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没有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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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

说中国缺乏从0到1的能力，即所谓的发明、创新的能力，说我们擅长的是从1到10，擅长的是应用和推广，也即是普及。

这种说法，不符合常识——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更有无穷无尽的其他发明，都证明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证明了我们从来不缺从0到1的能力。

事实上，不管哪个国家，都不缺从0到1的能力，发明创造、是个人都会，也就是说从0到1的能力，谁都有。

但是这个1到10，就难倒了绝大多数人。从时间进展上，而从10到100，又是没有那么难的；100到1000则又开始犯难了，然后从1000到10000，又是没有那么难的，……可以说，

1）量级和困难的分布上，就像010101……这样的分布，易、难、易、难……

2）但从一个量级到下下一个量级，甚至从一个量级到下下下一个量级，就存在了巨大的问题。

3）从现成的一个量级到下一个量级，是不那么难的。

这里，似乎存在着瓶颈问题，一个量级一个瓶颈，打破当前瓶颈的基础、意识、技术和能力，似乎难以打破下一个瓶颈。

我们一定是存在着大量的从0到1的东西，但只是没有人问、没有人把它从1突破到10000而已。我们只是前进的不够深、不够广而已，既向上前进、也向下前进。

问题：为什么存在瓶颈？

一、 从结果看

毛主席：第二个否定的结果，再归于最初的东西，然而性质与数量变了。

打破第二个瓶颈，正是第二个否定，结果是最初的东西、性质、数量全都变了。

就我们看我军历史，从1000到10000，朱毛就可以做到，然而从1万到10万，就需要一个巨大的团队、并且陷入了一个强噪声环境中，结果这个巨大的团队反而使队伍从10万变回了1万。

在结果上，1万到10万，形成的是苏维埃政权；1万到100万，形成的是三三制政权；在新的结果下，再归于最初的东西，当初的性质和数量全都变了。

二、从基础看

毛主席：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

当要进到下下一个量级时，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

当从1万再到100万时，整个的基础全变了——从基于土地革命、到基于减租减息，从基于倒蒋战争到基于抗日战争。

这种基础的转变，这种性质的转变、数量配比的改变，就造出了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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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没有瓶颈？

毛主席执行了三种标准化，而标准化之后、是普适的，是没有瓶颈的。

毛主席：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

这是一个标准化的办法、也是标准化的出发点。

一、超脱的能力——向上标准化

超脱出具体问题、从具体事务中超脱出来，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这其实是一种对问题和事务向上（理论的、基础的）标准化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繁荣，在科技上表现为基础科学的发达。

在具体的实践中，由基础哲学出发，

毛主席：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

这是普及和发展的精髓，这是一种由一及万的能力、也是一种由万及一的能力。

比如，

毛主席：中央准备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徐老一人。

在这里，毛主席就从方法中向上标准化出政策和策略这些客观的、一般性的东西，而研究政策和策略的科学，就叫做博弈论。

1）“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做准备，但不抛弃好的可能性”， 这个策略在博弈论里叫max-min策略，即最大化最小值策略。而这个策略，可以从辩证法推理出来。由这个策略又可以推理出许多策略。

2）“有利、有理、有节”，更是特殊条件下的多回合囚徒困境博弈策略。而这个策略，也可以从辩证法推理出来。

比如，

我以一个旅迟滞其行动，争取时间，占领霍、灵，创造战场，待胡军再向北进时，各个歼灭之。……应集中兵力歼灭向我军进攻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我集中兵力之程度最好四比一，至少三比一。

假如没有创造战场，直接硬碰，说明并不能歼灭之，创造战场这种做法，按数学上的说法，这是一种概率论，创造战场本身是提高基础概率，通过更高的基础概率弥补自身概率（战斗力）不足，从而获得最终的高概率——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

比如，

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这里，毛主席就从结果里标准化出普遍性的条件——即基础，在后续的行动中，只要使工作达成这些条件，即是建立起了新的基础，然后就能使得存在和发展。

从各种纷繁的信息中，按照依赖频率、抽取高频依赖的东西，成为具体的条件、由这些条件构成一个基础，这本身也是一种标准化的过程。

这种分析方法，按数学上的说法，这是一种傅立叶变换。

而这种傅立叶变换得到的这些条件的组合，就构成了基础概率。

所以，对成功的事情进行傅立叶变换，就得到了这件事情的基础概率。这种基础概率的概念，可以由辩证法推理出来。

而基于矛盾论，对两种可能性做准备，则是符合了进化论。

1）未来始终有两种可能性，而只有一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性，那么，让自己处在能对付这两种可能性的位置上，则不管哪种可能性来了，都能适应；

2）反之，如果只准备了其中一种可能性，那么少另一种可能性来了，就会被淘汰，那就是不适应环境。

3）而通过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就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基因，这些基因就让庞大的组织有了准备坏可能性的能力。

这种进化论的观点，也可以从辩证法推理出来。

一个是集古典封建于大成者，一个是用科学，科学打败封建，不是必然的吗？

周总理：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

所以，向上标准化、用数学来描述，就会得到基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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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系的能力——向下标准化

联系具体问题、各项具体事务，在共同性上出发——这其实是一种应用能力、是在具体场景中向下（应用的、结果的）标准化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繁荣，在科技上表现为全球化的发达。

比如，这样一个原则，

你们不要打击一个害病的人，必须打击这个人的疾病。

毛主席会把这个原则，普及应用到各种场景、各种对象、各种行业领域。

比如，对敌军，只对最顽固者予以消灭，释放下面的普通士兵和低级军官，并且大量的补充这些人到自己的军队中来。

比如，

首先把敌人的指挥机关打掉，其他队伍也就垮了。

在进攻敌人的时候，重点从敌人的指挥系统加以打击，结果就大量的俘虏敌人这么多军长、师长和旅长。

比如，对自己人，就是打击这个人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发动整风。

比如，对美帝，更是要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比如，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

比如，

要向群众说清楚，不是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集团及其阶级。

这些所有的场景 ，都与这个原则联系起来了，并有对应的应用和处置，具体化成一个个不同的子策略。

古代中国人发明了很多东西，只是联系的场景不够多，没有能够突破行业和领域的限制，而主要的原因正是向上标准化不的足，以致限制了向下标准化的空间和灵活。

其结果是，井冈山弄得，延安弄得，中国弄得，国际竞争也弄得。基本上没有出过国，没有留过学，但不存在任何瓶颈。

因为本身标准化的东西就是科学的具体化。

而这种把一个原则、原理在应用端的普及，这种能力的繁荣，在科技上表现为全球化的发达。

三、口号化。

通过把众多的政策和策略、目标和服务，又进一步的实现了口号化，这是又一种的标准化——正如一个商品集成了众多标准和具体联系，但最终要留给人一个印象，这个口号正是对应这种印象。

在现代，“定位”就是一种特殊的口号化、“愿景”就是一种特殊的口号化。

再回到开头那个话题，我们并不是缺少从0到1，而是标准化的能力不够，而是普及能力的不够——把一个标准普及到各种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