皇权是董事长，军功集团的相权是小股东兼总经理，老吕家的外戚势力是幕后投资者兼监事，刘姓诸侯王是董事会成员……这种股份公司的权力结构设计，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理得如此清楚了，我们还能怀疑古人的智慧吗？
但是，权力这玩意永远都是最难容忍共享的。一是人性的自私使然，二是风险防控的需要。所以，刘董事长得想方设法把各个口子的权力都尽量集中到自己手里来，这就是所谓“皇权集中”。我们看到汉初，老刘家、老吕家、军功集团、刘姓藩王之间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都是围绕这个事情而展开的。 皇帝说：我是大老板，必须我一个人说了算！ 其他人说：你想得美，公司我们都有股份，我们必须各司其职才能相安无事，要知道当初没有我们的投资，这个公司不可能上市。你老刘家别太不讲武德了。 西汉的皇帝慢慢消除各种权力隐患，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基本定型。刘邦同志就在有生之年把那些异姓王给解决了，自此外姓人不得入董事会。吕雉同志一路狂飙，又把董事会那些刘姓诸侯王给整了一顿，准备给大汉公司换法人代表了，但因其临终前动了军功集团的利益，被强怼了回来。文、景、武三帝用“列侯之国”、“众建诸侯少其力”、“削藩策”、“推恩令”等组合拳慢慢把尾大不掉的军功集团和诸侯王给弱化了。 也就是说，封建帝国的统治框架真正成型和稳定是在汉武帝手里。
但是，汉武帝这个人喜欢玩刺激，这位同志在搞定大汉公司一些内部问题后，全力以赴地搞了一辈子扩张，在他手里，大汉的版图拓宽了一倍，北方强大的匈奴被打趴下了，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帝国经济的财务专制管理模型。他那五十多年，是高空走钢丝的五十多年，好在上天眷顾，大汉公司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及时转向了，也就是后面有名的“昭宣之治”。 昭宣之治，其实在经营模式和理念上就是倒带暂停或者恢复出厂设置。汉武帝眼看大汉这个系统快要崩溃了，赶紧把公司托管给了霍光这个职业经理人，大汉公司的经营权再次有了“外人”的身影。 封建史上第一个独揽大权的权臣霍光并没有对不起他刘家的天下，保质保量的扛起了昭宣之治，在宣帝死后，前汉才开始缓慢的掉头向下，直到道德楷模王莽篡权。
王莽篡汉后进行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胡搞，在十多年间将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太平末世搅了个天翻地覆。 但随后，又有一个史上最强没落皇族开挂般的在十多年间将支离破碎的中华大地再次缝合上，又续上了大汉的国祚。 历史的轮回总是这么神奇，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他老祖宗刘邦时期的模样了。
刘秀显然也是一个历史通，在他和豪强阶级联合创立东汉公司的过程中，他以史为鉴，把他老祖宗刘邦创立的西汉公司梳理了一遍，就很快地搞清楚了两件事：第一，皇权是咋被人拱没的。第二，豪族有多大的能量和破坏力。 这位同志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好同志，针对这两个深刻认识，他后半辈子其实都是在做未雨绸缪的事情，怎么样才能保证他的子孙后代坐在皇位上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和威胁？怎么样才能把豪族的破坏力和威胁力进行约束或者捆绑。其实说穿了就是团结和教化两条腿走路，尽量把那些难搞定的人团结成自己人和礼仪道德等方式去教化他们，消除他们的暴戾之气。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东汉王朝最终也是按下了葫芦翘起了瓢，在压制豪族的同时，由于东汉王朝后来的皇帝连续短命的大BUG，外戚集团重现江湖，宦官集团横空出世，朝堂上下的权力结构又变得一团糟了，慢慢进化为士族的豪族忍无可忍之后，奋起给大汉公司换壳了。 两汉的皇权演变大体过程就是如上，都是由分权状态到集权状态然后再到分权状态。
