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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对两个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中印两国古代的交往基本是和平的交往，“在几千年的悠长岁月中，我们两国人民只有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外交往还和经济来往，而从未有过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事情，也是我们两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事情。”[1]但事实上，中印古代文明的交流，和平友好固然是主流，但也不乏冲突乃至战争。和平与非和平的交流共同构成了中印古代文明交流的图景。本文主要探讨中印古代的非和平交流。 这里首先需要大致厘定一个概念，即古代中印文明交流的地理空间。之所以说“大致厘定”是因为，古代的国家和边界的概念和今天有很大差异，且历史上随着王朝更替，中印两国的历史版图经常变化，所以“精确的厘定”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尤其是印度，古代甚至从未完全统一过。通常学界提到“古代中印交流”的时候，这里的“中印”是指中华和印度两个文明板块而不是两个国家。那么中华和印度文明板块具体应该涵盖哪些区域呢？中华文明板块相对比较好确定，因为古代中国有相对明确的历史疆域，其大致与古代中华文明板块相对应，其“是以中国自成一体的地理空间为基础，以继承和联系着的各内陆王朝及少数民族国家的疆域为主体”[2]，包括“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以及“海上文明板块”[3]。而古代印度文明板块则主要包括古代印度文明孕育、发展并持续繁荣的主要地理区域，具体包括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德干高原、南印度以及南亚次大陆其他一些区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中亚的部分地区曾长期受印度文化影响，甚至在孔雀、贵霜王朝等时期也曾是印度主体王朝疆域的一部分，因此在伊斯兰化以前（即十世纪以前）被视为印度文明板块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本文探讨的古代战争即指古代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发生过的战争。 一、文忠攻罽宾  罽宾地图（图源：Wikipedia）战争是一种集体、集团、组织、派别、国家、政府互相使用暴力、攻击、杀戮等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在文明板块这个层面，战争是一种国家或政治集团间的行为。所以，在中印文明板块尚未有国家和政治集团的接触和交流以前，也就谈不上有战争。尽管中印民间交流的历史更加悠久，但官方的交流始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汉朝终于打通了通往西域、中亚乃至印度的交通。公元前59年，汉朝成立了西域都护府，其控制范围在鼎盛时期包括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这样汉朝的势力范围就与印度河流域与中亚地区的属于印度文明板块的罽宾、贵霜等国接壤，中国与印度文明板块的国家间交流于是大大增加了。武帝时期，汉朝经营西域及展开丝绸之路外交的主要目的是“制匈奴，重九译，致殊俗，广地万里，使威德偏于四海”[4]，其中“制匈奴”是首要目标。因此，汉朝在处理与丝绸之路邻国的关系时，特别注重安全和军事因素。此时的印度正处于孔雀王朝覆灭后的分裂时期，大月氏虽已迁徙到中亚地区，建立了贵霜王朝，但尚未开始大举征服印度河流域。此时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就是罽宾国。《汉书·西域列传》记载，罽宾国“户口胜兵多，大国也”[5]。汉代罽宾国的具体位置“应以乾陀罗、呾叉始罗为中心，其势力范围一度包括喀布尔河上游地区和斯瓦特河（Swat）流域。”[6] 《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中国与罽宾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罽宾国自恃离汉朝“绝远”，多次“剽杀”汉使。后来汉使文忠联合“容屈”王子阴末赴“攻罽宾，杀其王”。《汉书》中的相关记述如下： 自汉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侯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汉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7] 这就是中国史书记载的古代中印文明板块国家间的第一次战争。其中的主角罽宾国，在历史上颇为神秘，其控制的范围包括犍陀罗、呾叉始罗这样一些古代印度文明的核心区域，是个极重要的古国。但是中外史书中对其的记载却非常少，相对详细一些的就是《汉书·西域列传》，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也是语焉不详。薛克翘认为“'罽宾’是一个历史遗留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指向不同”[8]。