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赶散”传说与明初苏北的江南移民

拙诚轩主 2023-04-03 发布于江苏

展开全文

苏北民间的“洪武赶散”传说

长期以来，在苏北民间流传着“洪武赶散”的传说：朱元璋登基不久，为报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一带绅民对“吴王”张士诚的拥戴，以移民垦荒为由，将江南40万人丁驱至苏北，尤集中于泰州、扬州、淮安地区。《〔康熙〕两淮盐法志》卷十五“风俗”云：“灶户以吴人居多。相传张士诚久与王师对抗，明太祖怒其顽固，恶其民而迁之，摒弃于滨海，服以世世劳役，藉以侮辱之。”《〔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四引凌兰荪《凌氏族谱》的说法：“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民国时期，泰州地方文化研究者夏兆麐的《泰县氏族略》也认为，“吾邑氏族由苏迁泰者十之八九”，并描绘说，朱元璋与张士诚作战，命常遇春攻泰州，同时决高家堰水淹，“是时泰州既遭焚杀之殃，复受沉沦之祸，居民非死则徙尔。明太祖乃下诏移苏郡之人以实泰邑。此今之泰人所为多由苏迁泰者也”。翻看各地的家谱、族谱，大多均称自己的祖先系明初洪武年间来自苏州阊门。

“洪武赶散”一词最早出现清代乾隆年间冯仁宏所撰《新安镇源流》：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姓，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后世流传的“洪武赶散”几乎都与此如出一辙，情节完全类似。

由于当年朱元璋部个个头扎红巾，民间亦将“洪武赶散”称为“红巾赶散”或“红军赶散”；至于后来被讹为“红蝇赶散”，则可能是因为民众对“红巾军”不满而刻意将其喻为“红蝇瘟疫”。

“洪武赶散”实质是洪武年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规模性人口迁徙。“洪武赶散”传说，大致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这场移民发生在明初朱元璋的洪武年间；二是这场移民采取了官方“击破”“驱散”的强制性遣散手段；三是遣散的动机是朱元璋恼怒江南人此前支持张士诚与自己对抗，故而对吴地人实施“报复”；四是遣散的对象主要是苏州人，移民后裔很多自称祖籍苏州阊门；五是遣散的目的地主要是苏北的淮、扬二府，包括海滨盐场。

然而，对于苏州百姓移徙至淮、扬二府，只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说法，无论《明史》《明实录》还是明代地方志以及笔记等，都没有记载。新修方志虽然多载 “洪武赶散”，但多称其源于民间传说，所载内容也多半语焉不详。

与苏北的“洪武赶散”缺乏正史记载相比，官方正史对明朝初年苏州或江南的向外移民则是有明确记载的。《江苏通史》转引《明太宗实录》称，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攻克平江后置苏州卫指挥使司，“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正德〕姑苏志》载：“洪武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 明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谕旨“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而食不给。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月底，朱元璋又诏令“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免税）三年”（《明史》卷二“太祖二”）。《明史》称：“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税，……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正史明确记载苏州和江南移民迁入地是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府地区，其中“以资遣之，三年不征税”“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等记录，明确揭示了明初移民运动的方式和目的，即将江南人口稠密地区的失地农民迁徙到地旷人稀的皖北地区，辅之以适当的经济刺激措施，尽快恢复迁入地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

如果说朱元璋惩罚江南人或苏州人，为什么同样是江南人或苏州人的移民，正史对迁往凤阳府的移民有明确记载，却对“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不作官方记载？其中很大的一种可能，就是所谓的“苏民实淮扬两郡”并非是官方组织的强制移民。移民史研究专家曹树基在《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一文中说，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的说法“是根据苏北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编造的，也是根据朱元璋在攻下平江后有迁豪强屯种凤阳记载而穿凿成的……因张士诚而迁怒苏州百姓，从而逐驱于苏北，只能当作民间故事却不是历史事实”。

明初苏北的江南移民

虽然正史中没有记载明初政府强制移徙江南百姓来苏北，但并不是说苏北没有江南移民。事实上，当时苏北的江南移民数量极多。这是因为，明初全国性人口大流动，除强制移徙之外，还有出于对生存环境权衡后的自发的移民，以及种种原因造成的逃户流民。对江南的自发移民和逃户来说，苏北正是理想中的乐土。曹树基在研究苏北地区部分现存族谱后推测，明洪武间淮安、扬州、徐州三地接收各种移民达65万之众，其中扬州的江都、宝应、泰兴、泰州（注：现泰州主城区）、高邮、兴化6县，外来移民至少在32万以上，其中苏州、徽州、江西移民占很大比重（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

明初苏北的江南移民运动，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一是苏北“宽乡”的“吸力”，二是战乱避兵与江南重赋 “推力”产生的逃民。

苏州阊门码头（顾小平提供）

传统意义上的苏北，位于江苏省中北部，地处江淮之间，主要包括扬州、泰州、淮安、盐城、南通等地。这一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四战之地”，尤其是当国家分裂时期，战乱以及由战乱引发的饥荒、瘟疫，很容易造成苏北地区人口数的剧烈变动。

