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黄金技术与欧亚草原：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西沟畔二号墓出土金银器的综合研究

刘艳1、李锐2、杨军昌1、刘睿良3、赵国兴2、谭盼盼4

1.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考古研究中心，西安7100722.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鄂尔多斯0170003.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伦敦WC1B 3DG4.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纳米能源材料研究中心，西安710072

壹、引言

黄金制品由于价值高昂、易于携带，深受徙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喜爱，在欧亚大陆的流通和传播极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早期物质文化交流与技术传播的最佳案例。近年，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墓葬，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的东塔勒德墓地、东天山地区的东黑沟、西沟遗址和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了大量制作精湛的黄金制品，无论工艺或装饰都体现出一种融合本土特色和外来影响的复杂风格。今见的不少黄金工艺如模压、珠化和花丝都起源于西亚，经由中亚草原传入中国[2]。作为一种外来的物质文化，黄金制品为了解古代中国与域外的交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

黄金在欧亚草原的使用和制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商周社会，并不被中原地区的精英阶层所珍视[3]、[4]。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一些外来的技术和图像被融入本土黄金制作中，而且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成为个人或群体身份的物质体现。草原文化对中国西北边地黄金制品的影响，一直是中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一般认为早期黄金技术的进入与战国时期中国边地与欧亚草原的频繁往来具有密切联系[5]、[6]、[7]。然而，在早期欧亚大陆文化交流愈加频繁的大背景下，一些关键问题，譬如：早期黄金制作中一些新样式和新工艺是如何产生的？本土社会如何回应外来物质文化的传入？是否存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技术创新等等，尚未得到足够关注。

中国北方和西北边地的金银器考古遗存，为了解早期古代中国早期黄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1979~1989年期间，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准噶尔旗北部的西沟畔墓地（图一）共发现12座竖穴墓。其中二号墓（M2）保存较好，出土金银器最丰富。墓主人为一位成年男性，共发现38件金器12件银器，颈部有黄金项圈，头骨两侧有金耳坠一对，铜镜一面和圆形鹿纹金饰片一件，右手骨下有一件铁剑，外有金片包着的木制剑鞘，在金片结合处有圆金泡，腰部有金牌饰，两腿骨之间有铜圆片饰和金指套各一件，腰部两侧还有多件银花片。[8]这座墓葬被认为属于史书中记载的匈奴人（前209~公元159年）, 然而二号墓和其他墓葬出土的器物年代要早于前2世纪。 

图一 西沟畔墓地位置示意图（拓跋卓言绘）

西沟畔墓地和鄂尔多斯地区其他遗址发现的一些数目可观、种类丰富的金银饰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展开了对中国北方边地的贵金属制品的制作、使用与流通等问题的探索。一般认为，西沟畔二号墓发现的一些铸造而成的金银器被认为是中原工匠为满足边地市场需求而制作的器物[9]、[10]、[11]、[12]，与其他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金银器一样，它们都是早期中国与欧亚草原文化互动下的产物[13]、[14]。可惜目前少有对鄂尔多斯金银器的科学分析。王志浩和小田木治太郎等人曾用便携式XRF对西沟畔、碾房渠和石灰沟出土的部分金银器的金属成分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金属含量构成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因此推断这三地出土的金银制品，是使用相同的金属原材料制作的[15]。由于便携式XRF获取数据的局限性和工艺研究方面的不足，关于鄂尔多斯金银器的来源与产地，尤其是鄂尔多斯动物纹金银饰品的工艺内涵、风格和产地等一系列问题仍需深入探讨。

本文从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将微观世界下的材料分析引入早期文化交流的宏观研究当中，结合科学分析和艺术史、考古学研究，展开技术、风格和图像方面的比较研究。我们采用了超景深显微镜和带能谱仪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西沟畔二号墓金银器进行了无损分析，明确它们的制作工艺、技术特征、材料属性和金属成分，在装饰风格、技术特征、金属成分和工艺传统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并对中国早期金银器中出现的一些新样式和新工艺是否为外来影响下的本土创新，及其背后的文化动因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贰、科学分析