在西汉时期，罽宾国先是印度的希腊化国家后为塞种人征服，而在唐朝，张毅考证罽宾国即迦毕试国（Kapis）[9]。而唐以后，罽宾国在中国的正史中就基本消失了。 汉朝对罽宾国的攻伐，主要目的是惩罚敌对势力，维护汉帝国在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控制权、“断匈奴右臂”，但从文明交流的角度看，其政治及安全的意义是暂时的，但对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却是重大而持久的。文忠立阴末赴为罽宾王后，“授印绶”，这样一来罽宾就正式成为了汉朝的藩属国，和汉朝可以正式开展“朝贡”“通市”等政治经济交流活动。根据《汉书》的记载，罽宾物产十分丰富： 罽宾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酒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虏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10] 罽宾成为汉朝的藩属国之后，和汉朝的朝贡以及贸易行为也便利起来了，大大促进了中印两个文明之间的物质交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琉璃的传入和罽宾有着重要的关系。中国生产琉璃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汉以前中国的琉璃主要为铅钡玻璃，这种玻璃“化学稳定性差、璧薄，在一般条件下不易保存”[11]，且生产成本高，无法和瓷器竞争，因而难以走入寻常百姓家。[12]而古代玻璃的制作技术以地中海地区最为高超，早期以希腊为代表，后来以罗马为代表。[13]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琉璃的制造技术也传到了印度，尤其是罽宾国，其前身就是亚历山大帝国留下的希腊化王国，因此其琉璃的制造技术非常先进。《汉书》记载罽宾产“壁琉璃”，“壁琉璃”就是琉璃，这也是中国史书中关于国外琉璃最早的记录之一。此外，据《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条记载，武帝宠臣董偃以“紫琉璃”为帐，“以玉晶为盘”，“玉晶，千涂国所供，武帝以此赐偃”。[14]这里的“千涂国”就是犍陀罗，汉武帝时期为罽宾国所属。而这里的“玉晶”实际上就是指高透光度的玻璃，《三辅黄图》记述董偃 “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同洁……侍者谓冰无盘必融湿席，乃拂玉盘坠，冰玉俱碎”。[15]《三辅黄图》的记载再次表明，汉武帝时期，罽宾对汉朝已经开始朝贡，同时贡品中已经有制作精良的玻璃制品。因此，汉代琉璃制品大量输入中国的过程中，罽宾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精美的琉璃器物通常是作为“贡品”敬献的，这和汉武帝时期罽宾被汉朝羁縻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月氏西迁与班超败贵霜 到了汉元帝时期，汉王朝因为罽宾“绝域不录”且再度杀害汉使，遂“绝而不通”。此后，罽宾在中国的史书中一度消失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贵霜帝国的崛起。贵霜帝国的创立者是邱就却（Kujula Kadphises），公元60年左右他南下占领了犍陀罗（Gandhara）和呾叉始罗（Taxila）, 贵霜帝国于是成立。[16]犍陀罗和呾叉始罗都是罽宾国统治的核心区域，贵霜帝国征服这一地区也意味着罽宾国的灭亡。关于贵霜帝国的建立者，学界有“大夏说”和“大月氏说”两种观点，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关于大月氏和大夏描述的差异引起的：  贵霜帝国地图（图源：Wikipedia）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顿翖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离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17]（《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翖侯。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18]（《后汉书·西域传》） 《汉书》与《后汉书》西域传的描述大体相似，但关于贵霜帝国的创建者，《汉书》的描写却容易产生歧义。尤其是第二句“有五翖侯，一曰……”这句话没有给出明确的主语，到底谁“有五翖侯”？既可以理解为大夏有“五翖侯”，也可以理解为大月氏有“五翖侯”。余太山等学者认为，“贵霜王朝之前身为原大夏国的贵霜翖侯，则贵霜人可溯源于大夏。”[19]杨福学等学者梳理了各种史料，认为“凡此种种，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足证贵霜王朝的建立者为大月氏而非大夏。”[20]笔者赞成杨福学的观点。因为两汉和大月氏以及贵霜王朝的外交及民间联系一向是比较密切的，汉朝的官方及民间记载一贯把贵霜称为大月氏，而贵霜王朝对此也并无异议。在古代中国，贵霜即大月氏是一个历史常识，后世史书通常都称贵霜为大月氏。“大夏说”虽然颇具颠覆性，但是很多关键点缺乏充分证据的支撑，比如：假如贵霜源于大夏的话，既然大夏为大月氏所灭，为什么贵霜崛起后为什么还要顶着仇敌的名号？且《汉书·西域传》也提到大夏“民弱畏战”，何以后来能够一统五翖侯，征伐四方，建立庞大的贵霜帝国？因此，“大夏说”不足以推翻两汉对贵霜的主流描述，两汉官方对贵霜的了解肯定比今人更详实，而《汉书·西域传》的歧义更可能是由于句读问题造成的。