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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2]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3]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4]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5]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6] 校注 [1]本文大约写于建兴四年(226),当时李严劝诸葛亮受九锡,并且称王,诸葛亮写信拒绝了这一建议,充分反映了诸葛亮淡泊名利,严于律己的高贵品德。 [2]可不复相解:却不能够进一步地相互理解。复,又,再。解,明白,知道。 [3]诲以光国:教导后主刘禅以完成光复汉朝的大业。《三国志·蜀志·刘彭廖李刘魏杨传》云:“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诲,教导,训诲。《诗经·大雅·抑》:“诲尔谆谆。”《论语·述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光国,光复蜀汉。戒之以勿拘之道:这里指不要太放肆。勿拘,不拘束。是以未得默已:这里是诸葛亮对李严妄言称王之事的婉言批评。是以未得默已,《诸葛孔明全集》作“是以未得默己”。 [4]下士:下愚之人。《老子》:“下士闻道,大笑之。”人臣:臣子。《荀子·王霸》:“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 [5]方宠齐、晋:享受国家中最高的荣耀。坐贵自大:自高自大。 [6]帝还故居:指光复东汉的首都洛阳。十命:这里是相对九锡来说的。九:指九锡。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诏,有“乃加九锡”语,为九锡见于书面的最早出处。九锡名目大同小异,排列前后次序也不一样。汉末献帝赐曹操九锡,采用《礼纬》说,历代相袭沿用。前汉王莽阴谋建立新王朝前,先加九锡,后来魏晋南北朝掌政大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成为例行公事。 附 李严(?-234年)，后改名李平，字正方，南阳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臣，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之臣。公元231年，蜀军北伐时，李严押运粮草因为下雨道路泥泞延误时日，为推卸责任反而怪罪诸葛亮的北伐，使诸葛亮不得不退兵，因而获罪，最终被废为平民，迁徙到梓潼郡(治今四川梓潼)。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李严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够起用自己了，因此心怀激愤而病死。  人物生平 李严年轻时为郡中专职吏员，以才干知名。荆州牧刘表让他到郡中各县任职。曹操进入荆州时，李严正为秭归县令，于是西往奔蜀，刘璋用他为成都县令，又获得能干的名声。 公元213(建安十八年)，任李严代为护军，在绵竹一带抵抗刘备。李严率领部下投降刘备，刘备任命他为裨将军。平定成都后，李严被任命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益州因在刘璋治理下，法纪松弛，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刘备于是命军师将军诸葛亮、扬武将军暨蜀郡太守法正、昭文将军伊籍、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和李严五人一起制定《蜀科》，后来成为了蜀汉的法律体系的基础。 公元218(建安二十三年)，盗贼马秦、高胜等在郪县起兵，招集队伍数万人，到达资中县。当时刘备在汉中，李严不待另外发兵，只率本郡士兵五千人前往讨伐，斩杀马秦、高胜等人。其余人都四散逃命，回家为民。不久后，越巂郡夷帅高定率军围攻新道县，李严前往解围，高定被击败后逃走。刘备于是加封李严为辅汉将军，兼任原郡郡守如前。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李严成为汉中王劝进表的11位领衔人物之一。 在犍为太守上，表现出其优秀治政能力:凿通天社山，修筑沿江大道，大兴土木，把郡城整修一新，以致"吏民悦之"，"观楼壮丽，为一州胜宇"。李严性情孤傲，难以与人相处，在任期间大盖房舍满足一己之私，曾因迁移郡治官邸一事与持反对态度的郡功曹杨洪争执，杨洪一气之下主动辞职引退。都督江州后，又与属下牙门将王冲发生摩擦，王冲自知为李严所疾恨，惧怕因此被诬陷罪名而叛逃降魏。李严自视甚高，护军辅匡等年龄与地位与李严差不多，但李严却不愿主动与他们来往。 公元222(章武二年)，刘备伐吴败回，征召李严进永安宫，任命他为尚书令。公元223(章武三年)，刘备病重，李严与诸葛亮一道受遗诏辅佐少主刘禅;以李严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留下镇守永安。公元223(建兴元年)，被封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 公元226(建兴四年)，诸葛亮在汉中，准备发兵伐魏，于是想调李严率军镇守汉中，但李严想尽办法推脱不去，却要求划分五个郡作为巴州，让他担任巴州刺史，诸葛亮没有答应。此前又曾劝诸葛亮应该受九锡，怂恿诸葛亮进爵称王，被诸葛亮加以驳斥。二人由此不睦，逐渐貌合影离。李严的同乡尚书令陈震出使东吴前，私下里对诸葛亮说"李正方腹中有鳞甲"，暗示李严心术不正，可能会制造事端。诸葛亮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认为自己与李严还是可以相忍为国、并肩合作的。 公元230(建兴八年)，曹魏大司马曹真准备三路进逼汉中，为加强汉中防务，遂要求李严率二万人赶赴汉中阻击敌军。李严不满被调离江州，在私下传言说司马懿等已经设置了官署职位来诱降他，诸葛亮知其意，于是上表迁李严为骠骑将军，又表其子李丰接替督主江州防务，李严这才愿意北上汉中。诸葛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署丞相府事务。李严改名为李平。 公元231(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兵祁山，李平负责督运粮草。夏秋之季，正逢阴雨连绵，粮草运输供应不上，李严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传话给诸葛亮，让他撤军，诸葛亮得到信后答应退兵。 李严听说军队已撤退，于是又故作惊讶，说:"军粮充裕，怎么又退军呢!"