元末群雄之一的张士诚是泰州白驹场（今属盐城市大丰区）人，苏北作为他的根据地，受多年战争的蹂躏，到了明初已残破不堪。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云：“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嘉靖〕惟扬志》卷八云：“国初扬郡查理户口，土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其余皆流寓尔，盖兵火之余也。”《〔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四注云：“明初淮扬户口流亡，江都仅存火、郝等十八姓，见顾炎武《郡国利病书》及焦循《北湖小志》，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面盒王、节孝徐等七家，见杨庆之《书霁堂先生文集后》。”《〔崇祯〕泰州志》卷二“城池”记元至正十四年（1354）张士诚入泰州云：“元末癸巳年，州民张士诚乱，明年正月二次入城，公私房舍、寺观庙宇毁为瓦砾，官民溃散。旧有堡城，修筑据守，设置扬州义兵元帅府，并设泰州衙门。”元末参加张士诚军幕的临海人陈基(1314—1370)有《夷白斋稿》，其卷三《泰州》诗中有“旧城虽丘墟，新城如铁石。昔为鱼盐聚，今为用武国。地经百战余，士耻一夫敌。征人还旧乡，下马问亲戚。踯躅慨蒿藜，徘徊认阡陌”这些句子。从“新城如铁石”来看，此诗写于张士诚据泰期间。诗中的旧城指州城，新城在州城北五里，即南宋端平年间修筑的堡城。由“丘墟”“蒿藜”“用武国”“百战余”“问亲戚”“认阡陌”可以知道，早在张氏占据时泰州已被战乱破坏殆尽，地方志并没有夸大。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部将攻泰州，将新城夷平，百姓又一次惨遭屠戮。清康熙时张符骧在《依归草》卷一“吴王张士诚传”中曰：“予海陵人，为王起兵旧地，至今三百余年，城南隅一带烟火稀少。长老为予言，此常平章血刃处也。”泰州城内很多街市旧址，直到民国时期仍然荒废为园圃。

明初为了加快经济的恢复，朱元璋在强制移民的同时还“给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逃户还本籍，“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输赋”；采纳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言, “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允许百姓由狭乡向宽乡流动，以所种田为己业，三年不征其税，等等。（《明史》卷七十七“食货”）

从元末明初的情况看，泰州在元末无疑遭到了战争的巨创，到明初成为适宜移民的“宽乡”是可以肯定的。受到政府鼓励的“地狭民众”如苏州等江南百姓，就近迁移到这里生息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兴化县为例，据《〔嘉靖〕兴化县志》统计：元末时兴化县人口数只有3160户，8638人；而据《〔嘉靖〕惟扬志》统计：明洪武九年（1376），兴化县人口数增加为11889户，75732人。短短数年之间，人口数增长为原先的8.7倍，这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移民。

另外，从洪武年间开始，各地就有大量的逃户和流民，不仅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号称首富之区的江南苏、松二府，也因赋额极重有大批逋赋逃亡的人口。苏北与江南一水之隔，泰州又是渡江北上的必经之路，苏州等江南流民到泰州落脚，有些转徙兴化等地，有些就在这里定居，应该说在情理之中。

当年，朱元璋为惩罚支持张士诚的富豪，不仅对江南地区实施重赋，并规定苏、松等江浙人士不得任职户部，而且还通过严刑重法，借机消灭这些“奸顽富豪之家”，由此致江南富豪或死或徙。明洪武十年（1377），苏州知府金炯，曾以官田民田赋税轻重悬殊不便征收为由，建议朝廷减重租田赋，被诛杀；赞同其建议的户部尚书滕德，也以盗用军粮罪被杀；无锡的周衡因批评重赋，江南诸郡“天下以不信”，被朱元璋以省亲迟回“不信于天子”为由，将其诛杀并暴尸于街头。建文帝继位后，认为“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遂“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 。朱棣夺位后，又尽废宽政措施，江南之赋复重，时“天下之农民固贫矣，而苏、松之农民比于天下，其贫又加甚焉”。当时，全国每亩平均负担田赋3.46升，而苏州府高达28.53升，是全国平均数的8.2倍，常州府为8.19升，是全国平均数的2.3倍。苏州府田赋由元代88万石，陡增至明初270余万石，高出了两倍多。

由史载推断，朱元璋断然不会让那些将要受到惩罚的江南人随意走脱，倒是部分江南人为逃避赋税，可能会选择自行离开。《江苏通史·明清卷》载：苏州府太仓州，洪武年间见丁授田16亩，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册原额67里8986户，宣德七年（1432）再造册时为10里1569户。后经核查，实际户口仅738户。江南巡抚周忱曾指出，有两种农户可能逃亡苏北：一是“船居浮荡”，二是“邻境蔽匿”。史书虽没记载户丁逃亡去向，但持续的大规模逃亡却是事实。残酷的重赋，定会激起江南士民的不满，而拖欠赋税或逃亡回避便成了他们最直接最有效的反抗方式。