“共禀汉使的是大月氏及所属五翖侯，果若是，则中华书局版《汉书·西域传》大月氏传记第三段应重新断句和分段：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21] 大月氏本是居住在中国河西走廊的古老民族，后来迫于匈奴的压力而不断西迁，然后征服了大夏，建立了王庭：“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22]贵霜王朝后来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一大部分，建立了帝国。这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地区，然后征服了印度文明板块相当大的一块区域，接受了印度文化，建立了帝国。从文明交流的角度看，这也是古代中印文明交流融合的一个经典案例，但这种融合最初是通过战争进行的： 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23] 贵霜帝国和汉帝国的关系总体上比较友好，但是在贵霜帝国强大以后也曾和汉帝国争夺过西域的控制权。公元90年，贵霜副王谢带兵七万进攻当时东汉的西域都护府，但是在班超的率领下东汉联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败贵霜军队。经此一役，贵霜被汉朝的实力所震慑，再也不敢图谋西域，因而和汉朝的友好关系也就一直维持了下去。关于这段历史，《后汉书》有如下记载：  班超像（图源：Wikipedia）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庶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24] 贵霜和汉朝的密切交流对中印两大文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国文明来说，影响更显著，其主要原因是佛教的东传，大月氏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季羡林考证“佛”这个词是从吐火罗语译出的[25]，吐火罗语正是贵霜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使用的语言。此外，中国最早的佛教传经记录也和大月氏有关，《三国志》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26]也就是说大月氏使臣伊存，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口授《浮屠经》给景卢，这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同时，“关于东汉时期的佛教东传的记载颇具神话色彩，但大都与大月氏或贵霜帝国有关。”[27]汉明帝时期来洛阳白马寺弘法的摄摩腾、竺法兰实际上也是大月氏人。“据佛教典籍等相关资料看来，从后汉至宋，大月氏来华译经的僧人有支娄迦谶、支谦、支矅、支法度、支道根、支施仑、支强梁接、摄摩腾、竺法兰、昙摩难提、僧建、实叉难陀、弥陀山、道泰、竺法护、聂道真、聂承远等17人。”[28]伴随佛教东传而来的哲学、文学、雕塑、绘画、音乐、医学、天文学等等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中华文明通过大月氏对印度文明也有影响，只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其具体影响难以考证。但是大月氏原本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必然受到中华文化很深的影响。这一点已经有考古证据可以证明，1978年阿富汗“黄金之丘”的考古发现表明，大月氏的贵族墓葬中有很多具有中国元素的陪葬品，“这批墓葬里有大量龙纹、熊纹和车马图元素与中国有关 ；另外有反映龙的崇拜事例，这在其他游牧民族里面是没有的。”[29]因此，贵霜文明实际上是一种混合文明，它混合了印度、中国、中亚游牧部族等多种文明元素，而它在印度的统治必然也把中华文明的一些元素带到了印度。 三、王玄策擒阿罗那顺 两汉以后至隋朝，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经营也大大不如两汉时期，虽然仍有来往，但已无法像汉朝那样较稳定地控制西域，因而和印度文明板块国家的政治联系就大大地弱化了。这种局面一直到唐朝才有根本性的改变。630年唐朝平定了东突厥，后来又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打通了通往中亚的道路。唐朝和印度文明板块国家的政治外交联系就更加密切了起来。尤其是玄奘访印，大大推进了中印的外交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促成了中天竺国和唐朝的通使。《新唐书》记载：  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敬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30] 随后中天竺国和唐朝频繁通使。唐太宗第三次遣使中天竺时，任命王玄策为正史，当他到达中天竺国时，戒日王去世，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篡位，劫掠了他的使团队伍。王玄策逃至吐蕃西鄙，檄召各国军队，吐蕃、泥婆罗应召派军，王玄策领着联军返回中天竺国，大破阿罗那顺，擒之以归。