用意在于解脱自己督办粮草不力的责任，显出诸葛亮延误战机的错误。他又上奏后主，说"军队伪装撤退，其实是用来引诱敌人好与其决战"。诸葛亮便将李严的前后书疏原本手迹递上去，李严的错误和矛盾一下子暴露无遗。李严辞穷理屈，只得叩头认罪。 于是诸葛亮上奏弹劾李严说:"自从先帝驾崩，李平的心思全想着家庭，尚且搞些小恩小惠，只想平稳处世求名，全不顾国家大事。为臣北往出兵，希望让他带兵前往镇守汉中，李严再三借口推辞，并无前来汉中之意，反而想把五郡连并起来，自己作巴州刺史。去年为臣打算西征，想让李严主管镇守汉中，李严却说司马懿等在那边开府召聘人士作大官。为臣心里明白李平鄙陋心理，是想借我临行之机逼我给他一些利益，于是为臣上表奏任他的儿子李丰主管江州事宜，给他如此的破格待遇，本想解决一时的急务。李严上任后，为臣将大小事权全部委付于他，朝廷上下都奇怪我为什么这样的厚待李严。正是因为国家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与其揭批李严之短处，不如对他褒扬鼓励。只是认为李严本性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些荣誉、利益而已，哪料到他竟然存有颠倒是非之心，以致如此。如果这种人和事任其存在下去，必将导致国家的祸败。这是为臣愚暗，说多了徒增愧咎之情。"于是废李严为民，流放梓潼郡。 公元234(建兴十二年)，李严听说诸葛亮去世，于是发病而死。李严生前常企望诸葛亮会再次起用他，考虑除诸葛亮之外，其它的大臣不可能再用他，故此激愤发病。李严之子李丰官至朱提太守。 个人贡献 据《水经注》记载，李严在健为任郡守期间(214年-222年)， 还重新修筑了蒲江大堰，又叫"六水门"枢纽工程，使其能连接江的两岸。 东汉晚期，战乱颇繁，都江堰、六水门等大型水利工程都严重失修。李严上任后，重新整治水利工程，对当时的生产建设是有功绩的。李严的这次水利整治工程影响后世，以致于后来南宋时期的赐进士出身、工部侍郎、井研人李心传认为 "眉州通济堰，建安间创始"，把功劳记在了李严当时的盛举上。 历史评价 诸葛亮:"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狭情志狂，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 陈寿:"都护李严性自矜高。""彭羕、廖立以才拔进，李严以干局达，魏延以勇略任，杨仪以当官显，刘琰旧仕，并咸贵重。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陈震:"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 常璩:"其太守，汉兴以来，鲜后显者。" 杨戏:"正方受遗，豫闻后纲，不陈不佥。造此异端，斥逐当时，任业以丧。" 《江表传》:"严少为郡职吏，用性深刻，苟利其身。乡里为严谚曰:'难可狎，李鳞甲。'" 余名侠:"完全是一个奸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该评论是根据《三国志·李严传》中记载的李严主动要求分地建立巴州，并且自己当巴州刺史以及怂恿诸葛亮"宜受九锡，进阶称王"这两件事做出的评论。 一代廉相诸葛亮
有一位伟人，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有一位伟人，只要提到他的字“孔明”，别号“卧龙”，人们就决不会想到其他任何人。 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蜀汉贤相诸葛亮(181-234)。 历史上的诸葛亮，是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27岁(虚岁)出山辅佐刘备，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宏图，创造出非凡的业绩。作为蜀汉丞相，他高瞻远瞩，勤政务实，励精图治，清正廉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综观其功业建树和人格道德，无疑为三国时期第一人。他不仅是公认的一代贤相，而且是公认的一代廉相。 一、廉洁奉公，以身作则 章武三年(223)，刘备逝世后，诸葛亮以丞相之尊，托孤之重，辅佐后主刘禅，“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达到了权力的高峰。怎样才能统领群僚，治国理民?他牢记孔子的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为此，他把正身律己，率先垂范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可以说，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在其辅佐刘禅的12年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1 率先垂范，俭以养德 诸葛亮在其广为传诵的《诫子书》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意思是说：君子的行为，是以潜心专一的精神来修身，以俭朴的生活来培养高尚的品德。他不仅大力提倡俭以养德，而且言行一致，率先垂范，长期坚持俭朴的生活，以此激励和带动文武百官。 建兴三年(225)，他亲率大军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的饭)。”(《后出师表》)盛夏时节，在地域广阔、地形复杂、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多样的南中地区，他孜孜致力于蜀汉大后方的安定，真是备尝艰辛。 建兴六年至十二年(228-234)，他几度北伐，“夙兴夜寐……所啖食不至数升(每天的饭量不到1斤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为了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他在漫漫征途上殚精竭虑，菲衣恶食，真是奋不顾身。 俭朴是一种品格，一种生活态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物质条件下，俭朴的具体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然而，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物质条件下，俭朴都意味着节俭，拒绝浪费，反对奢华。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俭以养德。 与诸葛亮一起接受托孤，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中都护李严，曾经写信给诸葛亮，劝他接受“九锡”，进爵称王，企图借机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好处。