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4年7月23日，经济学家韦森在第18期陆家嘴读书会——韦森：重读哈耶克的活动现场。
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体制转型逐渐展开，讨论社会变革的热点话题，相应变为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在人们普遍对更好的社会充满期待与热望时，哈耶克的著述被大量引进，受到大陆社会哲学家、政治哲学家们以及法学界的欢迎，出现了众人皆谈哈耶克的思想热潮。
若将其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相比，即可发现，“哈耶克热”是中国当代启蒙转折的标识。此前的思想解放，先从文学、文化开始，如萨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弗洛姆等被译介进来，西方的文化和文艺理论，被用于思想批评工具。而哈耶克及其著述，则把人们从存在的意义、人性的价值尺度，引向对社会秩序与政治体制的思考。
20多年过去了，彼时热切谈论哈耶克的时代思考者，其思想路径已经随着现实社会的变化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比如曾经从哈耶克著述中获得对自由市场信心的人，现在可能更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因为在大陆经济发展表面成功景象中，国家意志与市场的结合，看起来颇具中国大陆特色的美好。又比如，曾感动于哈耶克著述中关于现代国家秩序构建的人，现在可能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认为儒家与法治、民主有共通之处，相信它们可以相互滋养并共存而构建出一个更合宜的体制。因为哈耶克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传统，弃置后全然重建的秩序，是极为脆弱的。
之后，“哈耶克热”慢慢褪去，人们转向更为轻快的阅读、更为直接的现实讨论、更具利益诱惑的争辩时，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却在今年发出重读哈耶克的邀请，并于今年出版了新著《重读哈耶克》。
他认为此前“哈耶克热”中存在很多对哈耶克的误读，忽视哈耶克更为根本性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包括他关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基本原理，关于自由、法治、民主和宪法政治等现代良序社会运行基本法则的论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过度市场化，且又与完备的法治化市场经济存在距离，而人们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仍然持有期待，更应该重读哈耶克。尤须明白的是，哈耶克一生所宣讲的“自由、法治、民主和宪法政治”，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制度基础和制度条件。
哈耶克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
记者：你强调哈耶克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其次才是社会思想家。但其实，后一种身份以及相关著述，让哈耶克的观念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因为没有经济学的专业壁垒。
韦森：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哈耶克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其次才是一个社会思想家。哈耶克本人1974年与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也主要是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考虑到他们在基本经济理论上的贡献，以表彰他们“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上的深刻分析”。
实际上，在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哈耶克出版了几部理论经济学的著作，包括《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价格与生产》《资本纯理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由于这些著作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经济学界真正了解哈耶克主要经济学思想的人并不多。经济学界较多地只知道他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的思想，即从经济学与知识、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来论述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及其本质方面的论述，而很少有经济学界的同仁知道哈耶克是一个伟大的货币经济学家，更少有人知道他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方面有诸多重要的理论贡献。
记者：殷海光、周德伟、林毓生等知识分子，在接触哈耶克的思想后，都形成了共同的思考命题，即传统的现代化转变，但这种转变不是经济学层面的，这样一来，貌似很难说哈耶克是中国当代经济学界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对哈耶克的这种中国境遇，你如何理解的？
韦森：殷海光先生是个自由主义哲学家，他对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和论述，这完全可以理解。周德伟和林毓生二位先生都是哈耶克的及门弟子。林毓生先生是个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和在哈佛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先生的共同指导下完成了关于《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博士论文，较多精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因而很少关注其师哈耶克的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理论，这是自然的。
周德伟先生是中国当代一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也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时的亲传弟子。他曾在哈耶克刚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研究班，亲闻目睹了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周德伟先生很了解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不但自己有许多经济学著作，也写过许多专门文章介绍其师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并最早中文翻译过哈耶克的《自由宪章》。
但是，由于周先生在1949年后去了台湾，他关于哈耶克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介绍传播得不是很广。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知道他的人很少，读过其文章和著作的人则更少。故目前国内学界不了解哈耶克是一位经济学家，尤其是不知道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一点就不奇怪了。
作为思想资源的哈耶克
记者：从你的阅读写作来看，似乎要理解哈耶克的思想，必须要理解哈耶克对自由、法治、民主的相关论述，这是否是哈耶克在中国被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界往往忽视了这些看起来非经济的因素，而思想界则未能探入哈耶克的经济学。
韦森：我感觉哈耶克被误读，主要还是处在大家对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误解上，认为哈耶克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制度变迁中的“无为论者”。实际上，哈耶克绝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主张“小政府”的人，他更不主张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要人们无为而治。
恰恰相反，哈耶克一生特别注重人们观念的变化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早年到晚年一直是如此。当然，哈耶克一生反对政府直接用行政命令和运用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干预社会经济运行，而是主张要在宪法政治的框架下，用法治之法的规则来治理社会。而这首先需要政府自己要受到预先规定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则约束。
哈耶克在30年代与米塞斯一起批判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非可行性，晚年撰写《致命的自负》。实际上，他一生坚持认为，在整体上设计一个计划体制，来取代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是走不通的。这不仅会在经济上没有效率，甚至必然导致巨大的灾难，而且必定会形成一个集权政治体制。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由于人的理性和知识的有限，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和价格机制才能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才有人类社会的繁荣和经济进步。因此，人类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通过一个整体的计划和设计而建造出来的。即使构建出来，也会导致巨大的经济灾难和落后。
换句话说，哈耶克在60年代反复强调和宣讲“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实际上是在继续批判中央计划体制的非可行性，继续宣讲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形式。
记者：在讲到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时，哈耶克从来没有讲过这一切都应该是自发的？
韦森：对，哈耶克也并不主张不要政府，他一生反复讲，只有建立起法治社会，即“the Rule of Law”，政府用抽象规则和法律来管理社会，从而人们的自由得到了法治的保障，才能有市场经济的这种“自发社会秩序”的成长和扩展。在晚年的《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又提出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而不再用“自发社会秩序”这个概念了，更说明他的思想更精确和升华了。哈耶克一生的学术思想是逻辑一贯的和自洽的，尽管之间有些变化和发展，但他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社会学、历史观的观点是一致的，并没有多少矛盾和内在冲突。
哈耶克最伟大的、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几十年的著述生涯中，讨论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制度条件，其中包括自由、法治、民主与宪法政治等等。
记者：你对哈耶克所谓的法治（政府本身与任何公民一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尤其是宪法的约束，即the Rule of Law）在中国的实现的信心来自哪里？
韦森：只要看看我们国家和执政党的文件，包括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的《82宪法》和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以及我们最近提出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社会的许多正面的主流思想和理念，与哈耶克几十年的理论主张实际上并不矛盾，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被吸收进来，甚至说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
我们国家和社会各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些基本原理，但这实际上付出了几十年社会实验的沉痛代价！现在这些基本理念，总算慢慢变成了我们社会的共识而逐渐写入我们的改革纲领中去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民主、法治、自由这些理念已经为我们社会所逐渐接受，且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问题是什么是法治？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什么才是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基本理念我们今天还有些不清楚。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撇开所有的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均有可能十分确定地预见到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运用其强制权力，并根据这个预期来规划自己的事务”。
这里的意思是，法治不仅仅是政府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首先是且主要是政府本身要受到事先规定的宪法和法律规则的约束。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只有60多年的历史，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制度，或者说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走向法治、民主和宪法政治社会，至少在长期来看还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记者／陈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