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后”女性作家计文君数年前印行了精心结撰的学术专著——《谁是继承人：〈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12月）。书中正式提出“《红楼梦》范式”，希望由《红楼梦》小说艺术的后世继承，折射现当代小说叙事发展每个阶段中主流的创作倾向和突出的问题。 到了2021年，她又出版《曹雪芹的遗产：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界》，继续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西方现当代小说观念作为考察参照系。 眼前摊开的这本后者的“姊妹篇”，同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曹雪芹的疆域：〈红楼梦〉阅读接受史》，封面清新庄雅，更兼让我读来津津有味，快意恬然，欲罢不能。 光绪朝举人均耀的笔记《慈竹居零墨》曾记述：“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馀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均耀《慈竹居零墨》，《文艺杂志》1918年第8期） 繁体字形的“经”少三曲，即成“红”字。据说，“红学”这一术语正由此而来。而计文君的大著并未自我设定“解谜”“揭秘”的书籍定位，也没有标榜承续王蒙、李国文、刘心武等人的“作家红学”脉络，可在我看来，该书至少在三个方面具备可圈可点的价值意义：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著者在高度驾驭、稔熟于心各种文本、文献与学术史材料的基础上，采取平易如诉家常的叙述语调。这一鲜明特色令全书既充分吸收代表性研究成果，又没有当下习见专著那玩弄术语、框架而以高深文饰浅薄的习气。 作为《红楼梦》的早期读者之一，清宗室永忠的《延芬室集》中以诗注形式引用了瑶华的言说，“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778页） 正如计文君所言，区区“碍语”二字，“惹下后世汗牛充栋的笔墨官司：到底是'绮语’还是'反语’，两边都是深文周纳，振振有词。”（本书第15-16页）对此，她没有纠缠于前人的纷纭聚讼，而是提出个人“朴素”的理解——“碍语”就是碍口、让人不好意思的情话。 之所以著者能在研究状况的盘点与个人意见的表达两方面达到基本的处理平衡，究其原因，我以为是其秉持着较为开明通达的研究与写作理念。如其夫子自道的，“即便是学术研究也需要对生命本身与生活质地有着起码的理解能力，要不然就会沦为切割化石或解剖尸体”（第22页）。 在讲述《红楼梦》的一段阅读接受历史之际，本书非但不板起面孔、端着架子，而且还体现出本色当行的学术性。此点正反映于对胡适（1891-1962）那篇代表性红学文章《红楼梦考证》（1921）其中主要成果的完整绍介，反映于对脂砚斋抄本与程伟元刻本重要区别的清晰说明。 她还通过对比《红楼梦》与巴金（1904-2005）的著名小说《家》在思想主题性话语方面的显著差异，批评了仅仅抓住人物、细节之相似，来大谈特谈其先后承继的观点。进而在方法论意义上指出，“利用文本事实，辅以作家的传记性资料，似乎很客观，其实很主观”（第104页），这些出之以平实面貌的论述，庶几可以视作对学界研究路向的补益乃至纠偏。 其次，全书颇为引人注目的，还有其形象生动、机趣隽永的文风，以及深谙“文似看山不喜平”之要义的摇曳笔法。 开篇《引言》部分就运用了一个譬喻，把曹雪芹的心血之作在后世的阅读接受，比拟为“文化物种获取生存度”。 后文又不断阐述生发了“文化物种”这一概念的内涵，如第40页提到经过程伟元、高鹗整理后四十回，这部书“变成了可以自由行动、自行复制、不断结合、不断繁衍，甚至跨族群变身的强大物种”，第47页又叙说了经由戏曲、说唱样式的演绎，“《红楼梦》已经摆脱了'文字’这个受限的原生状态，通过跨物种繁衍，更大程度地提升了自己的生存度。” 应当说，这些文字有助于揭示文学史上万千作品“物竞天择”的基本法则，尤其为普通读者活画出如西方批评家T.S艾略特（1888-1965）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所谓，“经典”的序列何以不断更新的依据所在。 联想近年来，北大刘勇强教授为其导师吴组缃先生编选的研红论文集，也冠以“《红楼梦》的艺术生命”这样的题目（收入《大家小书》丛书系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不难看出异曲同工之妙。 