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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
在这带有总结性的一章中，我们不打算一般地论述前面所涉及的各项理论观点，只想着重阐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即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真实道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成熟马克思与不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阶段问题。我们知道，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引起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系列争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制造所谓“两个马克思”的神话，使问题变得更加混乱。因此，在结束全书的时候，探讨一下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阶段以及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很有必要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之所以复杂纷纭，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形成的过程。其中新旧思想并存，马克思的成熟观点与不成熟观点彼此交错，因此，它必然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变动。这就为从不同角度研究它的人们提供了争论的场所，也为资产阶级的肆意歪曲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这正是在西方兴起的“青年马克思热”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只要坚持用科学的辩证方法分析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发展过程，如实地而不是虚假地研究史实，这里确实存在的难题，也是不难解决的。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而结果却是唯物主义。并且这种唯物主义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到真正成为马克思，道路是曲折的。问题在于，通过科学地揭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阶段来再现它的全过程。同时，必须指出，列宁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以及他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些原则，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主导线索。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包含着一系列质的不同的阶段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完整的上升过程。其中每个阶段，都标志着马克思的观点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这些阶段不是任意划分的，它们取决于马克思思想在每个时期深化和成熟的程度，而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又是由他当时的条件、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决定的。从我们整个的阐述中已经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起点是黑格尔唯心主义，接着转向唯物主义;马克思完成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后，在创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又经历了自己观点的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全面论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完成。这样，可以把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简要地概括为四个主要阶段：(一) 马克思世界观转变前的思想演变，包括1842年《莱茵报》以前的整个时期。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确立，以及用这种观点解释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这个阶段思想发展的本质特征。(二) 马克思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包括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的两年时间。在这里，只是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向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马克思没有完全摆脱旧哲学的影响，更没有建立自己世界观体系，然而这一转变，却为他创立自己的体系准备了充分必要的思想前提。(三) 马克思学说的初创，包括1844年初到1845年春。在这个时期马克思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是处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四) 马克思在1845年和1846年“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说，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全面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才真正成为成熟的马克思。由此可见，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其中每个阶段都是该过程的一个有机环节，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以自己的特殊的质为下一阶段做了必要的准备。前阶段是后阶段发展的前提，后阶段是前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鸿沟，而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因此，不能把某一阶段从它的整体中游离出来，而应与其整体联系起来考察。必须把每一理论成果都置于确定的阶段来加以研究，既看到它包含的新内容，又要看到其中仍带有旧哲学的痕迹;既不低估新的思想因素在其发展中的意义，也不把它绝对化。这样才能科学地再现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资产阶级学者，尤其是当前西方的所谓“马克思学者”，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之一，就是歪曲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将马克思思想的成熟阶段与不成熟阶段对立起来，从而把还不完全成熟的作品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马克思思想成熟的“顶峰”，而把成熟的东西，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视为理论创作的“减弱”。他们把“青年马克思”称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而把“老年马克思”称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用不成熟的马克思反对和代替成熟的马克思。而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不是把马克思的成熟阶段和不成熟阶段对立起来，而是抹杀两者之间质的差别。认为，两者统一的基础是青年马克思，全部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对早期著作中关于异化和人的思想的扩大、阐述而已，并且进而又将其归结于德国古典哲学，甚至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孕育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之中。这种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庸俗进化论的方法，在西方世界，影响深广，危害也最大。无论是将马克思观点发展的不同阶段割裂开来，还是将两者“统一”起来，即抹杀它们质的区别，都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资产阶级思想家正是用这种形而上学和庸俗进化论，作为伪造“青年马克思”和反对成熟马克思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暴露这种方法的非科学性和反动性。同时，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研究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复杂过程，阐明成熟马克思与不成熟马克思的关系，这不仅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十分必要的。还必须指出，列宁关于马克思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同20世纪20年代苏联出现过的“三阶段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按照这种“三阶段论”，马克思开始是彻底的黑格尔派，继而是彻底的费尔巴哈派，最后是以上两者的“综合”。这完全是用机械论的方法臆造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其实，马克思从来不是“正统的”黑格尔学生，也不是“忠实的”费尔巴哈信徒，在任何时候他也没有无条件地赞同过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马克思对其先驱者总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所以他才能超越他们，把人类认识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就以批判和继承为例，马克思对其先驱者的思想，总是在批判中有继承，在继承中又有批判。他从没有把黑格尔当成“死狗”，置之不理，也没有把其思想作为绝对真理，全盘接受。正如列宁一再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优秀思想遗产的光辉范例。马克思坚决摈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救出了它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包括他的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并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加以改造，使之真正成为最完整最深刻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同时，他又彻底地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宗教伦理杂质，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并以辩证法对之加以改造和丰富，使唯物主义同社会历史结合起来，建立了最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从而把人类哲学思想推进到一个完全崭新的阶段。