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辟制，指汉代为应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辟制的内容主要有： 一是设置“中正官”，专门负责对官僚、士人、百姓等进行考察、甄别，并将其置于政府的监察范围之内； 二是利用“举贤良”、“孝廉”等方式，广泛吸纳人才； 三是征辟贤才，对有特殊才能和显著政绩的人予以任命或提拔； 四是实行察举制度，对民间人才进行考察与选拔。 其中，“举孝廉”是辟制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  中央官制汉代中央官制，在秦、汉的基础上，在理论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一是丞相制度。汉承秦制，丞相为中央行政机构的长官，同时又是丞相的主要助手。汉初，丞相由皇帝直接任免，而不受九卿限制。 到武帝时，逐渐形成了以大司马（大将军）为军事统帅、以大司徒（太尉）为行政首脑、以大司空（太尉）为监察长官的三公体制。 二是御史大夫制度。汉承秦制，御史大夫为朝廷最高监察官，可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以“监”、“察”两字为其职名。 三是太尉制度。太尉原是军职，在汉武帝时期成为一个独立的最高军事统帅。汉代还设置了刺史制度。刺史对地方的监察、督责和考核，均由皇帝直接进行。 在西汉时期，中央行政机构大致有三个部门：一是光禄勋。汉初，光禄勋为皇帝的侍从，主管御座前的饮食。汉武帝时，将光禄勋改为大鸿胪卿，管理礼仪、宴会等事务。 二是大司农。汉初，大司农是主管全国土地、户口、赋税的行政机构。汉武帝时，改为大农中郎将，管理国家财政和农业生产，并有权监督地方官员的事务。 三是廷尉。廷尉是皇帝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汉武帝时将其改为御史大夫。 汉武帝后，御史大夫地位逐渐下降。汉昭帝时，将大司农、大司空、光禄勋三卿并为大司空，将御史大夫降为大司马、大将军、丞相副官长。  察举制度察举制度是汉代重要的选官制度。它以中央为中心，以地方为基础，是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内容包括察举孝廉、茂才异等，由中央政府向地方基层组织进行有组织的征召。察举又分为乡举里选、公府征辟两种方式。 汉代察举制度对加强中央集权，选拔人才起了重要作用。察举制度的实行，使地方势力对官吏的征辟有所减弱，而皇帝的权力则更加集中。 对巩固统一政权和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察举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官吏选拔的范围，改变了以往官员选拔以地方为基础的状况。从地方选官到中央选官，加强了中央集权。 汉代选拔官吏，主要采取察举制。地方和中央都可以直接选拔官吏，使得出身、家世、品行、才能等各不相同的人，都有机会在官场上出人头地。 但是，随着察举制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弊端： 一是因察举不实而引起的冤假错案较多； 二是为了保证察举的公正性，由朝廷按察举人的家世、品德、才能等，对被察举人进行审查和考核。  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魏晋时期选拔官吏的制度。由当时的中朝政府选取一定数量的人员，在各地设中正官，作为当地士人的最高官员，负责审核当地士人的身份和才能，并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 九品中正制虽然没有解决汉代“任人唯亲”的弊端，但却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特别是中正官制度，提高了朝廷在地方上的统治地位和威信，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九品中正制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魏晋时期开始推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用人政策。 这种用人制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用人制度中存在的“任人唯亲”、“任人唯权”等现象，但却有一定影响。 如在魏晋时期，世家大族为了能继续在政治上保持地位，便将自己的子弟送入中央朝廷为官。这些人进入中央之后，在地方上也会得到重用，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这种现象的出现，势必会影响到国家政治的稳定。此外，魏晋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清议”制度，它是指那些以言论来评论朝政得失的人。 这些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为后来的唐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魏晋时期，由于世家大族垄断了国家官职，一些没有后台的寒门子弟只能通过“清议”制度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清议”制度虽然没有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但却极大地提高了士人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  察举孝廉察举孝廉制度是汉代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也是汉代政权实现顺利更迭的重要手段。它通过孝廉、茂才、秀才、贤良方正等途径，把有德之士选拔到各级政权中来。 孝廉，指孝顺父母、廉洁公正的人。孝廉是汉代对在孝行和廉能方面成绩突出的人的一种选录制度，也是对民间人才的一种考察和选拔。 茂才，指有才干但无孝廉身份的人。茂才又称茂才行，是汉代在地方上选拔人才的一种途径。 孝廉是汉代对民间有才能者进行的一种选拔和任用方式，被任用者称为孝廉。孝廉们被政府任命为地方官员后，由地方政府负责其日常生活和教育管理工作。  征辟制征辟，指帝王征召贤才、官吏选拔人才的制度。汉代征辟的方式，主要有： 1、贤良文学。即以《孝经》《论语》等为主要内容的经学博士。“贤良文学”通过选拔，可担任郎官等职务。 