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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铎（1645~1727)，号远公，又号朱华子、大雅堂主人。清．康熙时人。身出医门，家学渊源，著述很多，流传至今，不过《石室秘录》、《辨证录》、《洞天奥旨》等。至于《辨证奇闻》、《付青主女科》、《付青主男女科》，似为《辨证录》和《石室秘录》的别抄本。 发展水火学说 完善命门体系 温补学派肇始于东垣，倡导于薛铠、薛己父子，但在理论上均无发明创造。明。张景岳提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从而温补学说乃告初步成立，然而完备这一体系，应归功于陈士铎。他倡命门水、火有等同重要作用，不可偏废，并与五脏六腑等有机地加以联系，以临床实践验证理论，反之又去指导临床。如《石室秘录》卷四、论命门日：“命门为十二经之主………盖命门之经虽彰，而命门之主尚晦也………。命门者，先天之火也……人先生命门而后生心，岂可专重夫心乎？心得命门而神有主，始可以应物；肝得命门而谋略，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而能受纳；脾得命门而能转输；肺得命门而准（垣按准疑治误）节；大肠得命门而传导；小肠得命门而布化；肾得命门而作强三焦得命门而能决淡；膀胱得命门而收藏。无不借命门之火以温养之也。”命门火同属重要，而人不得肾水滋润也无生理，所以《石室秘录》卷一、全治法曰：“补阴之品多于补阳，然而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似乎多服补肾水之剂，尤为无弊也。”文论五行日：“何以见生不全生乎？肾生肝也，而不能全生肝木，盖肾水不一脏不取滋也。心得肾水而神明始焕发也；脾得肾水而精微始化异也；肺得肾水而清肃始下行也；肝得肾水而谋略始决断也。六腑也无不得肾水而后可以分布之也。肾经之不令生而无乎不生也。” 水火既非相容之物而确能并存于一肾之理，从东垣、立斋均未得以阐明，会稽景岳只从治疗原则上说：“善补阴者，宜于阴中补阴，无伐阳以救阴，善补阳者，宜于阴中补阳，无伐阴以救阳。”陈氏则有精辟的论述，《石室秘录》卷四：“命门者，先天之火也，此火无形，而生于水中。无水有形之火，水之所克，无形之火，水之所生。火克于水者，有形之水也，火生于水者，无形之水也，然而无形之火，偏能生无形之水，故火不能藏于水而转藏于水也。命门之火，阳火也。一阳而昭于二阴之间者也。此火宜补而不宜泻，宜于水中以补火，尤宜火中以补水，使火生于水而还以藏于水也。”填补了景岳等命门学说的不足，辨证的发展了这一理论。 重命门 重脾胃 中医治则，概言之即汗、吐、下、和、 温、清、消、补八法。简言之，不过补、泻而已。从积极的观点看，泻法当是主要的医疗法则。宋元以降对补的对象、范围意见分歧。陈士铎继承了张景岳的学说，在著作中贯穿着命门为脾胃之母的精神，如《石室秘录》卷二、终治法日：“终治法者，病已愈而为善后之计，故日终治。如伤寒愈后作何调治、中暑之后作何汤饮、中风之后作何将息是也。伤寒邪已退尽，正气既虚，理宜补正，但肾强脾弱，多食补剂恐能食而不能受，法当用补胃之药少而补脾之药多，尤不宜补脾之药多而补肾之药少。盖肾能生土而土能自生金，金旺则木有所畏，不致来克脾土，然则补肾正可以补脾也，方用熟地一两、麦冬三钱、五味子五分、白芍三钱、肉桂三分、白术三钱、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此方专补肾脾二经，不去通补各脏，各脏无有不治之也。”又卷四、论老少日：“人生肾气有余而后脾胃之气行………小儿纯阳，不宜补肾，不知小儿过于饮食，必致伤胃，久之伤胃而脾亦伤，脾伤而肺金亦伤、肺金一伤而肾水更伤矣………。”又卷二、热治法日：“呕吐不已……或下利不已……此等之病人，皆以为脾胃之寒，治其胃则呕吐可止，治其脾则下利可遏，然而终岁终年，服脾胃药而不愈者何也？不得其故尔。盖胃为肾之关，而脾为肾之海，胃气不补命门之火则心包寒甚。何以生胃土以消其谷食脾气不补命门之火则下焦寒冷，何以化其糟粕而生精微？故补胃必宜补肾，而补脾也宜补肾也。”又日：“而补脾大宜补肾中之火，盖肾火能生脾土。”足以说明，陈氏虽脾肾并重，而重命门是其主要的学术思想。 虚多实少 补法为先 受道家阴精阳火不可损伤的影响，温补派常过多的强调虚多实少的发病学说，陈氏也不例外，如“人实者少而虚者多………盖实者十百中二三人，而虚者遍天下。”(《石室秘录》卷二、实治法）这一观点贯穿于其内、妇、儿、外诸科之中，如；“产后之病，不可枚举，终以补气补血为主。”(《石室秘录》卷三、产后治法）又日；“小儿之病，虚者十之九，实者十之一，故药宜补为先。”又日：“小儿宜补不宜散，一言尽之矣。”又《洞天奥旨》凡例云：“疮疡…………必用补为主………故天师所传之方补多于攻。”更有甚者视解毒之银花为“纯补之味”。 强调地土 发展方宜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不一，民族众多， 习惯各异。因此，在体质上、发病学上有特殊的意义，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构成中医的特色。陈士铎发展了《素问。异法方宜论》的学说。