1、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无损分析方法，使用的仪器包括三维数码显微系统、带X射线能谱分析仪的扫描电子显微镜。所用分析仪器型号如下：光学显微镜，日本HIROX Digital Microscope KH-7700；扫描电子显微镜，VEGA TS5136XM；能谱分析仪，INCA-300。

首先，使用三维数码显微系统对每一件文物表面进行观察，重点是观察加工痕迹与缺陷，比如纹饰线条、孔洞、饰件边缘、裂缝等，这是研究饰件加工工艺的基础。其次，在显微观察的基础上，进而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中对一些特殊相进行更细致的观察，并利用能谱仪对文物本体及典型部位进行元素采集，以获取相关分析检测位置的元素信息（每件饰件的正反面都做检测，每面至少取三个区域或点进行测试，求其平均值）。最后，在观察与检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以明确文物本体的材质与加工工艺。

2、分析样品

本研究选取四件黄金饰片和一件银节约进行无损分析，具体如下：

卧马纹金饰片（XGP 1769.7），饰件为长方形，四边向背面折叠，表面有浅浮雕纹饰。饰件正面四周有凸起阳线作画框，中间有一条凸起线条将饰件的图案分为两组，每组图案由同向而卧的两匹马组成，两组图案沿着凸起的线条形成“镜像”图像。饰件正面纹饰整体呈浅浮雕状。饰件图案中四匹马的大小形状相似，但纹饰图案细部线条差异较大。在饰件表面有两个穿孔，用于固定和穿系（图二，1）。

卧鹿纹金饰片（XGP1770.8），饰件为长方形，饰件正面四周有凸起阳线作画框，中间有凸起阳线把长方形画框一分为二，也把饰件纹饰图案分为两组，每组图案有一只屈肢卧鹿，其枝状鹿角伸至尾部，整体图案为相对逆向而卧的两只鹿。饰件正面纹饰图案凸出，背面纹饰图案下凹。两只鹿的大小形状相似，纹饰图案细部线条差异较大。该饰件表面有穿孔18个，用于固定饰件。饰件本体还有几处破裂（图二，2）。

双兽纹金饰片（XGP1776.14），饰件形为方形，正面四周有凸起阳线作画框，框内是对卧的兽形图案，屈肢前伸，尾巴上卷。饰件正面图案部位凸起，呈浅浮雕状，四角均有穿孔。相似形状的饰片在该墓葬中出土有7件，其尺寸大小相近（图二，3）。

鸟形纹金饰片（XGP1785.23），饰片整体图案似一站立的鸟形，形似秃鹫，张翅展尾。该饰片正面纹饰线条凸起，有穿孔4个。相似的饰片在该墓葬中出土有7件（图二，4）。

银虎头节约（XGP1800.38）。饰件正面为虎头，下颚为鸟喙纹，四肢较小，下部为卷云状双鸟喙纹，背面有十字形穿孔（图三，1）。类似饰件在该墓葬中共出土有7件。

表一  无损分析金银器样品信息

3、分析结果

（1）制作工艺与技术特征

显微观察显示银虎头节约（XGP1800.38）采用了铸造工艺，眼睛的轮廓线条为刻划而成。图3b是虎头左眼及周边部位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可看到凸起的眼睛呈连续变化的弧状，眼眶是用凹下的“阴刻”表现，眼眶线条边缘比较光整圆滑，还可看到周边区域分布有大小不一的孔洞，在SEM中观察则更加清晰（图三，3），应为铸造缩松或缩孔，这些形貌特征表明银虎头节约应为铸造成形。

图二 西沟畔二号墓出土黄金饰片（无损分析样品）

图三 西沟畔二号墓出土银虎头节约（XGP1800.38）1.正面和反面 2. 虎头眼部刻划痕迹 3. 虎头上的铸缩松或缩孔痕迹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四件金饰片上的纹饰线条均为双面刻划工艺形成。为了实现浅浮雕的立体效果，每一线条都用不同力度的三次刻划或两次刻划，其中一次力度较大的刻划是从金饰片背面进行，另外两次或一次力度较弱的刻划是在正面进行，刻划力度大的目的是让纹饰线条凸起。

