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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监察御史潘纬说：“制科不过三事，一缴进词业，二试六论，三对制策。而进卷率皆宿著，廷策岂无素备？惟六论一场，谓之过阁，人以为难。”制举要过三关，缴进词业和御试策都是平日己有准备的，唯有阁试六论最难。为何阁试会难于进卷和廷策呢？难道阁试六论就无法在素常准备？  制举起源于汉策贤良，通常只考一篇策。到了宋代尤其是到了仁宗朝，制举制度日益繁密，不仅贤良进卷成为定规，在秘阁试六论也成为不可更易的定例。制科六论被称为“阁试 ” 、 “ 秘阁试”，也正来源于此。阁试考场的变化，大约是因为学士院是掌管诏令的机关，而中书门下又是“政事堂”，大政所从出，所以都不适合用来作考场；而秘阁是藏书之所，清静，不涉及泄露机密，所以最适合用来作考场。 阁试题目有明数和暗数之分，但是何谓“明数”，何谓“暗数”则有两种不同的见解。聂崇岐认为，所谓“明数”，是指题目直接引用原文的一两句，或者稍微变换一下字句。“ 明数” “ 暗数”之所指有不同理解，但是都指出了“暗数”难于“明数 ” ，正因为六论题目有明暗、难易之分，阁试成为制举中最易被利用的环节。  一般来说，六论题目明暗相参，但是特殊时期，则会有人通过增加六论中暗数的比例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比如，淳熙四年的秘阁试，六论皆为暗数，致使无人及格。这样就不会有人进入御试，借御试之机对策直言相攻。 阁试的监考和审阅：阁试一般命学士、两省官为试官，御史监督。阁试所点派的试官一般都选择文学知名之士，初不限官阶之大小，但是主试者资历要崇峻些。试官之中，有主试，有参详，此外还差监封弥、监誊录及对读、监门、巡铺等官。 可见阁试的规格几乎完全参照进士科礼部试的规格，不仅如此，试官选派时一般都“临期特降御笔差点”，至引试前一日，即宣押入院，然亦有“锁院引试”限于一日者。如此严格，均为了防止舞弊，确保阁试之公平。  六论之审阅以四通以上为合格，所谓“通 ” 即是指阁试六论中必须说出题目之出处，又必须全引题目之上下文，不知题目出处的，为“不通”；知道出处而不能全引上下文者为“粗”而不得为全通。不过，淳熙年间，因废注疏出题，阁试易过，五通方可“过阁 ” 。自此未增减。在所有“通”的试卷中，还要再分等次，一般分为五等，入四等以上者才可召试御试，也称之为“过阁”。 从制科增加阁试以及阁试的考察方式来看，主要是用闭卷考试的方式对应举者之“博学 ” 进行再一次的考核，也正是因为阁试题目过于偏重考察细枝末节的背记能力，招来了时人及后人的诟病。  朝廷的重视自然带动了士人对制举登科者的钦羡和赞叹，宋人多称制举为“大科”即是一证。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对制举的考察方式及评判标准表示不认可。这其中除了觉得制科偏重考察的策论文体与进士考试无甚区别，文章重取文采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阁试的质疑。 阁试六论主要考察“经史名数 ” ，对国家治乱并无甚补益，所以唐询建议朝廷取消阁试，依循汉制，亲策贤良，访以国家急务。唐询奏罢阁试是从制科设置的初衷出发的，范仲淹则从制科对学风的影响上对阁试的不合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范仲淹认为朝廷兴复制科，对文风、对教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朝廷设置阁试时却跑偏了方向，想当然地以为应举之士皆能“熟经籍之大义，知王霸之要略”，所以就将这些本该着重考察的内容弃而不考，进而走向了一个极端—伺其所未至，误其所常习，不以教育为意，而以去留为功。如此一来，制科的设置就失去了“救斯文之弊 ” 的功能，反而起到了误导士人的作用。  华镇的观点也代表了一大批士人，他认为阁试以“隐僻疑似 ” 之题来考察士人，虽在具体操作上与进士试不同，但其本质却与进士试一般无二，这就使得制举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制举本应择选有深谋切议、高才硕德者，但是阁试六论却以记忆隐僻之多少来进退多士，这样的考察方式显然是不能实现“得非常之人”的初衷的。 不管士人给予制科的期待是为朝廷得非常之才还是振起文风，他们都对阁试的出题方式不满，认为这样的考察方式误导了士人读书的方向，歪曲了阁试求“博学”之士的初衷。