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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记载，禹之父鲧治水失败后，帝舜派大禹继续治水，同时还委派了伯益、后稷辅佐，其中周人始祖后稷主要负责后勤保障，是大禹治水成功的关键角色。 问题在于，后稷似乎生活在陕北、陕西西部，乃至甘肃一带，距离中原较远，那么他为何不远千里来到中原辅佐大禹治水？山西考古发现极端反常现象，不仅揭开周人起源问题，而且还揭示了帝尧后代的让人不忍直视的悲惨下场。
陶寺遗址：尧都，70%人口被替换 《汉书·地理志》认为“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就是今天的晋南临汾盆地一带。丹朱为传说中的尧子，他的始居地应该也在“尧都平阳”。 上世纪70年代，在山西临汾襄汾县汾河岸边、临汾盆地，考古果然挖出上古“陶寺遗址”。经过多方考证后，公认为最可能是“帝尧之都”。 然而，陶寺遗址的早期晚期之交，即公元前2100年以后的龙山后期，却有两个极端现象：
首先，陶寺遗址存在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极端现象，还有临汾下靳墓地、芮城清凉寺墓地的大中型墓葬也几乎全部被毁。显然，外来的战胜者极为残暴。 其次，锶同位素研究显示，陶寺晚期外来人口的比例超过70%，背后显然爆发过一场残酷的部落战争，陶寺部落战败，大部分被杀或沦为奴隶，战胜者迁移了大量人口过来。 问题在于，陶寺遗址事件到底是谁造成的呢？现代考古已经找到答案，就是老虎山文化的先民。
老虎山文化南下：成为陶寺新主人 1980年，在乌兰察布盟凉城县，考古发现老虎山遗址，拥有独特的双鋬鬲、细石器镞和卜骨等文化。后来，在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北部，考古发现类似的文化风格，于是学术界称之为“老虎山文化”。 距今4100年左右，中国气候变得干冷，北方农业环境变得异常恶劣，内蒙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聚落群骤然消失，与此同时黄河中下游出现老虎山文化因素。显然，在恶劣天气的趋势下，老虎山文化开始南下。
陶寺遗址的突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原本有斝无鬲的陶寺遗址，出现大量双鋬鬲（见上图）等，换言之陶寺遗址被老虎山文化攻占了，于是发生了上述惨剧。其中，通过考古细节对比，学者指出陶寺遗址晚期文化与位于山西中北部的忻州游邀遗址文化更相近，即老虎山文化中的忻州游邀先民灭掉了早期陶寺先民。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陶寺文化，还是老虎山文化，其实都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内部分支，它们又都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本身就是“华夏联盟”的一员。 下图，王湾三期应是大禹部落所在，北豳为传说中的不窋落脚地，豳地是周人公刘迁徙目的地，旬邑县西头遗址已经证实豳地，最终古公亶父从豳地迁徙到岐山周原。
文献“稷放丹朱”：破解周人起源 老虎山文化攻占陶寺遗址，在史书上有没有相应记载呢？《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豫西南丹水）”，又称“稷放丹朱”，所对应的应该就是这件事。 丹朱，帝尧之子，都城自然应在陶寺遗址。既然他被后稷“放”了，那么说明后稷占领了陶寺遗址。 以此来看，周人始祖后稷即发源于忻州游邀遗址，即周人源于山西中北部，距今4100年时遭遇干冷天气，于是南下攻打了帝尧故都——陶寺遗址，成功占领陶寺之后，后稷驱逐了丹朱，周人移居到了陶寺，这一事件就是“稷放丹朱”。
耐人寻味的是，稷放丹朱和禹征三苗在时间上极为巧合，让人不得不怀疑大禹与后稷之间存在某种约定，乃至大禹（位于洛阳一带）支持后稷攻占陶寺遗址。 由于后稷占领陶寺遗址，与位于洛阳一带的大禹势力相距不远，双方交流就相对便捷了，于是后稷才能辅佐大禹治水，辅助“禹征三苗”。如果后稷部落位于陕西西部或北部，乃至位于甘肃一带，那么无疑很难参与中原政治。
陶寺晚期文化延续了300年，在距今3800年时突然离开，向西北迁徙了。《国语·周语》记载：“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三国时韦昭用“太康失国”来解释“夏之衰”，或许周人不窋由此西迁，从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数百年之后，直到商朝武乙时期，古公亶父迁岐，由此奠定了周朝的基业。周人灭商之后，自称“我有夏”、“我区夏”，以承继夏统为荣，以夏人自居，表现出对“夏”的尊崇，否认自己是“蛮夷”，如此尊夏的原因，一方面他们本身曾是“华夏联盟”的一员，一方面他们祖上在陶寺遗址时与夏人有过良好的合作。 参考资料：《史记》、《尚书》、《古本竹书纪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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