但是，相信很多朋友看了这种笼统的介绍后，还是一头雾水。所以就再深入一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权力结构背后的运行逻辑吧。 大家还记得西汉的皇权是怎么被弄没的吗？是被王莽这个外戚给强行抢走的！那王莽为什么能抢走皇权，顶替一个公司法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哈！因为王莽是当时的大司马领尚书事，还是皇室的外戚。大司马握军权、领尚书事握政权，而外戚身份使得王莽能够迅速得到这个岗位。 大司马领尚书事这个岗位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这种军政大权一把抓的岗位其实在权力结构之中是相当不合理的，即可遇不可求的。当年如果不是汉武帝在特殊时期给霍光站台设置了这个岗位，它大概率不会正常出现在历史长河中的。所以西汉的第一次皇权实质性失去其实是汉武帝托孤霍光。
大汉的正常权力运行逻辑其实是这样的：最初的模型应该是皇权、相权并行，大致是皇权掌握军权和高级干部任命权以及普通干部与政务的审批权；相权掌握天下政务运作和干部任命的推荐权。 这个模型很好理解，军政分离、主次分明，拍板权、审批权和建议权、执行权分开嘛。简而言之，皇权是我们现在公司的决策层，相权则是各级管理执行机构。 相权是“三公九卿制”整套官僚机构的统称。所谓“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政事、军事、纪委三个领域的发言人，九卿就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但是，前面说了，皇权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一般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所以名义上的“三公”往往只会设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公，太尉这个岗位不常设，皇帝本人才是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不需要你太尉来装模作样。 另外，九卿里面的光禄卿、卫尉等掌管禁军的长官往往也都是被皇帝直接控制，比如吕雉当政时，控制禁卫军的人必须是吕家人；又比如汉文帝刚当上傀儡皇帝，为什么立马就安排自己的心腹宋昌去当“卫将军”，掌管南北军。这都是权力的默契，哪些岗位该是谁的人，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都是默认的。
那么，皇帝死死地抓着军权不放手，他就必须在政权上作出适当的让步，这样大家才能和谐相处嘛。你皇帝眉毛胡子一把抓，其他人怎么玩呢？所以，皇帝在政权上往往只是象征性地看看文官系统上报的文件和意见，适当给出批示意见，签字盖章就完事了。 举个例子哈！比如某公司要招一个人或者办一件事，它的正常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步是由下面的职能部门和办事人员写成报告，包括现状、原因等基本情况，第二步便是到总经理（主管领导）这里审批，他们会给出自己的意见，这个人能不能要，这件事能不能办？可行的话，应该怎么办，具体方案是什么。第三步便是向董事长汇报，有这么个事，怎么办我们都想好了，您看您同意不，同意我们就马上去落实。您要有什么不放心的，可以让纪委的同志来监督我们。正常情况下，董事长都会在总经理上报的文件上签字盖章的，然后交由御史大夫等职能监督部门进行风险辨识，再交给秘书办或者办公室这种文秘机构正式发文。
搞清楚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看皇权和相权这两套班子之间是不是需要一个信息传递的机构？这个机构在现在一般就是秘书处，但在汉武帝时期叫尚书，他们就是负责皇权和相权之间的联络和反馈工作的。 当然在这个流程之中，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大家去延伸和拓展。比如皇帝要给丞相下达什么文书、诏令，则一般由御史大夫寺起草，再经尚书送皇帝审批，皇帝盖章通过后由尚书登记，再下达御史大夫寺发往全国。这个跟现在很多公司的合同起草由公司法务来执行、盖公司章要先由法务确认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明白了，针对一件具体事务，怎么干？谁去干？干成啥样？花多少钱去干？全都是丞相的事。而皇帝只负责掌握绝对军事权力和政务上的同意不同意、可行不可行。底线和战略掌握在皇权手里，执行和战术掌握在相权手里。 比如说刘邦，他其实和项羽对峙的时候，总体上就是干了两件事：带着队伍不让项羽打死和萧何说想干啥他同意还是不同意。打仗的钱、兵、粮、装备怎么来的、萧何是找哪个部门要的、是抢来的还是买来的等等，他都不管，也很难管得着。