图四中卧马纹金饰片（XGP1769.7）饰件中的一组图案，正面纹饰图案为浅浮雕式凸起（图四，1），反面为凹进去的图像。由于黄金良好的延展性，当从背面用力刻划时，在金薄片表面就形成了凸起的一条窄带。在显微镜下，可清晰看到该饰件边缘画框线条、马耳及马鬃部位纹饰线条的特征。金饰件的边框部位A线凸起，由背面用力刻划形成，B1线与 B2线为正面刻划（图四，2），卧马耳朵的轮廓也由正、反面分别刻划形成浅浮雕的效果（图四，3）。在马鬃部位，可以看见D1-D5线条是从背面用力刻划形成，E1、E2线条是从正面刻划形成的（图四，4）。这种双面刻划的特征在扫描电镜中更为清晰，表面并未见到任何捶打的痕迹，可见卧马纹金饰片的装饰明显采用了双面刻划工艺。为了使线条清晰而且具有立体感，有时适度用力并反复刻划也是必要的。

图四 卧马纹金饰片（XGP1769.7）1．正面 2. 边缘线条3.耳朵局部细节 4.耳朵背面 5. 马鬃部位的刻划线条

双面刻划工艺的使用在卧鹿纹金饰片（XGP1770.8）中表现的更明显，如图五所示，鹿头、鹿角、鹿耳朵，两面刻划的线条非常清晰：中间的线条从背面用力刻划，两侧的线条是从正面刻划，但力度稍弱。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鹿角的纹饰线条特征，A线是从金饰片背面用力刻划形成的线条，而B1、B2线是在正面刻划形成的线条（图五，1）。鹿角部位纹饰线条用了三条刻划线条形成，但鹿下颌部位与身体上轮廓的线条则用了两条（图五，2、3），鹿下颌上的A线是从金饰片背面用力刻划形成，而B线是在正面进行刻划形成，鹿身轮廓的A线是从金饰片背面用力刻划形成，而B线则是在正面进行刻划形成。这种双面刻划的技术特征在扫描电镜中观察会更为明显。鹿角部位的刻划，而且还可以见到一些技术缺陷，有刻划时的走刀现象及反复刻划的痕迹（图五，4、5）。

图六显示双兽纹金饰片（XGP1776.14）图案线条也为刻划而成，其中A线由工具从金薄片背面用力刻划形成，而B线均为在正面刻划形成，呈现浅浮雕的立体效果。鸟形纹金饰片（XGP1785.23）也具有相同的技术特征，图六，1、2显示A线为主线，用工具从金饰片背面用力刻划形成，而B线均为在正面刻划形成，以突显浅浮雕的立体效果, 刻划的痕迹在扫描电镜中清晰可见（图六，3）。我们的模拟实验表明，工匠用的工具显然不是很尖锐，可能刀头比较钝，如使用太尖锐的工具，会划透金片（图六，3；图七，4）。

图五 卧鹿纹金饰片（XGP1770.8）的鹿角、耳朵和鹿身的刻划痕迹1．正面 2.显微镜下鹿头的正面 3.反面的刻划痕迹4. 鹿角上的回刀 5. 反复刻划痕迹的SEM图像

图六 兽纹金饰件（XGP1776.14）1. 正面 2. 尾巴局部细节 3.局部裂纹 4. 金饰厚度80-100μm 5. 局部划痕

图七 1. 鸟形金饰（XGP1785.23）1.正面 2. 翅膀细部正面显微照片 3.局部划痕 4.表面裂纹 5. 戳孔细节

进一步的观察中发现，这四件金饰片的边缘都不是很规整，剪裁的刀具并不是很锋利，另外，显微观察还看到，四件金饰片均有“戳出”的孔（图七，5），用于穿绳与衣物或其它东西相缀连；测量显示，戳出孔的直径约1mm，也有几个孔较大，直径在约2mm。扫描电镜分析中，我们对饰件断面也进行了观察，并对其厚度进行了测量，发现金饰片的厚度并不一致：卧马纹金饰片（XGP1769.7）厚约200μm，卧鹿纹金饰片（XGP1770.8）厚约80-93μm，双兽纹金饰片（XGP1776.14）厚约80-112μm （图六，4），鸟形纹金饰片（XGP1785.23）厚约68-72μm。

