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朱海就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2023-05-08 12:24 发表于浙江王阳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知识人中最接近米塞斯与哈耶克的，如他的“龙场悟道”其实是悟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改变实际的方法，即通过每个个体的启蒙，自己行为的改变，而不是借助于政府权力来改变社会，这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他认为人都有“知”和“行”的能力，这与米塞斯“人有共同的心智结构”是一致的。 他强调“知行合一”，把认知与行动统一起来，也与米塞斯“理性与行动为一体”的观念是一致的，即都认为重要的是与行动相联的认知，而不是与行动无关的，如胡思乱想意义上的认知，后者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他们都是“行动本体论者”。 通过认知的改变来改变行动，从而改变社会，这个路径是对的，但问题在于王阳明的“致良知”对“良知”抱有过高的期望，而未能意识到“良知”本身不提供有关一个社会何以存在与繁荣的原理性知识（经济学知识），比如良知不能告诉一个人政府干预市场究竟是不是合理的，资本家赚钱，地主拥有很多土地究竟是不是应该被谴责等等。或者说，原理性知识，并不是天然地已经包含在人的良知中。 王阳明在“善恶”上做文章，如他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那么，什么是“善恶”，这就又回到人性上去了。然而，人性本身不提供有关善恶的标准，因为基于人性的“标准”是非常经验性的和随意性的。 善恶的标准，应该是上述“原理”。这种原理，可以称为“自发秩序的原理”或“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为经济学所揭示。把这一原理作为善恶的标准，是有“理论依据”的，因为对原理的遵循，会普遍地增进个体的幸福，而普遍地增进个体幸福，才是“善”的体现。 相比之下，“良知”不能为“善”提供标准，它只适用于熟人或特定主体之间，而不适用于“社会”层面。比如官员给他的某个熟人提供便利，这对他和熟人来说是良知意义上的“善”，因为他不提供这种便利，他在良知上会感到难过，但对社会普通大众来说，他的这种行为却未必是“善”。所以，社会层面的善，不能基于“良知”，而只能以上述“原理”为依据。 王阳明和他之前的大儒一样，都没有提供“社会”层面的善恶标准。他们不清楚，基于“良知”的善恶，不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即将人的行为调整到有助于促进社会层面的分工合作上去，也就是促进自发秩序的方向上去。因此，这种对于一个试图通过分工合作来实现繁荣的社会来说，它的善恶观必须转变，即从基于“良知”的“善恶”观，转向基于“原理”的善恶观。 这种基于良知的善恶观，由于不提供检验善恶的一般性标准，因此在这种善恶观与法治是不相容的。如前所述，“善恶”应该被视为一个功利主义概念，以是否增进普遍的利益为尺度，而什么才是增进普遍利益的行动呢？这不能由自己的“良知”说了算，而要看这种行动是否符合普遍的原理和一般性规则，即在社会层面，他的行动必须借助于原理和一般性规则来调节，而不能依靠“良知”来调节。 也就是说，使得一种行动具有增进普遍利益功能的，从而有理由被称为“善”的，是这种行为符合“原理”和一般性规则，而不是满足了“良知”的要求。我们不是反对良知所具有的调节作用，而是说，良知是不够的，良知需要辅以有关社会层面的协调如何可能的知识，即有关“原理”和一般性规则的知识。当把这种知识作为“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用来规范自己的“行”时，才是“知行合一”，才是走向法治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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