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某些研究者，由于从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所以，不理解批判和继承的辩证关系，以为继承就是全盘接收，不包含批判和扬弃。他们赞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不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而且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观点的联系“比别的地方暴露得更加明显”。从而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完全降低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三阶段论”相联系，他们在考察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时，主要着眼于说明马克思对其先驱者态度的变化和对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克服，而很少注意这种变化之何以发生。就是说，他们把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仅仅看成是不断摆脱旧哲学影响的过程，而不是着重于研究它的思想内容。列宁指出，在考察马克思观点形成过程的时候，要揭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就是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全力抓住马克思在每个时期新思想的获得及其深化的程度，以此来判断马克思如何摆脱旧哲学的影响，并转向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1844年关于异化和类本质的观点，显然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并在他当时的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这些旧哲学的术语，不单是消极的形式，它也对马克思观点的深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观点，在一定时期是马克思理解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的主要命题。旧哲学的影响和他开始成熟的思想的交错，构成马克思1844年思想发展的主要特征。然而，在这个统一体中，本质上新的东西，是马克思已经“接近”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一日这个重要思想作为科学的概念而形成，马克思的观点便立即发生了质的“飞跃”，跨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异化、类和人的本质等概念，不再是用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主要方法，而它们本身也成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来说明的对象。由此可见，只有把马克思思想发展看成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变动的活生生的过程，只有辩证地理解这一过程中旧哲学影响和新生的理论现象的关系，并全力捕捉对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新的思想萌芽，才能科学地揭示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各阶段之间的有机联系。西方“马克思学者”当然不愿意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作深入的、辩证的研究，他们用形而上学方法伪造“青年马克思”，这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需要。可是，20世纪20年代的某些研究者，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使他们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阶段问题上得出了错误结论，这个教训，是我们应当认真吸取的。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仅各个阶段是有机统一的，而且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紧密联系的。要阐明马克思世界观的实质性进展，即“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这是因为，马克思世界观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以及对它从理论上解决的程度，而对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不能只限于某一个方面，而是政治、经济和哲学的共同任务。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的内在统一。每个组成部分都是在同其他部分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每个不同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特点。所以，马克思的观点始终都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近几十年来热衷于把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仅仅归结为哲学问题，似乎他们很重视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形成，其实这是极大的歪曲。19世纪40年代，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使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而对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认识，就成为解决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列宁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从根本上讲，正是以这个“主要之点”的提出、深化和成熟为标志的。但这个“主要之点”又是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的政治观点的发展推动着他的哲学和经济理论的形成，可是没有这些理论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不能最终确立。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经发现当时广为传播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非科学性，认为当前首要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论证”，为此必须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列宁指出，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学说是在1844年。在这一年，马克思不论在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实践方面，马克思移居巴黎后，直接接触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开阔了他的视野。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不能不关心当时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同时，他开始探讨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这一理论探讨，使马克思接近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思想。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几乎已经形成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这只能归因于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探讨。诚然，在1844年，马克思学说的这个“主要之点”还是不成熟的。而这种不成熟又恰恰是同他哲学和经济学观点的不成熟相适应的。由于这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还很不够，还未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还不能从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来揭示它的阶级本质。因此，他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还未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仍受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观点的影响。以此为理由把马克思说成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这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在前进中，思想上不断地克服着旧哲学的痕迹。当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后，马克思不再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而是从社会经济地位和阶级关系来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社会主义学说终于找到了它的科学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观点的形成，是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学在实践基础上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三者的关系，依照列宁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纲领”在马克思主义中居于中心地位;政治经济学是其“主要内容”;哲学是它的“理论”，即哲学基础。这三个方面各以其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又相互推动。马克思的政治观点的发展影响和促进他的哲学和经济理论的形成，它不仅向哲学和经济学提出为之作论证的需要，而且还规定这两者发展的方向;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制约着他政治观点的形成，这两个方面的进展同时也决定着他政治观点的深化，它们愈趋成熟，马克思政治观点的基础也愈加牢固。同样，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也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因此，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说明马克思何以“成为马克思”，必须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中去考察。当然，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形成过程中是有重点的，并非均衡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善于根据不同情况和理论斗争的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通过解决那些最急迫的理论问题去发展自己的学说。列宁说，“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马克思哲学观点发展中，又是将历史唯物主义提到首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重要地位，与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形成只归结为哲学问题毫无相同之处。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在于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统一，孤立地强调一点，以偏概全，用主观随意性代替对事物的客观分析。