（2）金属成分

从表二能谱分析的检测结果来看，卧马纹金饰片（XGP1769.7）中Au含量在81%-91wt.%不等，卧鹿纹金饰片（XGP1770.8）中金含量在78%-83 wt.%不等，双兽纹金饰片（1776.14）金含量在88%-91 wt.%之间，鸟形纹金饰片（XGP1785.23）金含量在86%-93 wt.%之间，其主要金、银元素分布很不均匀，有些含少量铜元素，应为自然金制成。银饰件的EDS检测结果显示，银节约的主要元素是银，为87.1-97.6 wt.%, 但也含少量的铜，氯和硫元素则主要来自埋葬环境中的土壤。

表二 金饰件的SEM-EDS分析结果

表三 银饰的EDS分析结果

叁、双面刻划与秦人工艺传统

黄金具有非凡的延展性，可以被捶打成薄片，采用錾刻、刻划和捶揲等多种工艺形成不同造型，还可结合珠化（也称“造粒”、“炸珠”）和花丝等细金工艺作为精细装饰。在青铜时代，黄金往往被捶打成金箔用于青铜和漆器的表面装饰，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曾发现厚度仅为10μm的金箔[16]。 早在公元前9~前7世纪，中国西北边地就开始出现浅浮雕动物纹装饰的金饰片，如新疆阿勒泰地区东塔勒德墓地出土的雪豹造型的金饰片[17]。前4~前3世纪之际，这类黄金饰片在鄂尔多斯地区风行一时。除了西沟畔二号墓出土的鹿纹等金饰，典型实例还包括内蒙古东胜碾房渠窖藏（前4~前3世纪）发现的龙纹金饰片[18]、石灰沟遗址（前4~前3世纪）出土的刺猬纹银饰[19]和阿鲁柴登墓地（前4~前3世纪）发现的虎纹金饰[20]。这些随葬丰富金银饰品的墓葬属于北方边地的草原游牧民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很多被归为匈奴，是亚洲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在漠北建立的部落联盟国家（前4~公元1世纪）[21]。

西沟畔黄金饰片上的一些浅浮雕动物纹，以往被认为是捶揲而成[22]，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实际上使用了双面刻划工艺。在同时期的黄金遗存中，甘肃清水刘坪战国墓地（前4~前3世纪）出土的大角鹿银饰片（图八，1），以及张家川马家塬3号墓和5号墓发现的金、银饰片上同样装饰着浅浮雕动物纹[23]，表面形貌特征与西沟畔金饰片相同，尤其是在银大角鹿的颈部、身体上，以及金虎的全身都有凸起的蜿蜒曲线（图八，2），来表现动物的毛发和行走的动感，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制作这些凸起的纹饰用了双面刻划工艺。类似的装饰风格最早出现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早期遗址（前8~前5世纪），金薄片上装饰着鸱鸟纹、云纹和口唇纹，[24]在鸱鸟纹金饰片的表面可以清晰见到与西沟畔金饰相同的形貌特征（图八，3、4），表面的凸纹应由背面用力刻划而成，清水刘坪出土的车舆金饰片（图八，5、6）上的刻划痕迹也非常明显，显然源自同一工艺传统。

刻划工艺在古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玉器上的繁复纹饰，就已体现出十分娴熟的刻划工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骨器上也有不少刻划的装饰纹样。自前4世纪开始，金银器装饰开始流行双面刻划的动物形象，大量出现在礼县、清水刘坪、马家塬和西沟畔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金、银延展性很好，尤其是黄金的质地非常柔软，捶打成薄片后易于成形。这些以双面刻划的动物纹饰片多集中在秦文化区。早期秦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和关中西部，包括天水地区的清水、张家川、秦安等县，而礼县大堡子山则为秦宪公所居“西新邑”。[25]秦文化区的礼县大堡子山，陕西宝鸡益门村、凤翔的秦早期遗址和张家川马家塬和清水刘坪的西戎墓，都发现了大量华美精细的黄金制品，体现出精英阶层对奢侈艺术品的青睐[26]。 