不过，阁试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这样的出题和阅卷模式，受人垢病的，陆九渊的一段话暗示了制举曾经是真的“得人之盛”。  陆九渊认为仁宗初期制举的确选拔了一大批“非常之士 ” ，但是没过多久，范仲淹就对阁试出题偏离方向以及廷试并不考察急务提出了批评，嘉祐末，苏轼也对制举廷策只为“应故事 ” 提出了批评，可见，在这一时期，制举从阁试到廷策都偏离了设科初衷，所以，陆九渊说，这都是“法”之罪。 所谓“法 ” ，大概就是程式。宋初制举考试一直在尝试改变，难度越来越大，程序越来越繁琐，到了仁宗中后期，阁试六论出题、阅卷标准都固定下来，试论的关键不在于应举者的“博学 ” ，而在于是否“中式”，也就是论文开头是否能准确点出论题之出处及全引上下文，这就成为了一种“程式”。正是因为阁试开始程式化，所以阁试的备考也有法可循，这就又招来了士人的批评。  叶适认为制科的阁试和廷试到最后都有法可循，以致于制举最兴盛之时，竟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这样的备考方式只能培养应举者 “ 浮言虚论”的风气，并不能有益于治功。北宋制举的弊端一直延续到南宋，以致南宋朝廷虽屡下制诏，却应者寥寥。李焘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士人不应制诏，正是由于制举只看重博闻强记而忽略了“直言极谏”。 阁试六论本意是想考察博习强记之功，为后面的廷试策要务作准备，但是，却逐渐演变成了只重博闻强记之功，不考直言极谏之务，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使士林深深厌恶，以致无人应诏。  北宋制举之阁试设置之初只是为了考察应举者之博学，在博学的前提下再考其急务，以应“非常 ” 之名，仁宗初期这样的考察方式的确为朝廷选拔了一大批性天明洽，笔阵豪异，豪杰特起之士。但是，随着制举制度的成熟，阁试渐渐程式化，论题多隐僻，阅卷只重“通”与“不通”，毫不在意论文内容之好坏，这误导了士人读书的方向和风气，也背离了制举之本意，自然也成为了士人诟病制举的主要原因。  阁试六论的题目涵盖面非常广，不仅涉及经史子书等正文，还涉及注疏。不管是涵盖面之广，还是明数、暗数之分，都使得阁试六论的难度高于一般考试，尤其是阁试的审阅以是否知出处及全引上下文为“通 ” 与“不通”的标准，对应举者的识记能力要求甚高。正是因为阁试难过，所以坊间流传着“过阁”者的种种神奇传说，吴奎的阁试经历就被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吴奎梦中阁试题目固然为人所羡，但是这种偶然和幸运为人津津乐道正是源于阁试题目难以预测。如果说吴奎过阁是有神助，那么二苏过阁则增加了人情的戏份，实为另一番情景。 《管子注》乃是东坡以机智手段告知其弟的，而且只是拟试之题。不管二苏是不是跟《管子注》有着深深的缘分，也不管兄弟二人是谁一时没能记起论题的出处，这些传说都暗示了一件事：阁试难过，像二苏这样的敏锐才俊之士，也曾被阁试六论难倒过，而难倒他们的正是论题之出处。  不管“明数”还是 “ 暗数”，对论者都必须在论文开头首先点明出处以及全引上下文，这是阁试六论的一个最显著特点，而之所以如此，正是由阁试论文的审阅标准来决定的。阁试六论主要考察应制举者的博学，只要能准确说出论题所出，全引上下文，基本就成功了一大半，如果不知题之所出，即使文义粲然也无用处。而实际上，因为阁试时间紧迫，所以应制举者并没有时间顾及文采。 原本虑及城门关闭，要求参加阁试者交卷不许超过申刻，却因为有司弄错，而将时间硬生生缩短了一个时辰（即现代计时单位的两个小时），必须申刻之前交卷，这就使得应制举者写作论文时时间紧迫，光是应付论题之出处就己耗尽心神，更别提论文的文采，所以最初试六论，都是不打草稿的。  除了形式上的特定要求外，在内容上，阁试六论还是鼓励个性化解读的，这大概与宋人疑经、解经的风气分不开。六论必然涉及经书，往往要求应试者辨析从经书中拈取出来的一句话，而这个时候，宋人敢于大胆质疑经典，重新解读经典的面貌就凸显出来了。如张方平景祐元年应茂才异等科时的阁试六论就己经充分展现了他个性化解读经典的风貌。 同为《王者不治夷狄论》，苏轼通篇围绕论题所指之事一一“公会戎于潜”展开论述，不仅将何休注中所言“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进一步发抒为“将以不治而深治之”，还阐述了春秋笔法之深意。而苏辙则通篇以批判为主，开篇就说：“《公羊》之书，好为异说而无统，多作新意以变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汉之诸儒治《公羊》者，比于他经，最为迂阔。 