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越霞姑姑

◎张靖龄

越霞姑姑从十七岁走出故乡走上革命的道路，直到人生的尽头。她不仅是一个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一个胸怀博大的母亲！为了革命胜利，先辈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他们的下一代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我的老家在浙江省浦江县，父亲有一个他引以为傲的堂妹张越霞。他们两家同住城北，相距很近，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兄妹。父亲曾这样说：“别看她是个女娃儿，从小性格里就有一股倔劲。”在当时那个年代，缠足是长期束缚女性的封建恶习。一般女性从四五岁起便开始缠足，可越霞竟然反抗成功，缠了两次脚都被她剪断了缠脚布，自己解放了那双被摧残得红肿疼痛的脚。为此她的母亲当年忧心忡忡，无奈地叹道：“这么大一双脚，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然而她的母亲却绝没料到她后来不但嫁出去了，而且还嫁给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古。

这位我父亲从未谋面的博古，天资聪慧，性情刚果，富于情感，极具才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一个由爱国而走向革命、最终转向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共产国际的大背景下，左倾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遵义会议之后，博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他能知过即改，有认错改错的坚定姿态和博大胸怀。后来，他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参与西安事变的谈判，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巨大贡献。1941年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创办《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在党的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我仅从父亲的谈吐中略知越霞姑姑革命传奇的小片断。姑姑越霞从浦江到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父亲也正好在上海特志学院中文系就读。她常来父亲的住所探望，有时候她自己来，有时候带几个朋友一起来。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论国是，既有对黑暗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痛恨，也有对未来中国走向何处的探讨。让父亲记忆最深刻的是每当他们离开时举行的那个小小仪式：越霞姑姑把窗帘拉严，掀起一角观察窗外情况，如果没有异常，大家就一起庄严而肃穆地低声唱首《国际歌》。父亲就在那时学会了唱《国际歌》，追随共产主义信念的种子也是那时开始萌芽的。父亲感觉到这位堂妹与昔日在家乡的时候大不一样，熟悉又陌生。他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越霞姑姑是刻意来到大学做学生工作的，是为了给进步青年宣传革命思想的，但父亲从未说破，也从未向越霞姑姑求证。多年以后，父亲才知道当年越霞姑姑正是在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不禁对她肃然起敬。

当年年仅17岁的越霞姑姑一到上海，上级安排她住在北四川路永安里135号。楼下是个卖香烟、瓜子、洋火等的杂货铺，名为杂货铺，实则是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为安全起见，上级领导建议，越霞姑姑和同乡张纪恩（也是父亲最好的朋友）最好组成一个小家庭，便于开展工作。越霞姑姑听从组织的建议便与张纪恩结成了夫妻。她细致严谨地守护着党的机密要地。除了负责警戒，她还负责油印文件、文书、内部交通等工作。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面对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为了安全起见，中共中央机关经常需要搬迁转移。越霞姑姑与张纪恩在上海大约住过十多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他们搬进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住了约半年时出了大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向忠发叛变了，中共机关所在地随之暴露。1931年6月23号凌晨，突然传来急骤的砸门声，他们预感到来者不善，立刻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取下窗台上的淘米箩去开门。此时，一群外国巡捕和中国巡捕一起冲了进来，将越霞姑姑和张纪恩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抓走。当时越霞姑姑的衣袋里还装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叫罗小红的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的联络地址。越霞姑姑趁巡捕不注意，快速敏捷地把字条放入嘴里吞下，避免了一个同志的被捕。在侦缉队两次审讯时，越霞姑姑都机智地按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咬定说自己叫黄张氏，是刚从浦江来上海做工谋生的，是个不识字的乡下人。由于特务抓不到任何把柄，证据不足，越霞姑姑被关了半年之后由党领导的互济会保释出狱。这是越霞姑姑第一次入狱。而张纪恩虽然自称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但在向忠发的供词中出现了“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的名字，张纪恩被以“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抓。

出狱之后，上级安排越霞姑姑到天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10月，越霞姑姑重回上海，依旧是做党的地下工作，直到当年11月23日再次被捕。第二次被捕比第一次更加惊心动魄。这次是在找中共党员张世名接头时被捕的。当时张世名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这个住处已暴露，特务们在此埋伏，专门抓捕前来接头的同志。当时越霞姑姑以找人的名义前去敲门，里面的特务就立即冲出来要抓她。她意识到情况不对，以找错门儿为借口，转身就走，但还是被捕。走在她后面的张纪恩，见此情形，假装是个不相干的路人急忙避开，避免了两人同时被捕。这次被捕后，她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对难友和群众做教育说服工作，表现得特别坚强。她心里已经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觉得自己出狱无望，在狱中绣了一对枕头，上绣英文Merriment（喜庆），送给张纪恩和一位即将出狱的女同志。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交涉，越霞姑姑和一部分“政治犯”得以获释。出狱后越霞姑姑进入中共中央长江局任组织部做干事。越霞姑姑两次被捕后又脱险，经历了生死考验，显示了她的机智沉着、聪明果敢和对党的忠诚。后来，越霞姑姑与博古经组织批准，在1939年由董必武证婚结为夫妻。