2、辟除。即征召某些官吏，使之为朝廷服务。西汉的征辟制，多选自郡国的察举之法。 3、举孝廉。即由郡国长官举荐，经朝廷考试录取而担任官员。汉武帝以后，又增设了察举孝廉、秀才等选官制度，并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4、辟除贤良文学之外的其他科目。如博士弟子出身者可从事教授学生和从事其他职业，县令、郡守以下官吏也可以推举人才为官，这就是辟除和辟除的内容。 汉武帝时，正式设太学，使学校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场所。汉武帝时，还兴办了察举制度，也就是在各地选取优秀人才，经郡国长官举荐而任职的一种制度。 征辟的对象：郡国的地方长官。在汉代，地方官的辟除、辟除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贤”，一类是“能”。 “贤”就是所谓的“贤良文学”；“能”则是指有实际工作能力和政绩的官吏。汉代中央还设有光禄勋、司徒、太尉等官职，用以掌管选官与选官事务。 汉代还有一种选官制度叫察举制，即地方长官每年都要向中央举荐人才，然后再由朝廷考察录取。  任子之法汉初，在人才的选拔与任用方面，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任子制度。所谓任子，即统治者采用种种手段，以获得官吏子弟的官位。 汉初，统治者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普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人的活动空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初曾一度采取措施限制商人的发展。 为了解决官吏子弟“游惰不学”的问题，汉初也曾实行过任子制度。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封建统治的加强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两汉统治者逐渐摒弃了任子制度。“任子之法”也随之废弃。 汉初推行“任子”制度的措施及影响，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一，采取“任子令”的措施，为“任子”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创造了条件。 在汉朝初年，统治者为了推行任子制度，曾采取“任子令”的措施。所谓“任子令”，就是对官吏子弟的年龄、财产等情况进行考核，通过考核而录用的制度。 例如：汉文帝时，大臣晁错曾建议：“令郡国守相察吏，必先察其子孙。子孙不能修学行仁义礼智，而专恃父兄之余财为业者，斥之。 其令郡国二千石官察吏，必先明其子弟。”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便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令郡国守相察吏，必先察其子孙；凡子弟尚在幼者应“选贤良文学之士为师”。  辟署制辟署，是指汉代官员的人事任免方式。辟署有两种情况：一是由皇帝下诏，“辟除不称职官”；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前者称“辟除”，后者称“辟除”。 汉成帝时，有一年因天旱无雨，成帝令“诏下廷尉以观其政”。 廷尉到了长安后，便宣布了成帝的诏书：“今岁不雨，是以上不能察下之情，而反求自出，用长吏之辟，欲以问事，问者恐其烦言，故不敢不言。请皆自辟”。 成帝下诏允许官吏向皇帝推荐人才，也可由皇帝直接任命。如成帝时曾任少府的匡衡、乐安侯张敞、大鸿胪杜乔等人就都是由皇帝直接辟除而授官的。 而这也是汉代辟署的主要方式。而辟署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由皇帝直接下诏，“辟除”官员。如汉文帝时，曾任大鸿胪的王尊、太仆的董贤等人就是由皇帝直接辟除的。 汉代实行的辟署制，主要是由皇帝直接辟除和任命官员，而辟署制度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这种制度对于汉代政治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随着汉代皇权的不断加强，这种制度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弊端。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对官员选拔标准过于宽松。由于辟署制，只要有钱有势就可以得到官职，这就使得很多人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官职，从而形成了官场腐败和社会上有钱无才之人众多。  总结综上所述，汉代通过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但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破坏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士农工商虽然在地位上有高低之分，但他们都属于“士”这个阶层，是贵族阶层的组成部分。 贵族阶层和士人阶层相结合，必然会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严重分化和权力斗争。同时，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也会对官僚制度构成严重威胁。 而且，由于汉代士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往往缺少“大局观”和政治抱负，这也必然导致他们缺乏对社会政治走向的判断力和判断力。这些负面影响也是汉代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官制史》，台北：林庆彰、吴兆宜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中国古代选官制》，罗志田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张宏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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