图八 秦文化区出土双面刻划金、银饰片1.清水刘坪出土大角野山羊银饰 2.马家塬三号墓虎形金饰片 3.礼县大堡子山鸱鸟形金饰片 4.刻划痕迹 5.清水刘坪出土车舆金饰片 6.显微镜下的刻划痕迹

在西沟畔二号墓，一些铸造的金银器都有汉字铭记，其中两件动物咬斗纹金牌饰都刻有不同的重量单位，其中一件铭刻“故寺”（图九，1~3），而七件银节约上的铭记除了同样标注重量单位，有的还有刻有“少府”两字 （图九，4）。银节约被认为出自赵国的官府作坊，金牌饰铭记的风格和衡制单位则被认为与秦国有密切的关系，罗丰认为它们甚至可能就是在秦地制造。[27]除了西沟畔这批带铭记的金银器之外，河北易县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出土的一批金器，也有汉字铭记，装饰题材有狼、马、大角野山羊、鹿、骆驼、熊和怪兽，体现出典型的斯基泰—西伯利亚风格，有的还镶嵌绿松石。[28]西安北郊尤家庄铸铜工匠墓中发现25件陶模具，上面装饰着一些斯基泰—西伯利亚风格动物纹，如怪兽纹（图九，5）、鹿角格力芬、大角野山羊和鹰虎搏斗纹都具有浓厚的草原风格。[29]这些具有草原文化特征的陶模工具和相关的黄金文物，为秦等北方诸国为邻近游牧族群制作符合其审美趣味的奢侈工艺品这一推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30]。

图九 草原风格的铸造金银器和陶模1-3. 西沟畔二号墓动物咬斗纹金牌饰 4. 虎头银节约上汉字铭记 5. 西安市北郊铸铜工匠墓出土草原风格动物纹的陶模 

肆、西北边地与中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双面刻划金饰在秦文化区开始流行之际，模压金饰在中国西北边地和中亚草原的黄金装饰中十分风靡。欧亚草原发现的动物纹金饰片，上面的凸起图案多采用模压工艺，即把金薄片放在金属或骨制的阳文模具上面，按压成纹，或用一端有图案的特制工具，在金薄片上捶压而成，后者与古代罗马金币的制作非常相似。[31]、[32][33]模压工艺的使用，可以快速制作大量图案重复的金饰，省时省力，与传统的铸造技术相比，还节省金料。

模压技术在中亚草原的出现不晚于前7世纪，在南西伯利亚地区的阿尔赞二号王陵（前7世纪，图一〇，4），[34]天山七河流域的伊塞克墓地（前4~前3世纪）[35]和哈萨克斯坦塔克塞一号墓地6号墓（前6~前5世纪，图一〇，6）[36]出土了成千上万的装饰着雪豹、虎、盘羊和鸟喙纹的金饰片（图一〇，5），这些华丽的金饰片往往被用于装饰衣物和冠饰，体现着持有者的权力与身份。中国西北边地和中亚草原发现的模压金饰中流行的斯基泰—西伯利亚风格的动物纹题材体现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37]在中国境内，模压金器的典型实例包括马家塬四号墓出土的动物咬斗纹金饰片（图一〇，1），新疆东天山巴里坤西沟一号墓（前4~前3世纪）出土的盘羊纹金饰车舆金饰（图一〇，2）[38]和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鸟形金饰（图一〇，3）。[39]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大量装饰浅浮雕动物纹的金饰片可能是在西伯利亚—斯基泰模压技术东传下产生的。西沟畔墓金器中流行的双面刻划工艺，也见于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和清水刘坪，这些墓地的金银随葬品出也包括一些模压制品，显示着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用双面刻划工艺在金属薄片上塑造较为立体的动物形象，体现出当时工匠对金、银材料属性的逐步了解。在早期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愈加频繁的背景下，双面刻划技术不仅仅是传统刻划工艺上的新发展，也融合了一些新的观念，可以视作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本土创新。