1948年，革命胜利前夕，越霞姑姑给父亲来了一封简短的信，十分笃定地叮嘱父亲尽快辞职，在家等待“天明”。父亲毫不犹豫，立刻辞去了在国民党的工作。本来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的日子就很紧巴，仅仅依靠父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父亲辞职后，之前的一点点积蓄很快用完，母亲隔三差五地变卖家什，家庭生活拮据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我也成了每天去捡煤渣的孩子。所幸的是，这样的日子不长，我们终于迎来了重庆的和平解放。越霞姑姑联系了重庆有关方面，安排父亲去西南工业部培训班受训，结业后分配到重庆巿工商局工作。从此，我才衣食有靠地安心上学了。

大约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也就是越霞姑姑在中央工商局工作的时期，她来信说将要到成都视察工作，视察完就到重庆来探望父亲。父亲接到信后非常激动，不敢置信地一遍遍地看那封信，计算着越霞姑姑来的日子。盼望着的那一天终于来了，父亲带着我去了越霞姑姑住的宾馆。两人一见面就紧握对方的双手，久久地握着，噙着泪激动不已。这是他们上海一别三十载后的相逢啊！两个人诉说着别后这三十年各自的际遇和生活，千言万语难以说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越霞姑姑，那时我才上小学，记忆很模糊，印象中的姑姑，齐耳短发，戴着眼镜，身着深蓝色西装，非常干练。从此，我心目中的女干部形象就定格为姑姑那个样子。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于1968年9月患肺疾去世。

多年以后，张纪恩伯伯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长期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我去探望他时，他非常高兴。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起当年他与越霞姑姑在上海参加地下工作时的种种情形。这样我才了解到越霞姑姑两次被捕入狱又两次脱险的详细经过（以往都是父亲粗枝大叶地讲给我听），我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谍战片里拍的远不如真实世界里发生的那么惊心动魄。纪恩伯伯一直精心地保存着越霞姑姑送给他的那个在狱中绣的枕套，和越霞姑姑去世时新华社在1979年3月1日所发的电讯：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纪恩伯伯把一张越霞姑姑送给他的照片交给我，嘱我妥存。解放后，他们曾见过面，那时纪恩伯伯已是单身老人，他曾有过与越霞姑姑恢复夫妻关系的想法。而越霞姑姑为了照顾孩子们，未能应允，因越霞姑姑与博古结合后已育有一子名叫秦铁。博古在1945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39岁。那年越霞姑姑才35岁，当时延安女同志少，她端庄秀美，性情温和，完全可以另外组建家庭，但她出于夫妻情深，出于对孩子的关爱，全无改嫁之意。博古的第一任夫人刘群先，是我党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与博古一起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后，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一起赴苏联治疗。博古与刘群先育有五个子女。刘群先在苏期间生下她最小的女儿吉玛。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刘群先不幸遇难。吉玛被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抚养，直到1950年才被接回祖国。另外的四个孩子都出生在白色恐怖时期，当时的形势极其严峻，斗争异常残酷，不得已只能弃小家而顾大局，几个孩子都失散在全国各地，孩子们与亲人离散，受尽了苦难。直到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在越霞姑姑的努力下，才从全国各地找到他们，团聚到北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越霞姑姑牺牲自己的幸福，就是想尽量弥补孩子们童年缺失的爱，使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在他们的家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博古曾给他的两个儿子取了相同的名字，都叫秦钢。多年之后，两个秦钢聚到一起，为了区分，只得称大秦钢和小秦钢（大秦钢在上大学时，不幸染上肺病，于1956年去世）。最小的儿子秦铁，1940年生，是越霞姑姑所生。秦钢下面接下来是秦铁，那时我才明白，他所殷切期待的是让孩子们有一个钢铁般的意志来继承父业，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长女摩亚1933年出生于上海，出生五个月后，由于环境异常险恶，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只得骨肉分离，把她送到姨妈家抚养，几经周折磨难，直到解放后才回归家庭。她是一个从未见过父亲的孩子。次女1938年生，因为出生当天，正是《新华日报》成立之日，为纪念《新华日报》发行，取名新华。而最小的女儿，出生在苏联，取名吉玛，因为母亲需要住院治疗，她被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抚养。后来，母亲刘群先在苏联去世，父亲博古也因空难牺牲，吉玛直到1950年才被接回祖国。刚回国时，十岁的她，听不慬中文，不习惯中国的饮食。她的出生年份，竟然是多年后她自己借着到苏联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才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查证清楚。吉玛伤心地说：“我是一个没有见过父母亲的普通人，父母离我很遥远！”女儿摩亚和吉玛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父亲一面，又怎么能对父亲不陌生呢，又怎么能没有一点幽怨呢！

我退休之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里，对于越霞姑姑这个“红色家庭”才慢慢有所了解。我和他们的孩子有着同样的感受：既陌生又亲切，既遥远又崇敬。我深深地感叹于先辈们的巨大牺牲！越霞姑姑从十七岁走出故乡走上革命的道路，直到人生的尽头。她不仅是一个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一个胸怀博大的母亲！为了革命胜利，先辈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他们的下一代也作出了巨大牺牲。因此，我便产生了应该为他们写点什么的想法，而当我了解到与我差不多同龄的吉玛、秦铁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时，更加忍不住要写下这些文字，以寄托我对前辈无限的敬仰和深切的怀念！

【作者简介：张靖龄，女，1940年生，浙江省浦江县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兰州市工业研究设计院食品工业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