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为祥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在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绍兴闭幕论坛 上， 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以《 宋明理学的三种知行观 》为题发表了精彩演讲。丁教授认为所有的理学家都生活在三种知行观中：先知后行，知行合一与行先知后。 今天，小编就与大家分享丁教授的精彩见解。  宋明理学的三种知行观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理学、气学、心学、心本论这些就成为我的研究重点。这些学术概念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比如说所谓的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往往是抓住一个理学家运用最多的概念，或者作为一个他的思想体系的出发概念进行分析。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发生过争论。我觉得，在特殊条件下，其实是可以重新进行分析的，我便自己提出另外一个分析，就是说抓住它们的出发概念，抓住它们用得最多的概念，即便有时不一定把握到一个思想家的特殊性。 我们从知行观入手，几乎可以把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把握得非常规整。整个宋明理学就是三种知行观，而所有的理学家都生活在这三种知行观中。一是程朱的先知后行的知行观，二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第三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行先知后的知行观。从这个角度入手，我发觉所有的理学家都在这三种知行观的涵盖之中。我的思路大概有三个部分。 首先说宋明理学知行观的行，这要从《中庸》和《大学》说起。隋唐是三教并行的时代，而在隋唐时代，尤其在唐代，率先重视儒家经典的，不是儒生，反倒是佛教。佛教率先发现《中庸》的价值，紧接着发现了《大学》的价值。通过《中庸》诠释出来，一个叫“自诚明”，一个叫“自明诚”。《大学》是儒家之学，所以在不同的《大学》版本中，佛教抓住了《大学》的格物，“格物而致知”等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也就是说在提出知和行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暗含着所谓的知行合一，但是这个知行合一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完全是两码事。这样一种思想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体系，也把朱子的知行观概括了三点，论证得非常好。比如朱子的知行观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律，就是“知”必须具有明确的特性，如果不“行”就不是真正的“知”，那么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行”，那么他到底是真知，还是假知呢？  王阳明38岁提出知行合一，并且一生都在讨论知行合一。但是王阳明的这个知行合一，却不敢沿着程颐和朱子的路去走。如果沿着这个路走，必然是不对的。阳明的知和行、知行合一，虽然是针对朱子而提出的，但他另外有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就是《中庸》、《孟子》、《大学》一再强调的内容。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规定，王夫之一眼就读出来——其知非知，而其行非行。也就是说他说的知和行，既不是一般人认为的知，也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行。王夫之的这一观点，是非常准确的。 如果要说一下王阳明的知和行，那么阳明的本体就是良知，凡是这个良知指向内在的自觉，都叫作知。所以王阳明通过《中庸》、《孟子》、《大学》，把程朱的先知后学理论扭转到内外系统上来，这就是王阳明34岁第一次开宗明义时倡导的。这才是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送佛送到西”，扬善一定要落到实处的意思。  第三是王夫之的行先知后。通过实践的方式，我们看到雪花落在袖子上，看到雪花是六边形——这是以行的方式来生成知，并且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王夫之后面“批评”王阳明，实际上并不是针对王阳明，而仅仅是对其做了一个逻辑归纳。虽然王夫之的各种“批评”不是真正的批评，但他是明确地站在气学的立场上，从客观认知的角度讲知和行的。他因为王阳明道德立场上的知行合一，而把后者推到佛教禅宗里面，这一点是不当的。 接下来，我从自己的角度评点一下。程朱的先知后行的“知”是认知之知，它的“行”是道德实践之行。那么从认知之知，能不能达到道德实践之行，这当中有太大的距离。一方面的支持再丰富，也绝不能保证人有相应的道德实践。王阳明确实抓住了这一个问题。 王阳明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把道德良知落实到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愚夫、愚妇的心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既有指向内在的意念，又有指向外在的，所以你的内心世界到哪儿，你的外在世界就可以到哪儿。所以，阳明的知行合一，优点很大，是非常了不起的。 再后来王夫之是真正地站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分析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以认知的方式认知道德之善。所以，我把以上内容概括为两点：一点是王阳明最容易犯的错误，还有一点则是王夫之最容易犯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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