权力游戏也是一种游戏，它也是有它约定俗成的模式和设置的。为什么“军功集团”（小股东）对相权（操作管理权）那么在乎？因为皇家内部和公司安全问题他们不能掺和，事情该不该干的决策权也给了皇权，他们不抓住“怎么干、用谁的人”这些权力，那不变成纯粹的打酱油的了？ 这种分工合作的模式原本看起来挺美，各取所需嘛！但是，任何游戏玩着玩着就会有人不讲武德了，比如相权觉得自己牛逼了就不想老是汇报来汇报去，直接剥夺皇权的审批权；比如皇权觉得自己存在感还不太强，就直接干预相权的操作过程了。
汉朝的权力结构开始失衡就是在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他老人家要满世界开战，导致财务成本增加又要满世界搞钱，最后使得政务量指数级增长，因而对政务系统的办事效率不满意，开始亲自安排人强行介入。 死操匈奴的汉武帝其实就是实行了专制统治，比如匈奴问题的处理就变成这个样子：相权队伍建议不打，必须驳回，然后直接下令往死里打，卫青、霍去病你们替我把这事办了，要多少钱粮找丞相要，丞相你不能说你手里没钱哈，没钱自己想办法，想不出办法你就滚蛋，我只看结果不管过程，赶紧给我落实到位。印章一盖，你们分头去执行吧，不允许发表意见。 看明白了吗？汉武帝时期，相权中的建议权、布置权和任免权都被剥夺了，只剩下了“拿图纸干事的实施权”和“实施效果的跟踪权和监督权”，撅屁股干活就完事了。人家丞相一个总经理活生生被汉武帝干成了业务跟踪人员了，你说汉武帝狠不狠？
但是吧，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汉武帝把丞相手里的很多高级活都抢了过来，他一个人也是干不过来的。怎么办？秘书处、参谋团、智囊团这些机构的机会就来了，这就是汉武帝后来组建的“中朝制”，由亲信、牛人组成内朝，丞相领导的外朝只管执行就完事了。 比如卫青、霍去病这种军事大牛，桑弘羊这种经济大牛天天跟汉武帝坐屋里琢磨咱又该打哪了，该咋打，要用多少兵，哪个将用得顺手以及领导我又琢磨出个来钱的道，咱祭祖时把那鹿皮啊起个名字叫鹿皮币，一个四十万钱，不买就抄他的家…… 以“丞相”为中心的外朝官僚系统就此慢慢被边缘化了。 同时，因为大量重要的决策文件都被收到了中朝，尚书这个秘书岗位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了，以前他们是皇权、相权两边跑腿的，现在他们是代表皇权给相权下指示的，弄得他们不满意了，直接到皇帝那里去告你一状或者自己就代表月亮消灭你了。
但是有一说一，在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武帝本人的能力太强悍了，对很多事情都是门儿清，所以那些“中朝官”也没法翻天。太牛的老板，秘书一般是不敢过于造次的，因为伴君如伴虎，秘书自作主张是有很大风险的。 直到卫青、霍去病死后，岁数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的汉武帝依然不愿意在梦想和冲动的道路缓一下节奏，于是出现了“领尚书事”这个官职，类似于今天的秘书长，大小事情先由内朝官员讨论，再由“领尚书事”的内朝官向自己汇报提出意见，最后由汉武帝本人拿主意。这个“领尚书事”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原来的“丞相”了？内阁这个参谋机构是不是开始形成集中建议权甚至决策权了？
汉武帝去世时，继位的刘弗陵年纪尚小，为了能让自己选定的监护人霍光有足够的资本和实力去稳定局面，汉武帝一次性把所有权力通过“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个一连串的头衔全部转交给了霍光。人家霍光是皇权、相权二合一，军政一把抓，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除了没做公司法人，他比汉武帝之前的所有皇帝权力都大。 但是，权力这东西一旦扔出去了就注定后患无穷，因为你很难收回去了。霍光死后，明白人刘病已废除了“领尚书事”这一岗位，算是把政权拿了回去。皇帝再次集中了权力。 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皇帝集权没有问题，关键是你要一个人就能镇得住场子呀！你不可能一个人拽着权力但是却干不了事呀！到了汉宣帝去世后，这个问题就开始爆发了，继位的汉元帝搂不住了。