日：“春宜疏泄，夏宜清凉，亦不易之法也，然而舒发之中宜用理气之药，清凉之内宜兼健脾之剂。”又日：“秋宜润肺，冬宜补肾。”顺时用药颇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辨治原则。在地土方宜方面日：“人有南北之分者，分于强弱也。南人之弱，不及北人之强也远甚。”又：“然而南人亦有强于北人者，北人亦有强于南人者，亦不可一概而论，然而纯治强弱，又断断不可，当观人以治疗，不可治南北以治强弱也。”论强弱的发生认为：“盖天下有偏阴偏阳之分。偏于阳者，虽生于南也强；偏于阴者，虽生于北亦弱。故偏于阳者宜用寒凉之剂。偏于阴者宜用寒热之品也。” 又曰“东南治法，东方之人与南方之人同治也者多，东南具系南阳之地，腠理疏泄气虚者多。且天分甚薄，不比西北之人刚劲，若照西北人治法治之，立见危殆矣。”又“西北人赋质既坚，休亦甚壮，冰水冷饭，不时常用，始觉快然，一用热剂，便觉口鼻两日火出，故治法与东南人迥别。”(《石室秘录》卷三）从理论至实际，并结合昼夜阴阳的变化，顺情为治，弥补了方宜学说的不足。 用药方面的成就 陈氏造方用药相当精炼，一方之成少则二三味，多则不过十一、二味。君臣佐使得当，遣药恰如其分，达到“贵精不贵多”,“有方有药”的精专水平。所用处方多系陈氏经验积累，并自订方名。如治疗鼻渊的温肺止流丹，妇科的完带汤、清带汤、退黄汤等，早为临床证实为行之有效的方剂。《石室秘录》卷一、偏治法，治胃水煎干方（元参、麦冬、熟地）无疑对吴瑭益胃汤有一定的影响。以《辨证录》为例，全书计用方剂1643首，其中古方计114首，占6.3%，陈氏自制方占93.7%。在具体用药方面有独到之处： （一）白芥子：前人多认为大辛大热，不宜多服久服。张景岳独倡“味厚气轻，故开导虽速而不甚耗气”之说，陈氏发展了这一学说，不但用于气虚，更用于血虚、阴虚。如《辨证录》卷二、中风门日：“白芥子消痰而不耗气，且能助补之药以生血，故始终所必需。但其力稍薄，不比半夏、贝母之力厚，是以必宜多用而不可少用也。”又血证门日：“去腐之滞痰，又不耗其真阴之气。”巧妙的与四物汤、小柴胡汤和四君子汤及六味地黄汤等加以配合，使补血、益气、舒肝等作用更加显著。陈氏对白芥子的应用遍及内妇儿外诸科，仅以《石室秘录》为例，全书载方635首，含自芥子者105首，占17.5%。《辨证录》载方1643首，含白芥子者90首，占5.4%，以《辨证录》内科为例，载方1192首，含白芥子者86首，占17.3%。 （二）白术：陈氏发展了陶弘景、汪琥等利腰膝间血的学说，并提出了“利腰膝间气”的论点。由白术治脾转而治肾，如《石室秘录》卷一、正医法曰：“肾经之病，如腰痛一症……此方之奇，奇在白术，乃脾经之药也，何以为正治肾经，不知白术最利腰膝。”又：“用白术以利腰膝间之气血。”其用药规律是：与姜、附同用以壮阳补肾、起死还欧，如还厥汤（《石室秘录》卷四、伤寒门）。与桂、附、姜相伍治阴寒、直中，如荡阴救命汤（《辨证录》中寒门）。与地黄、当归等同用以利腰膝间血，如胎动方。并谓：“熟地补肾水也，得白术则利腰膝而熟地不腻……得熟地则润泽而不至干燥”(《辨证录》腰痛门）。 （三）白薇：陈氏《本草新编》说：“白薇功用善能杀虫，用之于补阴之中则能杀療之虫世。用之健脾开胃之中则能杀寸白蛔也。以火焚之可以辟蝇而断虱。以水敷之可以愈疥而敛疮也。”以应用数量计，《辨证录》内科用白薇为方者22首，其中用于杀虫者计19方，占99以上，故曰；“白薇原是杀虫之圣药。”(《辨证录》翻胃门） 陈氏虽在医学上有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不足处。 一、崇尚玄学 荒诞不经 陈士译的《辨证录》、《石室秘录》“崇扰之”,“其魂魄守于尸旁，相去未远，苟以神术召之，魂魄即俯体而可生也”以及祝由等不经之言比比可见，岂陈氏未读《素问。五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此外陈氏之书托名神仙鬼授等皆损色之处。 二、持论公正 立法偏温 陈氏虽强调阴阳并重，承认寒者热之、 虚者补之等学说，然而在具体立法、方药上有一定偏爱一一温补。如“在泻之后，虽是火泻，毕竟宜补之。”又“盖气足则邪易出而汗发，世人见用人参便觉失色，非独医者不敢用，即病者也不敢服，相延不可妆药者滔滔皆是，安得布告天下医人，详察其病，溥而善用之也。”(《石室秘录》卷二、卷三）又“产后宜温补，不宜清理”，又“余治阳明火盛，往往凑功如响者，人参同不膏兼用而无偏重之势故耳，此余独得之秘。”(《石室秘录》卷一）均足以说明陈氏理论与实践有脱节之处。 三、强调正虚滥用补剂 陈氏歪曲理解《素问 评热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主张“外感………盖初起之邪，尚不敢与正气相敌，故一补正气而邪气自消。”又“伤寒初起之时，攻补兼施……不知伤寒初起，何畏于补。”又“虽有外邪，不可统作邪治当以补正为先。”又“凡有病发狂……似宜正治邪气为是，然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其虚，安问其余，此所以急宜固其正气。”这些论点实有偏颇之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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