实际上，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特别注重于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和制定，这“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首先，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以往一切社会主义之所以流于“空想”，主要原因就在于“不懂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不满意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肤浅言论”，决心为社会主义提供唯物主义基础，因此，必须消除历史和唯物主义脱节的现象，创立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其次，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当时的突出问题，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趋势。列宁指出，当时马克思“感到兴趣的就是从黑格尔和从费尔巴哈继续向前的运动”。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若不使唯物主义“向上发展”，“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那么，就会像费尔巴哈一样，不仅不能彻底发展唯物主义学说，而且也不能使认识论建立在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可见，历史赋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任务，首先就是“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创立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以便为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科学，这是已经为科学的发展所雄辩地证明了的。所以，列宁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思想形成时期是牵动整体的一个突出重点。马克思的天才智慧，正在于牢牢地把握住了科学思想发展的这个重点，并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它，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因此，研究马克思观点的形成，就必须从对重点的深入研究去把握整体。离开这个重点，孤立地将这个时期的其他理论观点，如异化和人道主义等等，上升到中心地位，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当然，重点也只有相对意义，因为离开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尤其在哲学中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前提，它本身也无从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但是不能对之加以简单的理解。列宁关于马克思“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点，已经清楚地表明，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同时包括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并不是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而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唯物辩证地理解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发展，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中就包含和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诚然，没有唯物辩证的观点，马克思也难以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然而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时又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定才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两者在形成中是有机结合的。所以，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的重点，但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它也难以产生。阐明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地位，就揭明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特点。只有紧紧把握这个特点，才能揭示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也就是说，才能科学地揭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而不是任意地主观地臆造这种联系。西方“马克思学者”，在伪造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阶段时，也歪曲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他们不是从当时的社会实践和先前优秀思想遗产中，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中，探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而是把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与其他方面割裂开来，仅仅突出一个哲学问题，单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寻找它的原型，于是，不是把马克思的观点归结为黑格尔主义，便是将它归结为费尔巴哈主义。甚至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歪曲成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特殊解释。这种观点的首创者是法国资产阶级教授让·伊波利特，他说，“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来源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①。他认为，只有从异化思想出发，才能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他的观点，为进一步用异化解释全部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从而他本人也被誉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台柱之一。把马克思全部观点归结为一个哲学问题，又进而归结为异化问题，是现在西方“马克思学”最流行的观点之一，是从20世纪30年代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作新的“解释”的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所谓新的“解释”，同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的科学态度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必须坚持列宁为我们奠定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力求科学地揭示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真实过程。
三、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哲学观点形成的标志不可否认，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青年马克思的阶段。但是不能把青年马克思说成是成熟的马克思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反它指的是马克思观点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是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所以，青年马克思不单纯是年龄界限，而主要是马克思观点的成熟与不成熟的分野。划分这个界限，对正确认识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而这种划分又同上述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阶段直接联系在一起。对于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划分，研究者由于从不同角度着眼，因而有不同的标准。列宁说过，1843年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②。这是就同黑格尔分道扬镳和马克思正在完成自己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不能据此认为，马克思从此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因而，包括他1844年著作中的对异化、人性、人道主义的全部阐述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已经完全清除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烙印。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妥的。它混淆了马克思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和创立自己的学说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把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观点成熟化。苏联现在以研究“青年马克思”而著称的尼·伊·拉宾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时期应止于1844年8月，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合写《神圣家族》一书”以前。