关于王玄策的这段经历，《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记载： 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乃尽发胡兵以据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王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至灭，莫不由之。”拜玄策散朝大夫。[3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 二十二年，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据玄策。时从骑系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招邻国兵。吐蕃以千人来，泥婆罗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荼缚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禽之，俘斩千计。余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击之，大溃，或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有司告宗庙，帝曰：“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擢玄策朝散大夫。[32]（《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 目前学术界比较倾向认为王玄策曾经四次出使印度[33]，而擒阿罗那顺发生在他第二次出使过程中。他在万里之外，消灭了首先挑起冲突的篡位政权，恢复了大唐和中天竺的友好关系，且几乎没有动用中原王朝的一兵一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王玄策第二次出使返回，是贞观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48年。这时唐王朝的政治军事影响力接近鼎盛时期，可谓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尤其是公元641年文臣公主入藏，唐蕃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所以王玄策才有在吐蕃西鄙檄召各国、绝地反击的可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玄策檄召的联军部队不止包括吐蕃、泥婆罗两国的部队，还有一个印度东边的小国章求拨国也发兵助阵，《新唐书》记载该国：“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职贡不绝。” [34]王玄策能在万里之外、绝境之中，不辱使命、不堕国威、建功立业，这和初唐时期唐朝的政治军事影响力有关，但王玄策出色的意志品质以及杰出的外交、军事能力也是关键因素。有学者贬低王玄策“擒阿罗那顺”的历史功绩，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然而，官方史料中记载的王玄策借兵获胜、京城献俘，很可能与事实情况不符。王玄策以三十骑使团借三国之兵，'檄召邻国兵’的说法不足以证明王玄策对于三国军队具有领导或指挥的权力，亦无法排除三国趁天竺国中大乱之际率军南下、攻城略地的嫌疑？据《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贞观二十二年）吐蕃赞普击破中天竺国，遣使献捷。’献俘者并非王玄策，而是吐蕃赞普。泥婆罗国是吐蕃的附属国。因而，这场名曰王玄策借兵破阿罗那的战役，事实上更可能是吐蕃、泥婆罗等国借援助王玄策之名，站在本国立场上对印度发起的一次战争。”[35]“据复旦大学孙英刚教授分析，王玄策使团三十余人，且大半被阿罗那顺俘虏或杀害，没有率领三国军队的威信和实力，亦无法押送一万二千俘虏和三万牲畜。战争的性质并非大唐与天竺乱臣交战，而是吐蕃与泥婆罗等国联手入侵中印度。沈丹森教授认为阿罗那顺很可能袭击了中国使团，或是因为担心中国使团干预羯若鞠阇国政事，或是为了劫掠财物，并提出对汉文史料中阿罗那顺篡位叙述的质疑，认为这是史撰者为了突出大唐在战争中的正义性而进行的杜撰。”[36] 针对上述观点，笔者有下述看法： （一） 关于王玄策是否有对联军的领导权的问题 上述学者怀疑，王玄策一个“光杆司令”是否有调动诸国军队的权力，这纯属多虑了。王玄策的身份是大唐的大使，代表着大唐，在汉、唐国力鼎盛时期的中国，大使的权威是由国家军事政治实力背书的，藩属国轻视甚至侮辱大使往往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前文提到的文忠攻罽宾，起因就是罽宾残害汉使。汉朝的两征大宛、“虽远必诛”都和使臣受到侮辱有很大关系。到了唐朝，藩属国和宗主国间有战时援助和保护的义务，而藩属国遵守藩臣礼是一个基本要求。“不守藩臣礼”是唐朝严厉惩罚藩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高仙芝灭石国之战就与此有关。[37]当然当汉唐国力衰败时，对藩属国控制减弱，其无礼、逾矩甚至反噬也是常事，但玄策使印时正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顶峰，大唐天子的使臣对周边国家的号召力是非常强的。因此，王玄策的使团在遭到阿罗那顺的劫掠和杀害后，檄召各国，那么大唐的藩属国就有义务回应并且支援。另据陆庆夫考证，王玄策几次出使都是走的蕃印路线，“王玄策求援的行踪既说明他第二次出使路线仍是沿西藏—印度路，同时还告诉我们作为唐帝国使节的王玄策已经在这一线树立了较高的威望。”