大家还记得汉元帝刘奭这个人吗？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劝他爹要重用儒士，结果被他爹一顿臭骂，连废了他的心都有了。因为重用儒士实际上是在帮相权恢复权力，汉宣帝好不容易把那点权力夺回来，结果这孩子不知道深浅，又要往外倒，难怪汉宣帝气得大骂。 汉元帝当政时，儒士其实反扑过一次，但是被外戚集团给扑灭了。心烦意乱的汉元帝干脆撒手不管了，谁赢了就归谁吧。最后，随着西汉后几任皇帝不管事，皇权逐渐开始流向了外戚集团，王莽最终能够篡汉就是因为如此。 总而言之，皇帝集权不是不可以，但是关键你这个皇帝要牛，没有那个金刚钻就不要揽那个瓷器活。否则，你皇帝把权力集中了，趁着你皇帝不给力，身边人很容易给你来个一锅端，所以，集中有集中的好处，分散有分散的优势。
回到王莽篡汉上来，这位窃国大盗其实还是相当聪明的。他对“三公”进行了一下改造，“三公”被改成了大司马、大司徒（丞相改名，级别在大司马之下）、大司空（御史大夫改名，级别在大司徒之下）。 这种改造有什么讲究呢？那就是级别调整。原来的大司马虽然手握最高实权，但在级别排位上还是屈居于丞相之下的，现在这么一改，大司马变成了三公之首了，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长。 等到刘秀团结豪族恢复汉室之后，相当于把当时的权力结构推倒重建了。以前的游戏已经被王莽玩死了，咱们重新洗牌，重新开始。局势又回到了汉初的状态了。
有了西汉两百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刘秀在重新布局权力游戏规则上其实比刘邦当年更科学合理。刘邦当年是慢慢按部就班地去收缴那些分散权力，而刘秀是软硬兼施地给那些元老们安排好福利政策，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回家养老、坐等分红。后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其实就是学的刘秀这一招。 关于刘秀对东汉权力结构的改造，说来话长，咱先不在这里展开了。总体的思路就是通过联姻、定期分红、政策优待等措施让那些当年参股东汉公司把手里的股份主动交给东汉的皇帝代持。
但是还是前面说的那个意思，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能力要求就有多高。 东汉在汉章帝以后，接二连三地出一些短命皇帝，这就直接导致这个权力游戏的根基立不住了。小皇帝不能亲政或者能力跟不上，皇权交给谁代管呢？皇太后嘛！皇太后很多事情没办法抛头露面或者亲力亲为，是不是只能委托外戚？外戚集团势力大了，皇权要搞平衡，是不是要扶持新的势力来抗衡他们？要么是身边的宦官，要么是外面的百官，可外面的百官谁是外戚的人，谁是忠于皇室的人，又很难筛选识别，最后只能就近选择宦官……戚宦之争就此开始，并愈演愈烈。 外戚和宦官在朝堂之上尽情地表演着，原本已经慢慢隐退的豪族（后来进化为士族）心里开始不得劲了，老子祖上和皇室一起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让你们一群小丑在上面表演？不信，我们要申请再次洗牌。 结果，戚宦之争变成了外戚、宦官、士族之间混斗，由于士族退出江湖已经很久了，很多东西都已经生疏或者中断了，所以前期基本上被外戚和宦官碾压。但是他们的底蕴和能量还在，重新回归到战斗模式并抓住有利机会的他们最后成了大汉权力游戏的清盘者。 上述便是大汉权力游戏中皇权的演变过程，两汉可以算得上两个小轮回，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轮回。
所以也希望大家明白，这个世界其实很少有什么永恒的或者一成不变的东西，大多都是动态的、轮回的。我们常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首先就把握住它的发展脉络，要能顺着它的脉络和规律去分析总结，这样才能真正切中要害和本质。 比如两汉的消亡和其皇权的流失，很多人都喜欢归因于某一个人，比如西汉的灭亡主要是汉成帝把心思都放到了赵飞燕、赵合德两姐妹身上了，东汉是亡于“桓、灵二帝”。或者归因于某一种表面现象，比如西汉亡于王政君家族的外戚专权，东汉是亡于“亲小人，远贤臣”。这些东西都从表面上来看，其实都没错。但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一个政权、一个家族和一个人的崛起与衰落，往往都是有更深远的前因后果的。抓住根子、找到源头，才能真正顺藤摸瓜地梳理出它的发展规律，才能在整体上做到“不惑”。 得到或者失去，终究都只是事物的一种表面形势，内在的演变规律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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