在这里，他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合作为标准。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为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而把《神圣家族》看成是马克思的成熟著作，把两本思想成熟程度基本一致的著作分成两个阶段，这不见得恰当。在研究者中间所以造成这样的混乱，重要原因之一，是对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界限缺乏明确的认识。其实，列宁关于马克思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已经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马克思“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无疑是从1845年春天拟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的。这里所包含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即完成了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共产主义才最终被置于它的科学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真正“成为马克思”，即真正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应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为标志。所以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界限是1845年春天，而不是1844年8月，更不是在此以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表现出来的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告完成。从这时起，马克思才真正从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过渡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断论述，转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制定。如果说，1844年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质变中的量的扩张，那么，1845年春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世界观形成过程的质的“飞跃”。这样，就可以把1844年作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完整的阶段，即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观点影响的阶段来加以考察。《神圣家族》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都是马克思的不完全成熟作品。就其受费尔巴哈影响来看，这两部作品并无明显的差别，而表现形式都同样强烈。所不同的是，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神圣家族》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疑是前进了一步。然而，《神圣家族》仍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断论述，只是更“接近了”它。诚然，《神圣家族》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终生合作的象征，本身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就其基本观点而论，它不仅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的逻辑延续，而且该书的绝大部分和全部主要章节都出自马克思一人之手。因此，割裂这两部作品的内在联系，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独特阶段人为地分割开来，必然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思想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这是两个质的不同阶段，但它们之间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1844年的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准备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前者发展的直接结果。因此，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科学考察，既不能停留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不能从《德意志意识形态》退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应该揭示这两者的真实的思想联系，揭示马克思思想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是何以实现的。不是用前者去代替后者，而是用后者去衡量以前思想的成熟程度。西方“马克思学者”指责成熟马克思是“对青年时代理想的背叛”这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并没有放弃人类解放和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政治信念和远大抱负，而是通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指明了现实道路，使自己的信念有了科学基础。马克思在哲学上也没有退回到唯心主义，而是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建立了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背叛的不是自己已经达到的思想成果，而是“过去的哲学信仰”，是同无产阶级世界观不相容的东西。马克思的功绩正在于，他认识到“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基础在于经济现实，放弃了哲学的思辨，而着手证明自己的观点。《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的第一部成熟作品，这同列宁关于《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并不矛盾。因为，列宁生前未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第一章是在1924年，即列宁逝世的那一年才首次发表，全书是1932年出版的。因此，列宁不可能对该书作出直接的评价。但是，他根据马克思当时的其他作品、通信，以及以后对这段思想发展的追述，已经看出，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期“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列宁认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接近”自己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几乎已经形成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尖锐而明确地强调指出了自己的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等等。据此，完全有理由推断，如果列宁读过在其中全面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么，他也会将这部划时代的作品视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发展过程的完成。《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第一次将这一成熟的理论公之于世。它以后的全部历史，是这一完整的历史理论不断深化、精确化和发展的过程。在欧洲革命风暴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并在实践中检验和丰富了它。同时，马克思又用它来指导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为他的历史理论提供了科学证明。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这个“假设”，“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还说，在没有另一种思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思想像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企图以“人本学的历史观”代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然而，这种学说，非但不是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相反地，恰恰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摈弃了、并予以严厉批判的用“人的本质的异化”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思辨空论。针对这种谬论，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正如医学上的妙手回春的神医和起死回生的仙丹是以对自然界规律的无知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样，社会领域中的庸医和万应灵药也是以对社会规律的无知作为自己的基础”。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也完全适用于现代的“马克思学”。他们不愿意或者不敢去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无意揭示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是像社会“庸医”一样，热衷于寻求永恒的“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学说作为“万应灵药”去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的发展，这实际上是陈旧的思辨哲学的死灰复燃。马克思尊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为，使之成为活生生的、永不枯竭的、有生命的东西，它必须在实践中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然而，这种发展不是离开原来的基础，而是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前进。马克思逝世以后，首先是恩格斯，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根据自己的时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历史经验证明，尽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不是笔直的，甚至会有曲折迂回，但是，这朵深深扎根于全部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土壤中的人类认识之花决不会枯萎，而一定会更加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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