[38]上世纪90年代西藏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也可证明此观点。另外作为大唐的代表，王玄策获得联军指挥权也是理所当然的，新旧《唐书》对这一点的描述是很明确的。 （二） 关于到底是谁献捷的问题 《旧唐书》的确提到了吐蕃献捷一事，但还提到王玄策“俘阿罗那顺以归”。擒阿罗纳顺的军事行动是联军集体行动，战后瓜分战利品，然后各自献捷毫无问题。《旧唐书》在泥婆罗条和章求拨国条目均提到了他们助玄策讨伐阿罗纳顺一事，看来献捷的还不止吐蕃，泥婆罗和章求拨国很可能也献过捷。而讨伐战的最大战利品——阿罗纳顺归王玄策所有，也说明联军的指挥权是在王玄策手里。 （三） 关于俘虏的处置问题 《旧唐书》《新唐书》的确提到了“虏男女万二千余人”，但是并没有提到把这一万多俘虏都押回大唐，同时明确地说“俘阿罗纳顺以归”，“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所以俘虏押送问题并不能成为质疑王玄策事迹的证据。王玄策押赴长安的应该只是阿罗纳顺，或许包括其家人及参与篡位的重要人物。王玄策并无必要把一万多人全部押回长安。至于大部分俘虏的去向，最大的可能是被吐蕃带走，因为当时吐蕃是奴隶制王朝，战俘是奴隶的重要来源。至于所获牲畜，主要用于犒赏士卒所用，不足为论。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关于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擒阿罗那顺一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且内容都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代的或其后不久的其他文献也都能印证之。因此，新旧《唐书》对王玄策事迹的描述是可信的。如欲推翻之，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而不是靠主观推论。事实上，由于印度人不爱记录历史的传统，印度的历史给今人只能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而中国的史料，对于勾画这个轮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其并不完备，但这已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可靠的线索。 王玄策多次使印，对于古代中印文明交流有着重要贡献，如取回制糖法、传《道德经》于印度等，季羡林等学者对这些问题已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四、赤松德赞征天竺 中国的西藏地区属于“雪域牧耕文明板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地区紧邻印度文明板块，在古代中印文明交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历史上西藏地区和印度文明板块区域也有过战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吐蕃王朝鼎盛时期赤松德赞（742-797）曾经大举入侵恒河流域。赤松德赞是和松赞干布、赤祖德赞并称的吐蕃三大名王。[39]吐蕃王朝在赤松德赞在位时期国力达到顶峰，在文化上赤松德赞大力弘扬佛教，在军事上不断向四处扩张。在吐蕃历代赞普中，以赤松德赞之武功最盛，其治下疆域也最为辽阔。[40]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762年赤松德赞开始兴建桑耶寺，但苦于佛塔内无供奉之物，于是发兵天竺，击败摩揭陀国，取回了佛陀的舍利，同时在恒河河畔立碑和铁柱，并以恒河为界派兵驻守：  赤松德赞像（图源：Wikipedia）复次、五佛塔内因无供奉礼物，赞普遂问阿阇黎，阿阇黎道：“于摩揭陀国国王的七座宫门之内，有一塔，名为达如孜托（dha-ru-tse-do)，其间有未生仇缘王（rgyal-po ma-skyes-dgravi-skal-ba）所放置的如来佛之舍利，数量为摩揭陀国的“斋”（重量单位），共重一克”赞普为迎请（这些舍利），遂决定：凡吐蕃已长鬃之马全部立即备鞍，并加以集中，于桂之帕日（mgos-kyi-phagri）待时（出发）。是时阿阇黎担任向导，荒凉吐蕃之骑兵起程，在贝莫贝塘地方（dpal-modpal-thang）点兵，共有骑兵一千四百万人。随后进兵天竺边地（rgya gartha-khob)。当地国王惊恐，并说道：“像如是之荒凉吐蕃骑兵、怎么变成了童子军、战车兵及大象兵呢?”于是便在宫堡的门上悬挂起吐蕃王的靴子，并与其臣工眷属一起从其下钻了过去，同时说道：“我的国土现在置于赞普你的（权力）之下，并且献纳地租及岁贡物品。”于是（吐蕃使依言）接收权力。继之又涉过恒河（chu-gangkva)，乃进兵摩揭陀国。所有摩揭陀人将各种财宝送往乌仗那之布日山（ao-tyan-pu-ri)，而各类人等则逃往东天竺（rgya-gar-shar-phyogs)。由于已无须交战。遂之便向吉祥金刚座（dpal-rdorjegdan）及菩提树进行供奉，并迎请供物……继而在恒河河畔派遣四名吐蕃人（驻守），从此处以内则为吐蕃地界（bod-kyi-sa-bcad)，并命令在该地立石碑一通（vdir-rdoreng gyiscig) 再者，据谓（吐蕃）众人于沙穴处立一铁柱（lcags-kyi-ka-ba-btsugs)，但后来被勃律军队将此铁柱毁掉(bru-shvidmaggis-de-bshigpa)，然而未能毁除，尚有被火烧熔的残余存留下来……[41] 《贤者喜宴》为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1504-1566）所著，“巴卧·祖拉陈瓦一生治学严谨，于史实探微求源，尤为重视原始资料之篑集，有其他史籍所不及者。”