诸葛亮断然拒绝道：“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答李严书》) 裴松之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引《袁子》云：“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在数千年封建社会史上，能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达到如此境界者，极为罕见。这与诸葛亮率先垂范，俭以养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 勤政务实，安民为本 诸葛亮的廉洁，在律己上表现为俭以养德，在治国上则表现为勤政务实，安民为本。他明确提出：“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又称蒋琬》)因此，他十分爱惜民力，各种治国措施都贯穿务实精神，坚决不搞华而不实、徒耗人力物力财力的花架子。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严格控制宫城、陵墓的规模和皇室的开支。历代王朝，都把宫城的修造、陵墓的营建视为头等大事。三国时期，魏、吴两国皇帝都曾大规模地扩建宫城，营建陵墓。而在诸葛亮执政的蜀汉，宫城是三国中最小的，而且多年没有扩建；刘备的陵墓“惠陵”，则是历代皇帝陵墓中规模最小者之一。对于后主刘禅，诸葛亮一再提醒他“亲贤臣，远小人”，“咨诹善道，察纳雅言”(《出师表》)。与魏、吴两国皇帝相比，刘禅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基本上能守君道，很少外出田猎游玩，更没有肆意挥霍享乐，这表明诸葛亮对他的教育和约束是有效的。 其二，努力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建兴元年(223)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一方面与孙吴恢复同盟关系，迅速摆脱了一度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重新形成共同抗曹的战略格局；另一方面则“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大力恢复因荆州之失和夷陵之败而严重亏损的国力。此后，他始终把发展经济，安定民生置于极端重要的地位。为此，他在兴修水利、提高盐铁生产技术、扩大蜀锦生产规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例如，为了维护中外闻名的都江堰，诸葛亮设置了专门的“堰官”，并征调一支1200人的队伍，常年负责疏通河道，修筑堤坝，形成定制。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之所以能够长期滋润天府沃野，开创者李冰父子居功至伟，维护者诸葛亮也功不可没。 其三，南征北战，见机而作，量力而行。南征北战，是诸葛亮执政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后人对此时有訾议。其实，南征是为了稳定蜀汉的大后方，北伐则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都是非做不可的头等大事。但是，无论是南征还是北伐，诸葛亮都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见机而作，量力而行，从来没有只顾一厢情愿，盲动蛮干，浪费民力。请看：刘禅即位后，经过两年的恢复经济，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由于他坚持“攻心为上”的正确方针，战术运用得当，避免强攻硬打，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经过两年的休整，建兴五年(227)春，上《出师表》，北驻汉中，伺机伐魏。又经过一年的准备，建兴六年(228)春才首次北伐。这年十二月，因曹魏在石亭之战中被孙吴名将陆逊打败，损失惨重，诸葛亮趁机第二次北伐，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粮尽而还。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攻取武都、阴平二郡，改善了蜀汉西北方的战略态势。此后，又经过两年的休整，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屡次击败司马懿等，后因粮尽退兵。此后，诸葛亮“休士劝农”达三年之久，直到建兴十二年(234)春才第五次北伐；而且“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上述这一切，真正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正因为诸葛亮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又勤政务实，安民为本，其军政决策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从而形成“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表上诸葛氏集目录》)的良好社会风气。 3 自报家产，青史第一 诸葛亮逝世前，曾经上表后主：“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於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集・临终遗表》)可以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自报家产的丞相。这份家产，仅相当于当时的一般地主；除此之外，他没有从事任何经营活动，没有谋取其他收入。直到他去世，“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而后来清点财产的结果，“如其所言”。对于一国丞相而言，真是极为难得。 应该说明的是，作为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收入是不低的。汉代丞相秩万石，月俸谷360斛(1斛等于10斗，相当于1石)，钱6万；蜀汉承汉制，但疆域仅为东汉十三州之一，官员俸禄不详，至少不会太低。此外，诸葛亮得到的赏赐也不少。