泰兴市谱牒爱好者张定根据自己所藏的家谱对明初由苏州迁泰兴的35个家族进行了梳理，他们迁至泰的共同点是因为“兵乱”，属“避兵游北”，定居泰兴，并不是“奉旨迁徙”。他认为，明初洪武、永乐年间苏州百姓向淮扬地区的大规模迁徙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因为战乱。苏北地区，特别是泰兴地区与苏州一江之隔，而且由于明军，特别是常遇春军对苏北和山东境内百姓的大量屠杀，造成人口剧减。苏州地区人民逃散至泰，并在此扎根，开枝散叶，传宗接代。

在考证中张定还发现，在一些所谓的阊门移民中，有不是来自阊门而自称来自阊门的。原因可能是明初为了吸引、安抚新到移民，对来自苏州阊门的移民提供农具粮种，并实行免税或轻税政策，而土生土长的原居民不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因此，部分善于钻政策空子的泰兴人（或广义上的苏北人），为了享受优惠政策，自称来自苏州阊门，这就使祖籍苏州阊门的说法更为普遍化。黄桥镇有个余家庄，家谱上清清楚楚地写明“芬公，邑庠生，迁居黄桥东南余家庄”（《下邳堂余氏族谱·延令余氏续修迁居》），商井村的村民也说黄桥余家庄的余姓族人是从泰兴北门外的商井村迁居黄桥的，几百年来，常有黄桥余家庄的“老亲”来商井村走亲戚。但2005年11月，《泰州晚报》为流沙河寻根时，泰兴市黄桥镇一位姓余的读者电告报社说，黄桥镇有个余家庄，这里的村民祖先系700年前从苏州迁入，可见当年的权宜之计，已经变成后代口口相传的历史事实。

由此可见，民间传说的“洪武赶散”并不是朝廷官方组织的强制性移民，更可能是江南百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随张士诚部队进入江南的苏北原住民）为了逃避江南的重赋压榨而逃亡苏北的自发行动。

“洪武赶散”对苏北的影响

作为明初的一场移民运动，“洪武赶散”在短时间内改变了苏北地区地旷人稀的局面。以兴化县人口数为例，据《〔嘉靖〕惟扬志》《〔嘉靖〕兴化县志》统计：元末时3160户，8638人；明洪武九年（1376）11889户，75732人；洪武二十四年9535户，63177人；永乐十年（1412）9093户，60520人；宣德七年（1432）9422户，62471人；正统七年（1442）9220户，65277人；景泰三年（1452）8723户，69810人；天顺六年（1462）9610户，73071人；成化八年（1472）9448户，70886人；嘉靖十一年（1532）9891户，60930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10612户，62130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11637户，76726人。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自明初人口迁徙之后，一直到明嘉靖三十一年，在将近200年的时间内，兴化县的人口总数几乎没有变动，换而言之，明初“洪武赶散”形成的人口分布与社会格局，几乎延续了整个明代。另从明洪武九年的兴化县户口组成来看，每户人口数平均为7人，与海滨盐场地区每户2人的户口组成有明显不同。至少说明两点：其一，明初时迁徙到兴化民境、灶境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群，其中迁往兴化民境的是正常人群，而往盐场的可能就是徒罪发配。其二，明初的迁徙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并由此组合成规模很小的“三家村”。这些村庄通常以姓氏为名，兴化农村也就出现了很多如“朱家圩子”“刘家圩子”“赵家田”“卢家田”等地名。

“洪武赶散”促进了苏北的社会经济发展。明洪武年间苏北人口快速增长，村镇数量迅速增多，表明苏北农耕经济已得到初步恢复，这得益于外来移民对苏北地区抛荒土地的开垦利用。此后移民们聚族而居，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生息繁衍之后，家族日益壮大，人口逐渐增多，最终发展为数十人或者数百人的宗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个以姓氏为名的村落，进而构成以宗族为主体的明清苏北乡村社会。

“洪武赶散”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苏北的地域民风。移民是一个特殊群体，无论是自北向南，还是由南向北的人口迁徙，这些人自愿或者不自愿地抛弃故土，来到苏北地区，他们放弃了原先的生产、生活习俗，以及原有的一切地位、荣耀。当年世代簪缨的家族已成一场幻梦，他们必须直面现实，为了生存，与冷酷的自然以及残酷的社会做各种斗争，风餐露宿，生死难测，忍辱负重，委屈求生，邹逸麟在《中国历史地理十讲》中认为，苏北移民由此养成不安现状，带有强烈反抗精神的集体性格。

当然从苏北移民史的角度来看，这种集体性格早在南宋时期即已形成，以高邮为例，宋人陈造评论高邮民风时说：“风俗纯质，土物有中原气。近者南北杂处，渐不如旧。”（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十七“上王参政奏札”）又有“俗淳朴，异他邑。自顷南北杂处，其习尨戾夸竞陵暴，尤嚣于田讼，不复承平之旧”（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十一“孙宰殖轩记”）。南宋时高邮民风的改变是由于外来移民的迁入，明初的移民引发的民风转变也同样如此。这种集体性格里既有桀骜不驯、重诺轻死的一面，也有自艾自怜、苍凉悲壮的另一面，这一点从苏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淮剧里可以窥见一斑。淮剧粗犷悲凉的唱腔，唱出了移民们的辛酸与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