[42]而其所著的《贤者喜宴》，“考证精当，而且史料丰富、可靠，很多史料可与汉文史籍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今天，国内外藏学界已经视这部历史文献为研究中国历史和西藏地方史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43]如果按《贤者喜宴》所说的那样，赤松德赞征伐天竺不仅打败了中天竺国，还曾统治过恒河平原的北部地区。关于赤松德赞征天竺一事，还有别的藏文史料与其印证，藏文史籍《国王遗教》记载： 住于南方印度之王拉札达尔玛贝及札乌本二人，俱下令停止战争并献出土地，印度王国臣属于吐蕃，彼等入贡印度之宝物，定期奉献九式美食。上下印度二王，俱决定接受吐蕃之政令。[44] 《国王遗教》是藏传佛教《五部遗教》之一，属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文献，传说是由莲花生大师等人秘密伏藏的，几百年后由掘藏师掘出，向世人传授。[45]而莲花生原本就是印度人，且和赤松德赞有密切的接触，如果《五部遗教》真是莲花生所伏藏，那么这段话的可信度极高。另据著名藏学家图奇考证上述文字中提到的印度王拉札达尔玛贝为赤松德赞同时代之人，可见《国王遗教》所言非虚。[46] 两部史书的史料相互印证，可以基本确定赤松德赞征伐天竺一事确有其事。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王朝虽处于鼎盛时期，可是在赤松德赞去世后，吐蕃王朝迅速走向衰落。所以赤松德赞虽曾短暂占领过恒河以北地区，但是占领的时间并不长。 赤松德赞征天竺一事对于中印文明的交流也有重大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藏地大力弘扬佛教。“赤松德赞兴佛之具体措施，计有派人赴印度、汉地邀高僧，请经典，建桑耶寺以为倡佛根据地，颁布桑耶寺崇佛誓约署名诏赦，立佛教为国教，建立僧伽制度，学习梵语广译佛经等。”[47]必须指出的是，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对佛教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拿来”，同时佛教的藏地化，也融合了西藏本土宗教文化的很多元素。 五、结语 前文梳理了古代中印两大文明板块间几次对文明交流有着重要影响的战争。实际上中印文明板块间的战争非止这几次。譬如，蒙古西征消灭花剌子模时，曾经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的继承者札兰丁，深入印度河流域，后来因天气炎热被迫撤兵，但是这次行动较短暂，且对于文明交流而言其影响并不大，所以本文未做深入讨论。此外，唐朝和吐蕃争夺大小勃律的战争，这里也需略作探讨。初唐至盛唐时期，唐朝和吐蕃在西域的争夺非常激烈，其中，勃律国的地位非常重要。勃律国最早出现在《汉书》中，初唐时分裂为大小勃律，大勃律主要包括今天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坦地区，而小勃律主要包括吉尔吉特地区，由于其扼控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因此战略价值极高。唐朝和吐蕃为了争夺勃律曾发生多次战争，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开元十年（722年）张思礼征小勃律、天宝六年（747年）高仙芝征小勃律、天宝十二年（753年）封常清征大勃律。虽然从地理位置上看，勃律国的主体部分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但是在唐初，勃律国更多的时候是大唐的藩属，文化上也深受包括藏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影响。且唐朝对勃律的军事行动主要是针对吐蕃和亲吐蕃的势力，因此这些战争其实应该算作是中华文明板块的内部冲突，本文也就不再详述。  大小勃律（图源：news.sohu.com）总体上看，古代中印文明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其主流是和平的交流，但也有过战争。古代中印文明板块间的战争中，中华文明板块国家往往占据优势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密切的官方交往，往往发生在中华文明的强盛期，比如汉、唐时期。而古代印度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分裂状态，所以古代两个文明板块国家间的战争，中华文明板块的国家基本都是优势的一方。甚至在汉唐时期，罽宾、天竺、勃律这些古国都曾是汉、唐的藩属国，也被纳入了朝贡体系。中印文明板块国家间的战争，对文明的交流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往往起到了扫清阻碍两大文明板块交流的政治和地理障碍的作用，使得东西交通更加便利，官方及民间的往来更加通畅，从而大大促进了文明的交流。这种交流既有精神的交流，如佛教东传、老子西传，也有物质文明的交流，如琉璃和制糖法的东传。这是中印古代文明的交流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便是非和平的交流也大大促进了和平的交流。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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