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宋代祈晴的场所及祭祀用具等较前代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万志英说：祭祀仪式和通神变得更加通俗化，佛教与道教之中已出现了适用于普通信众的新型斋祭实践。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神祇对于一般人而言变得更加易于接近。 宋代总体来说延续了第三种，至于禜门，宋代地方州县有零星的记录，而京城的、出于皇帝诏令的禜门绝不见于史乘。  启闭坊市门来祈晴更是彻底消亡。其转变从禜门及坊市启闭的消亡、坛(墠)祭的衰微、新神及新式祭神方式的兴盛这几个方面。 一、唐宋祈晴形态的转变1、禜门及坊市启闭的消亡 思想上，董仲舒学说在唐中期就开始被质疑，从唐宋务光的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出掺入董仲舒学派阴阳理论的禜门礼与当时国家礼制精神的冲突。 禜门礼违背了儒家“神道设教”的传统，浓厚的阴阳术数色彩使其被斥为“浅术”，不仅是一些官员反对，京城百姓也对这种务虚的应对措施大为不满。 老百姓门“共呼坊门为'宰相’，把坊门称作宰相，更像是民众对宰相不能担起“理阴阳”的职责，而将救灾寄托在坊门启闭上的调侃与戏谑。 到宋代，城市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坊市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思想上，对阴阳灾异批驳的声音也时常出现。 2、坛(墠)祭的衰微 坛祭是一种古老的祭祀方式，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是用土石堆砌出一个坛来进行祭祀，更为简朴的是墠，只需“扫地而祭”，禜门祈晴时的祭祀场所即是坛或墠，这二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高级祭祀礼仪场所，并且通行于各类祭祀，但是宋代，社坛祭祀逐渐不受青睐。  韩愈认为孔子享受的祭祀待遇超过了作为社稷配享的勾龙、弃，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孔子是“巍然当座”，而勾龙、弃是“不屋而坛”，意即庙祭要尊于坛祭。 张耒认为坛和屋的区别在所服务的对象不同，社稷天地遵照古礼自然是不屋而坛的，由人即神由于要效仿人间生活享受庙食，理所应当要建屋搭庙，天地之神与人格神的属性区分是屋坛分野的原因，并不是要以“坛屋分隆杀”。 朱熹作为博学多闻的一代礼学专家，虽然也认同坛祭的传统，但同时他也看到了经典中的教条性，他主张在社稷坛的建筑材料和方式上做一些因地制宜的调整。 他说，古代，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砖砌无处考察，也有说不用砖砌的，大概是中原土质密，即使城墙也不用砖；而南方土质疏松，不用砖砌的话容易损坏。元丰七年，“朝廷诏诸州社稷于坛侧建斋厅三楹，以备望祭”，这样，就出现了坛屋并存的局面。 二、唐宋祈晴要素的转变1、庙宇、神像 人类出于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惶惑与畏惧，认为现象背后是一种神秘力量在掌控着，逐渐有了“万物有灵”的原始拜物教，拜物教之后，是对神灵的人化阶段。 再之后是人格化，这一阶段的神灵通常是人世间的具体的人担任的，时至宋代，人格化的神灵成为宗教信仰的主流。  对庙宇和神像的追求，可以以常熟破山龙神庙为例。修建庙宇是束缚神怪恣肆为祸的办法，常熟地属江南泽国，唐代时当地居民常常受制于自然灾害。 民众们认为是有“风雨怪物日作于民”，皮日休认为祭祀山中龙神可以受益，如果不致祭于神，便会受祸。 当地周县令在破山向龙神祈雨成功，表示今后不能“徒禜以报”(即只建坛望祭)，而是要修建庙宇，老百姓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为之建庙塑像，并且将其纳入祀典。 当地人观感中，以为龙神建庙是实现风雨日作到“不为厉连”转变的分水岭，可以把建庙看做是对龙神的隆重馈谢，同时也是一种收买政策。 而这一政策显然实现了双赢：民众摆脱了“怪物”的侵扰，而破山神也进入了祀典，成为正式的地方神。 2、香火 香火既可以指上香礼神的物质的香火，又有延续祭祀的观念中的香火，唐代的禜国门和州县禜门礼的整个过程没有规定要用到香。而到了宋代与神“沟通”的媒介发生变化。 上香成为皇帝与民众礼仪上的共同语言。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垄断了最高等级的祭祀，有权祭祀比臣民所能祭的更广泛的神灵，通过降香祈晴，皇帝的祭祀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感，其对祀神权的掌控得一次次重新确认和加强。  