合观起来，此书诚然受惠于青年女性作家细腻敏感的文心，更重要的，其所以形成灵活叙述方式与轻盈多姿的笔触，还与自觉追求一种提要钩玄、化繁为简的运思与表达方式息息相关。让人印象深刻者，可举著者分别以“断成两截”与“分成两派”来概括现代红学史的一段演进历程（第128页）。 前者出现于脂本问世以降，围绕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本不同的“真本”“伪本”之争愈演愈烈，后者则以社会历史批评派的巨大声浪为典型，宝钗与黛玉、袭人与晴雯、贾政与宝玉等等人物被严格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应当说，类似的概括凸显了学术观点如何深层影响社会大众读者的认知，可谓精当到位。 不必说，全书六章之中许多采取文学史编年的办法，在叙述方式上实现创新。计文君抓住1768、1791、1868、1904、1919、1934这样一些在《红楼梦》的阅读史与研究史中举足轻重的年份，开启红学故事的讲解。镜头由远及近，视野自西而中，成功吸引诸多读者目光作驻足停留，写作效果自然非常出彩。 最后，著者还在行文之际，多次巧妙地引入自身所拥有的，那一段段平实的成长记忆与人生体验，起到了增强阅读“代入感”，引发观者较强共鸣的作用。 无论是面对彼时念初三，坦陈《红楼梦》阅读伴随着些许无奈被迫的小侄子，还是焚烧一套三册的集校本《红楼梦》以献祭给去世母亲的纯孝之举；无论是幼时在语文老师要求下背诵暗红色封皮的书籍中大量“优美词语”，长大成人后才回忆起当时邂逅的是蒋和森的名著《红楼梦论稿》，还是与影视创作者、资深出版人这样两位“反感”读《红》的朋友的交往，所触发的对于曹雪芹此作存在的客观不足与遭遇的部分当代冷遇等方面的深沉思索……凡此种种现实故事，都散发出馥郁的人间烟火气，颇能拨动世人的心弦。 以上回顾了《曹雪芹的疆域：〈红楼梦〉阅读接受史》一书的材料运用、语言风格、叙述章法等若干层面的特色，这里还想强调指出，著者计文君在《自序》《引言》部分已然明白道出的写作旨趣，更加值得注意与褒奖。 众所周知，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曾在所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中，归纳出红学研究的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四条不解之谜，以及“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这三个死结。 自本文伊始介绍“红学”一词面世，历来的学者、评论者围绕这些话题而发表的意见治丝益棼，其中多有陈陈相因、叠床架屋之憾，以致出现太多人力才华与学术资源的浪费。 面对困局与乱象，本书作者表现出难得的清醒与可贵的勇气，并将之转化为开拓探索的行动。在她看来，“学”之为“学”，通常会把很多问题复杂化，她由是希望洗掉附着在这部书上的重重叠叠的观点，露出最基本的事实，也就是留在历史“雪泥”之上的原始痕迹，而非对其形状的臆想和推断，最终形成一部关于《红楼梦》的“常识”之书。在漫天飞舞的“观念”与“洞见”的遮蔽下，获取最为基本的常识，反而需要更强的认知能力。 记得T.S艾略特还曾在诗作《岩石》中写下一段话：“我们在信息中失掉的知识在哪里？我们在知识中失掉的智慧在哪里？”处在知识大爆炸，真相被掩盖被篡改，而虚假讯息与谣言四处横飞的周遭环境，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发表需要格外矜持慎重，而普罗大众也亟待获得更多知识的本真状态——所谓“常识”。 站在新红学第二个百年的起点上，回到“常识”之书将会是可期的远景。它意味着原原本本地清理史料，钻研文本，在学术史脉络与海外汉学视野中，把握《红楼》一书的历史、审美与文化意涵，意味着穿透那种口口声声追求的“远见卓识”的迷梦，努力寻求众多学者之间的共识，以求同存异、保持个性为基础，来建立红学界的良好生态，进而推动研究成果的承前启后。 计文君说，对于《红楼梦》这部经典，比起“揭秘”“解谜”，把最为朴素的事实呈现出来，反而更为困难。她进而劝诫那种习惯性地要“发现”或者“揭示”些什么的做法，因其对于领受曹雪芹的这份文学遗产来说，很可能并不合适。 1904年王国维先生（1877-1927）发表《红楼梦评论》，提倡以“悲剧说”而非索隐方法对这部文学巨著进行阅读，本书充分肯定了这个价值评价体系的跨时代贡献。准此而言，它又可看成一份关于《红楼梦》的素朴而感伤的心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