图一〇 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草原出土的模压金饰1.马家塬四号墓出土动物咬斗纹模压金饰片 2.新疆巴里坤西沟一号墓出土盘羊纹金饰片 3.内蒙古阿鲁柴登遗址出土鸟形金饰片 4.图瓦共和国阿尔赞二号王陵出土模压虎形金饰 5.天山七河流域伊塞克遗址出土虎形金饰片 6.哈萨克斯坦塔克塞一号墓地六号墓出土盘羊形金饰片

与制作工艺一样，贵金属的来源也是考古学研究的兴趣所在。金矿(沙金或脉金等金矿资源)只集中在少数地区，这意味着人群、矿产的移动，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不断增长的贸易和交换网络。在上述装饰风格和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西北、中原地区和欧亚草原出土的大量黄金文物的金属成分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图一一；图一二)。自然金常含有银和铜等杂质，一般银和铜的含量范围分别为0到50%和0到1-2%。铜含量越高，人工冶炼的可能性就越高。图一一显示,西沟畔金器中银 (10-20%)和铜元素的比例(<2%)与中亚地区(蒙古或萨彦阿尔泰地区) 、中国西北边地的其他考古遗址和中原地区(陕西，前4~前3世纪)出土的大部分金器数据有重叠，这表明这些地区金器均以自然金制作[40]。鉴于涉及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之广，以及银的百分比范围之广(5-25%)，在公元前一千纪，东亚地区可能已经开采出多种来源的黄金。

图一一 中原地区、西北地区和中亚草原出土黄金制品的金属成分比较

在以上各地出土金器金属成分的比较分析中，格外值得关注的是一组公元前4~前3世纪中亚金器的成分数据，图一二显示银(20%)和铜(2-8%)含量远高于其他金器，铜含量明显超过了自然金中的铜元素阈值，很可能为人工冶炼的合金，即在黄金中特意添加铜（有时也可能是银）。一般情况下，铜元素的添加会使金器呈现玫瑰色。王志浩等学者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西沟畔二号墓发现的五件金饰进行了分析，发现铜的含量(4-6%)明显高于常态，而且银含量也很高(见图一二右上方)，因此推断这些金饰片用人工冶炼的合金制成。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一些金器中还含有锡(0.2%)和铅(0.1%)元素。如果对铜进行回收处理，这三种元素就可以得到合适的铅青铜(94:4:2)，这是中国青铜时代晚期青铜冶炼的常见合金配方。另一方面，锡和铅可能只是与黄金有关的杂质，但也有可能在铸造前，铅青铜被回收(再)用于黄金的冶炼。

图十二 西沟畔、清水刘坪、马家塬、礼县黄金制品金属成分EDS分析结果和西沟畔金器便携式XRF分析结果（王志浩等2015）

伍、结语与展望

以上科学分析的结果，为了解西沟畔金银制品的材料属性和制作工艺提供了新的思路。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西沟畔二号墓发现的黄金饰片与甘肃礼县、清水刘坪遗址发现的同类器物相比，具有相同的形貌和技术特征，都使用了双面刻划工艺来形成凸起的纹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秦国势力逐渐强大，与北方诸国以及邻近的草原游牧族群都有着广泛交往。在欧亚大陆日益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国西北地区的黄金制作开始出现了一些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本土技术创新，西沟畔墓和其他秦文化区发现的双面刻划金银饰片就是最典型的实例。此外，对中亚草原、中国西北边地和中原地区出土金器的金属成分的分析结果显示，公元前一千纪左右，欧亚大陆东部的黄金制作应使用了多种来源的自然金，尽管这些金矿的确切位置尚未可知。能谱分析的结果表明，西沟畔发现的一些黄金制品是为人工冶炼的黄金，而且西沟畔、礼县、清水刘坪发现的一些金器的金属成分非常相似。在今后研究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开展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的分析，以确定这些黄金制品是否来自同一产地。此外，中国西北的东天山地区、河西走廊和鄂尔多斯地区之间的区域文化互动也更值得关注。

注释

[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交叉学科规划基金项目“早期黄金艺术与文化交流—以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例”（项目编号：20YJAZH071）的阶段性成果。原文“China and the steppe: technological study of precious metalwork from Xigoupan Tomb 2 (4th-3rd c. BCE) in the Ordos Region, Inner Mongolia”刊于Heritage Science 2021, 9:46，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对原文内容进行了修订。

[2] Yan Liu, “Exotica as prestige technology: the production of luxury gold in Western Han society”, Antiquity, 2017, 91.360, pp. 1588-1602.