接着又说《春秋》其实有两种体例，一种是暗含褒贬，一种只是单纯记事，而“公之及戎盟于潜”只是单纯记事而已，不含褒贬，何休“王者不治夷狄”之说是虚妄之言。这种对汉儒解经之批判可谓是宋人理性精神的体现。 阁试题目出于经史子书，这大概对制举进论有着不小的影响。因为制举阁试考论，廷试考策，所以进卷以策、论为主，而进论以经史为主，则很有可能是因为阁试六论以考察经史为主。进论的主要内容与阁试六论一致，或许可以看作是应举者为阁试而作的素常准备，如六论中总会涉及人物论，而贤良进卷中就有不少人物论。 不仅如此，六论时常涉及人物间的对比，如《舜无为禹勤事功业孰优论》、《韩延寿杨阜人不忍欺优劣》、《施孟梁年易学如何》等，贤良进论中也会出现人物对比，我们在第二章中分析的苏轼的人物论就曾涉及人物间的对比。基于进论与试论间如此亲密的关系，本节拟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对宋代文学的影响。 首先，试论促成了宋人好议论的风尚。试论的初衷是通过对应试者渊博的知识和对经学、史学的识见等方面的考察，来判断应试者的学识能力的，是立足于实用的。但是因为无法预知六论题目所出，所以有意制举者只能在平日仿照前例做些猜测和练习，比如李焘的《制科题目编》就是为应举者平素练习作论而编写的一些题目。 当这种素常的练习成为一种体系，而不再是零散的小作时，就成为了贤良进卷。而我们在第二章己经知道，贤良进卷要求体大思精，不仅要深入阅读经典，还要形成自己独特的意见，加之常科到了仁宗朝之后也开始重视策论的考察，这样，只要是有志于科举的士人平素就都必须练习写作论，而要写好论，深入的阅读和必要的讨论是少不得的，这就促成了宋人好议论的风尚。 这种风尚最初是从科举，从论的写作开始的，但是北宋仁宗朝之后，参加科举和制举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由科场衍生出的风尚渐渐成为了一种全社会的风气，而且还影响了其他文体的写作风格。如宋代的“记 ” 文，就充满了议论的色彩。 其次，试论促进了宋代史论的蓬勃发展。阁试六论中史论几乎是必考的内容，所以贤良进论中史论也占有相当分量。对史学的兴趣与好议论的风气相结合，论这一文体成为最好的切入点；加之科举试论的规定更是促进了史论的发展。 再次，试论与进论一起，普及了论体的创作，提高了论的写作水平。在这一方面，进论与试论的作用有所不同。进论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在阅读、选材、立意、构思、遣词造句等方面认真打磨，不断改进，形成自己的风格以及写作习惯。 而阁试六论有严格的规定，虽说不利于应举者任意发挥，但是却有利于学子在文章写作方面得到强化训练以提高写作水平。严格的试论要求，如字数的要求，点题立意的要求等等，从其发展趋势来说，的确是禁锢了应举者的思想，导致后来评卷者不看文章的内容实质，仅凭规定的格式判断考生的论作优劣，从而使试论走向形式主义的极端。 但换个角度说，试论有如此多的规矩，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即兴写出六首好的论作，不仅要求应试者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还要有娴熟的写作技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士人写作论体文的技巧。而宋代有心科举的士人，都必然经过论体文写作的训练，由此必然带来宋代论体文写作水平的整体提高。 在制举考试的三个环节中，阁试难度最大，也最为人诟病。阁试的设置始于咸平年间，最初考于学士院，景德二年又将学士院改为中书门下，天圣七年最终将考试地点定为秘阁，自此无更易，所以制科试论又被称为“阁试”。 试论一般为六道，每道限五百字，一日之内完成。论题范围很广，主要为九经、兼经、正史，旁及七书、《国语》、《荀子》、《杨子》、《孟子》、《管子》、《交中子》等，正文之外，群经兼取注疏。又有明数、暗数之分，一般论题为明暗参半，党争激烈时期，试论也会通过增加暗数的比例来阻止不同政见者进入廷试。 阁试以“通”为合格，通常四通以上为合格，可以进入廷试，取消注疏出题后因为论题变易，也曾有过五通方合格的先例。阁试的差官考校以及监考制度则仿照进士省试的规格，严禁作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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