烧香在宋代成为各类祭祀必不可少的仪式组成，从祈晴仪式的视角，更能突出地反映出这一历史性变化，孔武仲的“丛祠斋浣夜焚香，解带投眠小簟凉。”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主祭官员将焚香视为祈晴中沟通神灵的物品，虔诚焚香必能“唤”来晴朗天气，香俨然是他们祈晴成功的秘诀和信心来源。 不断普及的香火加重了神灵选择中的“马太效应”，民间崇拜的神灵往往是这样一种模式：神灵在突发灾害中“显灵”，为民众扫除灾氛，事后民众报谢，为之增饰庙宇，便有了连绵不绝的香火。 香火为表，灵验度为里。神灵缺少从“显灵”事迹中得来的灵验，注定香火不兴；灵验度越高，香火越兴旺。 3、神灵官僚化与宋代祈晴 祈祷的对象不一定需要是所祈之事物的专职神，詹鄞鑫指出，古代求雨多向雨神的后台——上帝、四方神、山川神、龙神等祭求而不是直接面向雨神。 作为超自然官僚机构的一员，城隍神可以与雨的专司神进行沟通，从而停止降雨。在一次祈祷观音的仪式中，葛胜仲表达了他的寄望，“愿呵叱于雨师”，使降雨停止。 风伯、雨师一类的气象神属于道教神谱，自然是归道教大神管辖，苏轼《祈晴文》同样用中央下行文书来表现上神和雨官的关系，“盍敕雨官，遄止其淫”。  武雅士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神祇与信徒们隐喻着现实中的政府部门对民众的管理关系。 古代宗教内部似乎也具有官僚化的表现，道教大神行使科层化的管理，给风伯、雨师下诏，城隍、佛教神则是通过“人情”性质来劝告来止雨。 可以看出，“唯灵是信”有部分是将人间官僚体系的打招呼办事情的风气映射在头脑中的神灵世界中。 三、祈晴习惯和礼制张力除反对祈晴先祭当时通行的宫观寺庙外，还有些人反对祈晴用香和主张恢复禜门礼。除恢复祈晴先祈社和考量用香外，一些官员也主张恢复禜门，其中要数魏了翁态度最为鲜明。 他试图将方社禜门礼重新制度化：在《上两丞相乞以阴雨禜祭国门》中，他谈到，古代祈祷的礼典，是在“郊、宫、方、社”进行的，如果发生久雨，就举行禜祭国门礼。 到了后世，这种礼仪被舍弃了，而热衷于佛道的场所，已经习以为常而见怪不怪了，他在州郡间，还能看到一些前辈举行禜门礼，“而堂堂天朝乃不是之行”，他建议，发生久雨，按照《通典》先进行禜门，才算是“合宜”。 禜门的形式本身是符合《周礼》的，至于内在机制需要再仔细审视一下他的《禜门文》，文章中，他并不像张嵲一样表示致祭北门是为了闭阴启阳，其用意是借着城门之神，召来“羲公”即太阳之神，减弱了禜门的阴阳数术色彩。  魏了翁为蜀人，李新在四川做地方官，张嵲同样在川蜀地区任过职，这是宋代明确进行过禜门礼的一个共性，似乎这一带化礼为俗保留了这一旧礼。 庙宇、塑像的普及，对地方官和民众的人身观念发生一定变化，周代以来的传统，坛、神主并非是神灵的栖身之所，这样的神不可捉摸，每次祭祀，先要进行迎神、降神。 而到后世为神灵修建庙宇、塑像在一定意义上把神控制了起来，其工作和起居为人所安排，甚至婚姻生活也包括在其中。 神称为具体的、可亲近的事物，炽盛的香火和丰富的祭品使神“流连”，这样的人神关系更可以说是交换型的，并且称为了主导，原先的非具象的、拜物教的神灵形象及其祭祀方式自然失宠。 总结宋代雨雪灾害频发，对大到对社会、经济、国防安全等层面、小到对个人身心健康都会产生有害影响，出于这一综合性的威胁，皇帝、百官、民众都不能放任久雨灾情的发展。 在久雨初漏端倪尚不为害时，有责任感的统治者就要准备祈晴。但宋代开明的君臣都主张务实精神，单单依赖祈晴的务虚做法而不采取实际措施来拯救灾民，会遭致舆论的非议，正是得益于这种精神，宋朝建立统治者致力于救灾体系的完善。  到宋代，庙宇、香火、像设越发重要起来，通过为神修建豪华的庙宇，为其提供了“办公”和“休憩”的场所，神像则意味着过去神的缥缈状态。 一变而为可以捉摸、可视化的、具象的神，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神收编了过来。香火一方面是神的供奉，一方面又发挥着沟通人神的作用。 在“唯灵是信”的宗教意识下，社坛没有生动的显圣传说，坛前冷落无法吸引香火，香火不旺更造成社坛的冷落，也就无法成为祈晴的首选。 宋代，在官员、民众头脑里，模仿人世间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模式，构建出了“官僚化”神灵世界，人可以与风伯、雨师等神的“上级”、“同事”沟通，让他们命令或劝说气象神终止降雨，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宋代祈晴会变得同质化和边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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