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平定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诸葛亮在《答李严书》中也说自己“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俸禄和赏赐这么多，家产却这么少，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诸葛亮把自己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他提倡“将不可吝”，指出：“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土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诸葛亮集'将苑》)这充分体现了他公忠体国的优秀品格，也是对古代良将身先士卒、爱兵如子的带兵传统的发扬光大。 战国时，齐国名将穰苴，受命出征之际，“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抚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因而深得军心，“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接连击败晋军、燕军，收复失地(《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另一位战国名将，赵国的赵奢，善待将士，体恤部属，“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因而上下一心，击败秦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西汉名将李广，英勇善战，号称“飞将军”。他为人清廉，与士卒同甘共苦，“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士以此爱乐为用。”(《史记・李将军列传》) 东汉开国功臣之一祭遵，官至征虏将军，封颍阳侯。他战功卓著而不居功，“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后汉书・祭遵传》) 诸葛亮大力弘扬前代名将的优良传统，不仅不贪财，不敛财，而且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用于治国治军，因而能够坦然自报家产，堪称青史第一。 4 实行薄葬，正气长存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临终前，“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墓，只相当于一般百姓。即使在普遍薄葬的时代，也是最俭朴的。若与当时某些显赫的大臣相比，则反差极大。例如，官至孙吴左大司马的名将朱然，其墓葬于1984年发掘，墓室外侧8.7米，宽3.54米，规模虽然比不上后世许多大官僚，但比诸葛亮墓大得多；墓内共出土青瓷器、漆木器、铜器、陶器等文物140多件，铜钱6000多枚，也是“不须器物”的诸葛亮墓远远无法比拟的。 尽管诸葛亮的墓显得似乎过于“寒酸”，但他的浩然正气，却如同那苍翠的青山，与日月同辉，永不泯灭。 5 严教子侄，清廉传家 诸葛亮不仅以清正廉洁激励带动百官，而且以此严格教育子侄，把清廉作为传家之宝。 在《诫外甥书》中，他提出了“志当存高远”的名言，要求后辈树立远大志向，“慕先贤，绝情欲”，不为物欲所累，不为贪念所牵，从而培养高尚情操。 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另一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经《三国演义》化用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更加深入人心。 对于一个正直的政治家来说，清廉是应有的品格，但还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和最后归宿。有了远大的志向，高尚的情操，就应该报效国家，造福社会。诸葛亮以此要求子侄，子侄们努力付诸实践，作出了无愧于父辈的业绩。 由于诸葛亮婚后迟迟没有子嗣，便与长兄诸葛瑾商量，要求将其次子诸葛乔过继给自己；诸葛瑾征得孙权同意，让诸葛乔来到蜀汉。诸葛亮以诸葛乔为嫡长子，并将其字由“仲慎”改为“伯松”，对其十分钟爱。然而，诸葛亮并不是让诸葛乔在丞相府中养尊处优，而是将他任命为驸马都尉，随自己进驻汉中。在给诸葛瑾的信中，诸葛亮写道：“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於谷中”，在风餐露宿的艰苦劳作中，诸葛乔染上疾病，竟于建兴六年(228)逝世，年仅25岁(虚岁)! 在诸葛乔逝世前一年(227)，诸葛瞻出生。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给诸葛瑾写信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就在这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前线。此后，诸葛瞻在刘禅的关照和民众的爱护下，一直顺利成长。尽管他的文才武略远远无法望父亲之项背，却继承了父亲的忠贞品格和清廉之风。当邓艾偷度阴平，蜀汉面临亡国危局时，他率兵抵御，不幸战败，断然拒绝邓艾的诱降，慷慨赴敌，以死殉国，时年37岁。其长子诸葛尚也一起战死，在蜀汉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诸葛亮子孙皆英烈，一门尽忠贞。清廉家风，代代相传。 诸葛亮逝世后，各地民众纷纷要求为之立庙；朝廷因礼秩而不听，于是“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泰始十年(274)编成《诸葛亮集》后上给晋武帝的表文所言：“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诸葛亮受到蜀汉人民历久不衰的深切怀念，有力地表明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风范具有多么强的感召力。真是遗爱百代，彪炳千秋! 二、举贤任能，廉风蔚然 诸葛亮深知：“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举措第七》)他不仅自己廉洁奉公，以身作则，而且重视表彰忠直为国、清正廉洁的同僚，培养德才兼备、品格高尚的官员，从而使清正廉洁蔚然成风。 董和，诸葛亮最看重的同僚，曾为刘璋的益州太守，后被刘备任命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他不仅为人坦诚，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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