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羲之生于乱世，出生前后正值西晋末的“八王之乱”（291—306），君臣之间、方镇之间，或借刀杀人，或背信反水，几无宁日。公元291年，著名书法家卫瓘及儿子卫恒同时为贾后所杀。王羲之出生这一年，即公元303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陆云兄弟同时被杀。王羲之生于官宦之家，家族中多数人都曾作官，如从伯王敦、王导，叔父王廙、王彬，父亲王旷，均曾作官。王导也是东晋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四大权臣之一。王羲之生于文化之家，王导、王虞、王旷、族兄弟王洽、王荟等都是有名的书法家，王廙还是有名的画家。这无疑也是形成王羲之深厚的文化修养的直接原因。 相传，王羲之7岁开始学书。因为那时“父不亲教”，所以启蒙老师是著名的卫夫人卫铄，卫铄即著名书家卫恒之女。应该说卫夫人教授王羲之的书法是卓有成效而功不可没的。虽然后来王羲之有“徒费年月”的话，但那并非对师事卫夫人时期的否定。卫、王师生之间未曾有隙，相反，卫夫人是颇以王羲之自豪的。王羲之16岁始亦随叔父王廙学习书画。   王羲之大致从22岁初仕为秘书郎起，直到52岁誓墓隐退止，先后做过征西将军庾亮的参军，继迁长史。庾亮临逝又荐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又拜护军将军，授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在王羲之约三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其间曾赋闲居家），有以下几个层面能反映其阅历特征和性格特点。 第一，王羲之有较高的从政用世之才。这既源于他世代为官的家庭出身及学养，又因于他的儒家思想。如《晋书》本传记载：“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王羲之给时为尚书仆射的谢安的信中也说：“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王羲之虽然有着超脱、潇洒的生活态度和性格特点，但他也颇有儒家的用世之志，对时事尤其是北伐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清醒的头脑。北伐对于东晋王朝无疑是头等大事，在累次发动北伐中，有成功，也有失败。   第二，性格超迈拔俗，为人坦荡耿介。即《晋书》本传所谓：“以骨鲠称。”王羲之对时事、为政、民情的意见都是正面提出，从不搞小动作，这在当时那种混乱的世事中尤显可贵。对不宜之事，无论公私，王羲之均直言相谏，不避责任。比如在《报殷浩书》中，用激切的言辞谏止北伐，表达对时事的评论，提出战事期间治民的办法。前者如：“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对殷浩的失败，毫不客气，直言不讳。  第三，智行结合，努力实践。王羲之的儒家思想、用世之才、为官之志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做到了知行结合，有其切实的行为实践。这以王羲之做护军将军时的政治实践为突出事例。《晋书》“本传”中没有说明王羲之什么时候做的护军将军，只说了“复授护国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护军将军的职权，据《晋书·职官志》记载：“护军犹别有营也……属官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则置参军。”可知护军有自己的军队，即护军营，下属有官，受命出征还可置参军，颇有权力。  第四，外儒内道、交互为用的思想形态。王羲之既具儒家思想，又深受道家思想和神仙思想的影响。这既可以说与其儒家思想相矛盾，也可以说不矛盾。说矛盾，是因为儒家思想与道、仙思想在某些思想侧面，如入世与出世思想等的确是矛盾的。以辩证观点来衡量，人往往是一个矛盾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作为真实的人的一面。说不矛盾，是由于人往往在思想上是多层面的统一体。因为事物的对立矛盾并不一定是绝对对立不变的，它的各个层面往往因某种结构、特性、契机而有一种内在联系。  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53岁，因与“蒙显授”的王述不和，又“耻为之下”，因而在父母墓前发誓弃官不再仕，从此归隐。二王表面的矛盾隔阂由王羲之引起。王述先为会稽郡守，因为母丧居郡境，王羲之到王述处，只一吊即不再访王述。王述却急切盼望王羲之的到来，每闻号角声，便以为王羲之该来拜访自己了，于是洒扫府院，以待王羲之，这样做已有很长时间，而王羲之最终也没到王述家。王述遂深以为恨，于是以牙还牙。 王羲之自53岁至59岁卒，主要过的就是隐逸生活。这时他的生活，一是娱情山水，二是采药服食以求长寿，三是痴迷书艺，创作了许多不朽的杰作，如《丧乱帖》《旧京帖》《荀侯帖》《昨得熙帖》《贤室委顿帖》《群从凋落将尽帖》《谢司马帖》等。 石不能言最可人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