[3] Emma Bunker, “Gol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 a cultural puzzle”, Artibus Asiae, 1993, 53, pp. 27–50.

[4] Jessica Rawson, “China and the steppe: arms, armour and ornaments”, Orientations, 2015, 46.5, pp. 28–35.

[5] Jenny F. So, Emma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6] Yang Jianhua, Katheryn M. Linduff, K.M. “A contextual explanation for 'foreign’ or 'steppic’ factors exhibited in burials at the Majiayuan cemetery and the opening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 corridor”, Asian Archaeology, 2013, 1, pp. 73–84.

[7] 于建军、马健《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第4-18页。

[8]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第1-10页。

[9] 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1980年第7期，第13-17页。

[10] Linduff K., “Production of signature artifacts for the nomad market in the state of Qin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China”, in Metallurgy and Civilisation: Eurasia and Beyond, edited by Mei J. & Rehren T.,  Archetype, 2009. pp. 90–97.

[11] 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2010年第3期，第56-63转96页。

[12] 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三民书局，2014年。

[13] Cosmo N.D.,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4), 1994, pp.1092–126.

[14] Honeychurch W., “From steppe roads to silk roads: inner Asian nomads and early interregional exchange”, in Nomads as Agents of Cultural Change, edited by Amitai R, Biran 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pp.50–89.

[15] 王志浩，小田木治太郎，广川守，菊地大树《对鄂尔多斯北方青铜文化时期金银器的新认识》，《草原文物》2015年第1期，第113-121页。

[16] 中国社科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1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第4-14页。

[18]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发现金银器窖藏》，《考古》1991年第5期，第405-408，转389页.

[19] 王志浩、武占海《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1、2期，第91-96页。

[20]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第333-364转368页。

[21]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匈奴时期》，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22] Bunker 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iconography and technology among ancient China’s Northwestern pastoral neighbours from the fourth to the first century B.C.”,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992, 6, pp. 99–115.

[2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24] 国家文物局《秦韵—大堡子山出土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25] 梁云《考古学上所见秦与西戎的关系》，《西部考古》2016年02期，第112-146页。

[26] Liu Y., “Nomadic influences in Qin gold”, Orientations, 2013, 44(2), p.1–7.

[27] 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1980年第7期，第13-17转23页。前揭罗丰2010年。

[2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15-731页。

[2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战国铸铜工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9期，第4-14页。

[30] Linduff 2009.

[31] Treister, M.Y., “Hammering techniques”, in Greek and Roman jewellery and toreutics (Colloquia Pontica 8), edited by J. Hargrave, Brill, 2001.

[32] Higgins, R.A., Greek and Roman Jewellery. 2nd ed., British Museum, 1980.

[33] Williams, D. & Ogden, J., Greek Gold, Jewelle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4, pp. 18-19.

[34] Cugunov K.V., Parzinger H., Nagler A.,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kurgan Arzan 2 in Tuva. Von Zabern, 2010.

[35] Onggaruly A., “Barrow of the Saka Prince from Zhetysu”, in Gold of the Elite of the Kazakh Steppes, edited by Onggaruly 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Seoul: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Republic of Korea, 2018, pp. 212–33 (In Russian and Kazakh)

[36] Onggaruly A. Heritage of the Great Steppe: Masterpieces of Jewelery Art. Vol.V. Art Language. The Exhibition Catalogu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2018. (In Russian and Kazakh).

[37] Liu 2017.

[38]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哈密地区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物局《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第15-31页。

[39] 张景明《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40] Yang J.C., Jett P., Chen J.L., Gold in Ancient China 2000–200 BCE.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7.↑↑↑向下滑动查看全部↑↑↑

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刘艳、李锐、杨军昌、刘睿良、赵国兴、谭盼盼：《早期黄金技术与欧亚草原：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西沟畔二号墓出土金银器的综合研究》，载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2月，頁2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